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啟明撰 《台灣教會公報》 3452期 2018年 4月23-29 日 p.14 特別企畫 我屬於誰？  

所謂「身分認同」，聽起來抽象，卻是每天生活都必須思索的問題。我是誰？我屬於哪裡？我的角色為何？要怎樣明白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若缺乏認同，就沒有根，沒有歸屬感。尤其對台灣而言，400年來總是不斷追求主體意識；對生活在本地的基督徒來說，重要議題則是關於如何實踐信仰、回應上帝。

特殊的認同時期

在台灣歷史上，1895～1945年的日治時期，可能是一個身分認同最具張力的時代。在政治上，因為條約的割讓，大多數人不得不成為「帝國的臣民」；在宗教上，當人們改宗歸信，則成為「天國的子民」；在生活上，因為與土地緊密相連，漸漸認知自己是「台灣的住民」。我們若從一些前輩牧長的傳記和回憶錄當中，即可一窺他們矛盾掙扎的心路歷程，例如當時的口號「傳道報國」，究竟是指哪一個「國」呢？

不但如此，日治末期受到戰爭影響，政府為集結國力而推動一系列的「社會教化運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新體制運動」。總督府的宗教政策也從初期「放任溫存」、中期「制度整備」進入後期的「宗教統制」。當時基督教傳入台灣已超過半個世紀，此一特殊時期，基督徒的信仰內涵、國家意識、民族概念與政教關係均產生結構性的變化。在這變遷過程中，跨越社會與教會處境的基督徒如何因應？其角色與認同有何變動？在在都值得探究其意義。

有鑑於此，筆者近期著作，即以歷史研究為基，輔以文化研究中有關認同、延續與斷裂等理論和概念，嘗試究明日治末期大環境遽變時，台灣基督徒的身分認同，以及基督徒的歷史、文化、教會與政治等經驗，並探討戰時體制下台灣人基督徒與外國宣教師的角色和功能。

自居天國子民

初步研究成果發現，1930年代中期，由於政經文教大環境相對穩定，台灣基督徒的宣教事務有所拓展，南、北教會都經歷一連串的奮興運動。南部教會慶祝設教70週年的同時，基督徒從歷史、政治及聖經義理中獲得榮譽感和信心。繼之，邀請中國佈道家宋尚節巡迴講道，其強調悔悟改過、疾呼認罪重生，影響頗大。北部教會則在青壯神職人員的發起下，進行教會自立的「三年運動」。在奮興運動中，基督徒群起響應投入，其深入討論教理意義、經驗生命改變，使基督徒秉持積極進取的觀念，認為自身對教會和社會的發展帶有責任，應同時謀求教會和社會的進步，進而堅定身為「天國子民」的信仰認同。

面臨皇民化運動困境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在輿論鼓動下，台灣有「皇民化運動」的展開，其中影響教會最大者有三，其一為振作國民精神，在殖民政府「舉國一致、盡忠報國、堅忍持久」的口號下，基督徒認為應忍受苦難，在「非常時」奉仕（強調服務、不計報酬）教會、傳道報國。其二為「普及國語政策」，基督徒開始在報刊文書、集會講道與教會學校漸漸使用日文，部分傳教師受認定為「國語家庭」。其三為宗教風俗變革，在寺廟整理、家庭正廳改善等措施下，台灣人頓失信仰依靠，基督徒則希望藉機協助和傳教。1940年國際局勢緊張，日本對外政策更加嚴格，外國宣教師移交財產後，被迫離台，台灣基督徒開始必須自立擘劃，並進行人事改組。同時，1940年正逢日本開國的「皇紀2600年」，官方乃利用節日慶典遂行國民精神教化及國家統合動員。台灣基督徒參與一連串的「內地之旅」，進而肯定國家的強盛、日本基督教的進步，一時使「帝國臣民」的國民認同達到高峰。

「台灣住民」意識覺醒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總督府高舉「臣道實踐」、「犧牲奉獻」，成立「皇民奉公會」，將國家、神道、天皇與日本精神緊密結合、神化，不僅壓迫傳統宗教習俗，更擴大動員台灣社會。台灣人起初以「傳道報國」的態度順應體制，但日本人卻主導成立社會組織「台灣基督教奉公團」，驅使基督徒協力國策、配合戰爭。宗教組織上，台灣人本欲加入「日本基督教團」，但日本人以「手續不完備」、「非獨立教區」為由駁回。後官方人士介入，��過宗教統制法令成立「日本基督教台灣教團」，文教局與教團得以影響教會行政與學校醫院等機構。禮拜儀式與信仰教義方面，基督徒難以抗拒皇民奉公運動的威壓，陸續面臨「國民儀禮」、「鍊成會」與「勤勞奉公」等困境。基督徒遭懷疑、被監禁；教堂被徵用，戰火熾烈時聚會幾近停擺，基督徒無奈受迫，身心靈飽受煎熬。日治末期基督徒面對前所未有的政教張力，與日本人互動時多採順服被動的態度，卻未獲得地位的平等，頗有被歧視和差別待遇之感，在受苦處境下，喚起身為「台灣住民」的民族認同，終戰時已調整好其「祖國意識」，和一般台灣人並無二致。

信仰標準？政治標準？

神學與教育方面，1930年代台灣人赴日攻讀神學蔚為風氣。在世代交替下，前輩承接外籍宣教師，後進則深受日本神學傳統的影響。台灣人學成後，陸續引進諸如重視人性的自由神學、高舉上帝的辯證神學，且展開激烈的「教會觀」論爭。顯然地，他們受到日本教會界的影響，不亞於英國和加拿大的母會。主日學方面，則因日本教材輸入，產生競合現象，日語教學漸為主流，教材大量採用日文聖經和祈禱文，部分課目甚至有「忠君愛國」的氣息。主日學的教育內容在聖經、羅馬字與日語之間擺盪，常遭批評，少有檢討課程是否符合身心發展，以及內容究竟是順服信仰或政治的標準，歷史處境值得台灣基督徒反思。

要之，戰爭前後基督徒的信仰認同並未改變，始終認為應傳道報效天國使命，不曾被國家神道動搖。但政治認同並非固著狀態，而是因應時局呈現游移、流動的現象，且常有徘徊在台、日與中國之間猶豫掙扎的經驗。基督徒認為傳道報效國家是其社會責任，但最後卻在殖民地的苦難中進行信仰反省，從國族發現矛盾，找到對斯土斯民的認同。基督徒的身分認同，是各個時代都必須回顧、詮釋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