我很高興、且很榮幸，為我的朋友林媽利教授的書《風中的波斯菊》寫序文。
她的父親 (林新振,1912–1993)是著名的外科醫師，母親(吉武牧野，林媽基)是日本人。小女孩時期曾經在日本母親故鄉長大，1947年回到台灣，她想要繼承父親的事業，於1964年從高雄醫科大學畢業，隨即考上台大病理研究所繼續深造，後留校任教。之後到美國德州大學Galveston分校留學，1981年底回國，並在台北市馬偕紀念醫院擔任檢驗科主任。
那時台灣的捐血系統才剛起步，一半以上的輸血來自買賣的血液，沒有台灣人血型的基本資料，大多數醫院血庫沒有輸血前的標準化試驗。
林教授非常熱中於解決問題，自己寫了許多研究論文，而且努力培訓及指導後輩。她從大學畢業後，開始有研究論文登載於國際的醫學雜誌，之後陸續發表達108篇。最開始是臨床病例報告，繼之探討病理學的論文約10篇，以後就集中於有關免疫血液學和血型，包括台灣人的血型及血型抗體；ABO亞血型；新生兒溶血 症；亞孟買血型；Rh血型的特色及評估輸血前常規試驗的需要性；台灣人配合試驗的簡化；Ii血型；Lewis血型（Lea,Leb）；Kell血型；米 田堡（Miltenburger）血型；及提出其他與台灣人輸血相關，並相當廣範圍的問題寶貴報告。
後來，她的研究領域慢慢拓展到輸血後的各種感染症，例如輸血後肝炎的預防、組織抗原及血小板抗原系統的研究。而我深深感佩的一點是，她的研究論文大部分是 親自寫的，且都刊載在世界上最具權威的雜誌，例如「Vox Sanguinis」「Transfusion」「Blood」和其他相關世界一流的雜誌。 論文內容充實，有高品質，且林教授的英文能力又很好，文章簡明，使得她在國際上有很高的知名度。
對於林教授在去年SARS流行期間，在BMC Medical Genetics（2003年4月）發表的「冠狀病毒（SARS）和組織抗原 （class I）的關連」之論文，使我非常佩服和驚嘆。SARS的重症病患有高頻率的HLA-B4601，特別是重症的6例當中5例為HLA- B4601。在統計學上有意義，就是重症的SARS病患和HLA-B4601有關連。這種明晰的洞察力及果敢的行動讓我深深的感動。
她卓越的研究不但對台灣、且對於世界的輸血做了很大貢獻。對台灣來說，是推動台灣血液事業的發展，為了輸血的安全，使作業標準化，而且致力血庫醫師及工作人員的培訓及在職訓練。她在台灣和國際的輸血學會擔任要職很久，對台灣及國際輸血醫學的發展做了很大貢獻。
台灣在1992年，成為完全由捐血提供輸血的國家，日本則是1964四年由總理大臣（等於台灣的行政院長）宣布「今後應該廢止血液買賣的制度，改由日本紅十 字會作為捐血的推廣及中心」。在當時約10年中間，日本賣血人出現貧血、盛行肝炎、道德淪喪，所以日本國民殷切的期望捐血制度的建立，但因日本政府對國民是 否會真的去捐血，沒有多大的信心，所以遲遲沒有進行。但1964年6月，美國駐日大使Edwin Reischauer 在美國大使館前被一個罹患精神病的日本青年以短刀行刺，傷及大腿，引發大出血而被送到大醫院。在大醫院急救過程中，大量輸了買賣來的血液，救回他的生命。但正如醫療團隊擔心的，病癒後他得了輸血後肝炎，使日本政府大失面子，導致日本政府決心廢止血液買賣制度。1960年，在日本東京舉行亞洲第一次的國際輸血學會，大會共來了213位外國專家，其中有當時聞名的P. L.Mollison、R.R. Race、P.Levine、J.J.vanLoghem等人。當 時的日本輸血醫學水準落後歐美很多年，在日本開國際輸血大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刺激日本醫界向上。而我當時是大會的總幹事，被安排擔任招待 Van Loghem教授。Van Loghem教授當時是前任國際輸血學會會長也是發現血小板抗原的學者，他問我：「為何日本到現在還不做捐血？日本有 幾位輸血專科醫師？有幾位輸血專業醫檢師？醫學院課程中有多少輸血課程？」而我當時無法答覆任何一個問題而羞愧到滿臉通紅，至今還記憶猶新。36年後，1996年在日本召開的第24次國際輸血學會，使我有隔世的感覺和感慨。
林教授是1990年到1996年擔任台灣輸血學會的會長，1992年到1996年擔任國際輸血學會的理事，並在1999年擔任第10屆國際輸血學會西太平洋區大會的主席。
她不但是非常博學的學者，為人謙虛、可愛、美麗，也非常友善，在輸血醫學的領域被國內外學者所敬愛。
1991年11月，在台北市舉辦的台灣輸血年會，我受邀參加。會後林教授安排我和來自澳洲的前任國際輸血學會會長G. Archer、當時的國際輸血學會會長H. Gunson一起坐飛機到台灣東部花蓮市一日遊。看到20公尺高的斷崖絕壁，而嘆為天下之奇景，讓我畢生難忘。
林教授努力指導及教育後進，並完成中文的輸血醫學一書，她同時也喜歡畫油畫，有職業畫家的素養。最後我由衷祝福敬愛的林媽利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