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愛國的醫生黃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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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人撰- 摘自「紀念三位愛國的醫生:蔣渭水,郭榮桔,黃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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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公論報》20021126p.10《自由時報》12/4 5/20021245p.16]

黃聰美醫師,1937年生,父黃履鰲醫師、母楊金枝醫師。弟妹各兩位,弟名黃聲宏、黃聲義。
她於19637月和伊藤邦幸結婚,19861026日在富士山頂附近遇難而亡。事跡見下:


黃聰美醫師於1937年出生在雙親都是醫生的台南基督教世家。出生後不久就隨著父母到日本渡過人生的第一個十年。戰後不久她就又隨著雙親回到台灣來。在完成了中學教育之後,她就隻身重渡日本就讀於東京女子醫學大學。畢業後就再進入京都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那時她結識了一位在同校攻讀哲學博士的日本男友伊藤邦幸。為了與黃聰美結婚,這位朋友竟然也同意黃聰美雙親的要求去就讀醫學。這對情侶終於在 1963 年的7月完成了終身大事。在1967年黃聰美取得博士學位的同時,她的夫婿也從醫學院畢業。

在家裡黃聰美有弟妹各兩位,兩位弟弟與她的年齡比較接近。她的雙親在日本的期間就對故鄉的種種表示了關懷,也常常把他們的家當為台灣人的宗教和政治活動的場所。戰後不久在東京的台灣人便在黃醫師的家裡成立了最早期的台灣同鄉會。回到台灣之後黃醫師也繼續把家門打開做為各種集會的場所。所以黃聰美和兩位弟弟從小就對台灣人的代誌受到耳濡目染之功二二八事件發生的當時,小小的心靈也必定得到潛移默化之效。更有甚者,在1966年剛從台大醫學院畢業而在服役的二弟,突然從金門的軍隊裡傳來「黃聲義預官自殺」的噩訊究其因,必定是弟弟的秉直個性看到不義的事就會挺身指責,因而不能見容於長官所使然。可惜也可恨,一條才26歲的寶貴生命就這樣子被國民黨「畏罪自殺」 掉了。想來在15年後陳文成教授的遭遇竟然是黃聲義醫師命案不折不扣的翻版 !) 經過這個極其哀悽的切身之痛以後,黃聰美對台灣人不幸的命運有更深刻的了解並且暗自下了決心要盡一己之力參與從事改變台灣人的命運的活動。

弟弟的枉死發生在 1966的年底,黃聰美剛好在 1967 年也開始工作。從此她便以「井上魯鈍」的假名訂閱在日本發行的《台灣青年》月刊。就在這時候她也開始做「出錢」的善舉,一直到逝世為止。她以假名訂報並非顧慮到自身的安全,而是要以這個匿名做幕後的樂捐。雖然訂費每年僅需一千二百元,她一次卻寄一萬元,而且每月都寄碰到手頭比較緊時,就只寄五千 但在比較寬裕的候時就寄三萬。 1971年他倆夫婦接受「日本基督教海外醫療協會」的指派到窮鄉僻壤的尼泊爾做醫療服務共六年。在這六年期間,物質生活再怎麼緊,對《台灣青年》的捐助卻未曾中斷過。 1977年回到日本之後,夫妻兩人開始在一家醫院工作,薪水自然比以前多了。在得到夫婿的同意之後黃聰美每個月有了她自己 的「零用錢」,因此也開始以五萬元的鉅款每月按時捐給《台灣青年》。就這樣子繼續捐到 1986 年因不幸意外死亡為止。那時她芳齡才49,實在真沒彩,也是真嘸甘

去世之後,未亡夫才發現這些年來先妻給《台灣青年》樂捐的秘密。接著他就寫信並附帶一百萬元的支票寄給《台灣青年》。在接到突來的惡訊之後,《台灣青年》便刊出了一篇極其悲憤的「我們都哭了」的紀念文是的,從1967年到1986年的19年間,黃聰美從未間斷過的愛台灣的熱誠表現在鉅額的捐款,必定對所有《台灣青年》的工作者產生很大的鼓勵作用,而且 也因而加快了台灣人邁向出頭天的速度。如果一個月以一萬元計算,黃聰美在19年之間至少已經捐出了 228 萬元。如果從 1977 年開始換算為每月捐五萬的話,其總額將達 660 萬元之譜,又如再加上遺贈的一百萬就變成 760 萬元了

雖然出生在醫生世家,黃聰美從小的生活就非常樸素 稍長之後也從不打扮,不裝飾,也不穿漂亮的衣服。上大學與結婚之後仍然保持著非常簡樸的生活。當她每月以上萬元的金額樂捐的同時,每次為了她自己花的錢卻不超過十塊錢 難怪在要離開尼泊爾回日的時候,有一位共事的當地護士竟然把她自己的一件舊大衣送給黃聰美,其理由是「因為日本的氣候比較寒冷」之故試想,七百多萬元的捐款足可買到好幾千件的上好大衣,可是她從來就沒有為自己買過一件

在此讓我加進一段有關的往事吧。黃聰美克己為台灣的超凡之舉,讓筆者聯想到早期到台灣的西洋傳教師們,他 們都在本國受了高等教育之後志願來到人地生疏,水土不合的異鄉做長期的奉獻。除了傳福音之外,憑著個人的專長,也做醫療,教育,扶導等工作。退休之後有的甚至繼續住在台灣,死後也埋葬在台灣。其中的一位梅甘霧牧師 (The Rev. Campbell N. Moody, D.D.,1866~1940) 的善行更令人難忘。梅牧師克己待人的程度就和黃聰美一樣,以致於有一位傳教師同事曾對信徒這麼說過,「梅牧師的衣著與粗食很像英國的乞丐」 可是他郤時常為地方上建造教會的事工而獻出鉅款。比如說,為了彰化教會的建築他就捐出了 4500 元。在當時這筆錢可以買到五甲的上好農地。同樣的,他也捐助了不少其他教會的建造。同時,遇到有困難的會友,他也常在暗中資助。又,日據時代的火車分三個等級,梅牧師外出時都只買三等的車票,投宿時也都找三等客棧。當有人問他為什麼這麼節儉時,他答道「我如果坐三等車住三等旅館,兩年之後節省的錢就可以建一間教堂」。 更難能可貴的是,他講話的時候常把「咱台灣人」這句話掛在嘴邊 這位牧師生平寫了十來本書,而大多數是有關台灣的教勢和見聞,因而也得到母校的榮譽博士學位。 他在台灣工作二十多年,後來因為健康欠佳而不得不離台回到蘇格蘭的故居。在他故居的床前還掛著帶回去的枯乾的甘蔗和佈道時使用的樂器等物在思念台灣看啊,梅牧師和黃醫師的足跡是多麼美好啊

1993年一群熱心的台灣人在美國成立了「黃聰美紀念基金會」,也稱「聰美姊紀念基金會」並發行《台文通訊》。在《太平洋時報》也有一塊不定期的「台文通訊園地」。這些活動都用來紀念故人也用來激勵還活著的你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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