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仰恩撰 《新使者雜誌》86期2005年2月 p.22-25 台灣教會人物檔案

女學堂的老照片

自1996年左右起，透過郭德士教授（John E. Geddes，前淡江大學歷史系教授，也是加拿大長老教會駐台宣教師，前後在台灣44年）的介紹，我所負責的台神史料中心陸續接到一批為數不少的老舊相片，內容含括許多早期台灣宣教師和地方教會的活動，特別有很多是淡水女學堂在草創時期所留下來的珍貴相片。當時郭教授只告訴我是一位住在多倫多的侯太太借給我們掃描存檔用的。後來，我慢慢才知道她就是侯書德牧師娘，心裡很感激她的好意。

那時，我只讀過侯牧師過世時友人所寫的紀念文章，但卻對侯師母毫無印象。後來，她曾一度返台，也來過台神，但因我出國而錯過會面的機會，一直要等到2000年秋天我受邀至多倫多諾克斯神學院（Knox College）擔任駐院訪問學者的半年期間，才和這位蘇祐美女士（Mrs. Leone How，即侯師母）有經常的接觸。漸漸地，我深為她的故事所感動，得知她從一位加拿大宣教師的女兒成為一位無名海外宣教師的心路歷程。在經過幾次緊密的訪談後，我開始整理起她的故事。（註）

成為宣教師的女兒

蘇祐美1928年6月10日出生於彰化基督教醫院，因母親難產，所以在別人的介紹下，她的父親蘇耀就帶著母親到彰基尋找醫術高明的「紅毛醫生」。就這樣，她很幸運地被「老蘭醫生」（David Landsborough, 1870-1957）所救治。她的父親原本在台中經營一家業務遍及全台的通運公司，但因受到世界「經濟大恐慌」的影響，導致公司破產而搬遷到彰化。祐美生下後，因為家裡子女眾多，她母親隔床的產婦在產下一死嬰後向她要孩子。當時，在彰基擔任護士長的加拿大宣教師烈以利姑娘（Isabella Jane Elliot, R.N., 1881-1971）聽到她們的對話，就勸蘇母不要輕易捨棄孩子。結果，蘇母對烈姑娘說：「妳若願意收養她，我就送給妳！」

因此，祐美成為烈姑娘的養女。不過，她仍會抽空去探望她原生的家庭，她是蘇家十位子女中的第九位。「祐美」這名字來自烈姑娘原本為她所取的英文名“Eunice”，出生後就用它在日本戶政事務所登記。在彰基住一年後，她轉到彰化新樓裡的「姑娘樓」和烈以利及安義理（Lily Adairs）兩位姑娘同住，並先後就讀彰化教會幼稚園和南郭小學校。1935年中部發生大地震，姑娘樓被日本政府宣布為危樓，她們就搬到北門，暫住在即將退休的劉忠堅牧師（Duncan MacLeod）家裡。1940年，當所有的宣教師都被日本總督府強迫返國時，烈姑娘試圖帶祐美一同返回母國，但日本政府以祐美是日本臣民為由加以禁止。 烈姑娘只好於1940年11月由基隆返回加拿大。

烈以利姑娘是多倫多市愛金苑（Agincourt, Scarborough）人，出身蘇格蘭早期移民的家庭。她在紐約法拉盛護校畢業後曾擔任一段時間的護士，後來為了投入海外宣教工作，在多倫多的女宣教師養成所（Deaconess Training School）受教育，並於1911年受派到北台灣的馬偕醫院服務。1925年當加拿大長老教會因「教會聯合運動」而分裂時，她全家都加入「加拿大聯合教 會」（UCC）。兩年後，她接受老蘭醫生的邀請，轉到彰基服務，當時一起南下投入英國長老教會工作的加籍宣教師還有安義理、金仁理兩位姑娘，以及劉忠堅和 吳威廉兩個家庭。1940年返回加拿大後，她先在女宣道會所屬的瑪狄森醫院（Matheson Hospital）工作，1942年返回多倫多後，又在伊利莎白皇后醫院服務到七十歲退休為止，1971年過世於愛金苑家中。

從分離到重聚

在日據末期這段分離期間，祐美被交給烈姑娘的一位護士學生「金鑾」照顧，她也是許鴻模牧師的弟弟許鴻樑醫師的太太。當時，許醫師借用姑娘樓作為診所和住所。然而，因為他們無法兼顧祐美的生活，加上因宣教師的牽連而常引來日本祕密警察的騷擾，祐美的生父和哥哥就將她接到西螺附近的油車去住。在油車讀完小學後，她又到台南的長榮女學校就讀三年半，加上二次大戰後又讀了兩年，獲得高中畢業證書，成為戰後第一批畢業生中的一位。

當時，長女校長劉主安得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學校長的首肯，讓長女畢業生得以到該校就讀。祐美志願前往，同行的還有台灣名仕紳林獻堂的姪女淑賢。原本吳秋微醫師的女兒也欲前往，但因體弱未克成行。祐美的旅費和學費由烈姑娘負責，但抵達南京後因為她的北京話不夠好，必須先研讀一年語言。沒想到，不到三個月，共產黨就從北方揮軍南下。在那混亂急迫的情勢中，當時也在南京就讀金陵神學院的賴炳烔牧師就帶著祐美搭乘飛機返回台灣。

返台後，因為無事可做，杜道理姑娘（Dorothy Douglas）就邀請她於1948-53年間在純德女中協助英文教學，杜姑娘教高中部，祐美教初中部。1953年1月17日，經過三、四年不斷申請簽證後，祐美終於在烈以利姑娘的贊助下，離開台灣前往加拿大。她和烈姑娘一起住在愛金苑，並且在悠娥學院（Ewart College，前身為長老教會女宣教師養成所）讀書，前後三年。

和侯書德成婚

1956年6月，祐美和台灣來的神學生侯書德在諾克斯神學院結婚。事實上，兩人相識已有一段時日，最初是在長女的音樂演奏會上，當時書德仍是長榮中學的學生。因此，早在1949年祐美已經和書德在台南訂婚，部分是出於媒人的介紹，但雙方也互有意思。婚後不久，因為悠娥學院的學生增多，在院長羅斯登（Rosdent）的邀請下，他們夫婦就在該院擔任舍監的工作，一直到書德在諾克斯神學院完成最後兩年的學業為止。

侯書德出身台南太平境基督長老教會，是台南仕紳侯全成先生十位子女（五男五女）中的第二公子。他 1927年4月2日出生於中國大連（當時侯全成在該地當醫生），後來和弟弟書文、高俊明牧師，以及蔡培火的獨子蔡敬仁在日本青山學院讀書，且一起住在東京的蔡家。二次大戰後返台，曾就讀長榮中學一年，逐漸發展出對哲學、文學和神學的興趣，也和朋友練拳擊、柔道，玩橄欖球、踢足球。他原本計畫到台北的台灣大學讀書，然而，在戰後二二八事件的陰影下，他的父親禁止他前往。於是他留在台南就讀成功大學，1951年從建築系畢業，接著在台北的公路局工作三、四年， 然後才申請到諾克斯神學院修讀神學。

書德於1954年9月來到多倫多。抵達當天是勞工節，學校放長週末的假，諾克斯神學院的院長葛連（J. Stanley Glen）幫他搬行李到寢室，他錯以為葛連是管理員，還拿了一個25分的硬幣要當小費給他。等到隔兩天上第一堂課，他唯一聽得懂的英文字就是「聖經」和 「耶穌基督」。就這樣，在周遭幾乎沒有其他台灣人的情況下，他開始了他的神學教育，1957年完成了神學士學位，接著又讀了一年的碩士課程。

投入加拿大原住民工作

自1958年起，書德被派到安大略省肯諾拉的哮歐湖保留區（Shoal Lake Reserve, Kenora），就此投入加拿大原住民的工作。在這一年半當中，加拿大長老教會提供他一艘十馬力的船，他就到處去關顧當地的原住民。當時祐美仍在多倫多大學的幼教學院讀書。1958年4月29日書德在肯諾拉的第一長老教會封牧，成為駐在哮歐湖保留區的宣教師。二次大戰結束後，加拿大原住民族因為爭取自我權益的關係，對白人採取不信任甚至敵對的態度，白人牧師很難在原住民當中工作。沒想到，侯書德牧師夫婦卻填補了這個空缺，成為台灣人駐在加拿大原住民當中的 宣教師。

1959年9月他們轉到多倫多市郊的皇家公園（Park Royal）牧會兩年，1961年11月國內宣道會幹事繆羅博士（Dr. Munro）再度派他們到莎士卡其旺省的亞伯特王子（Prince Albert, Saskatchewan）的印第安保留區工作。祐美師母形容，從華氏36度的多倫多到零下36度的亞伯特王子，幾乎令人難以消受。就這樣，他們開始 在密斯塔瓦西斯（Mistawasis）保留區工作。因為有兩個幼子（海倫2歲，約翰6個月大），加上保留區缺乏可用的飲水和衛浴，祐美就先和孩子住在15哩外一個叫做狸斯特（Liest）且人口僅約五百人的小鎮，前後四年之久。書德牧師則駕著一輛福斯金龜車在崎嶇的山路上奔波。

1966年起，因原本也在原住民當中工作的模爾博士（Dr. Muir）退休，他們就接下在北莎士卡其旺中會裡的瓦比頓（Wahpeton）和克魯威爾（Crutwell）兩個保留區的工作，開啟了所謂「三責任教 區」（three-point-charge）的宣教模式。他們總共在亞伯特王子工作了十七年，為此諾克斯神學院於1981年頒授榮譽神學博士 （D.D.）給侯牧師，而他總是謙卑地戲稱自己只不過是隻「死鴨子」（“Dead Duck”）。

其後，經過1981-82年的進修假後，他們遷到大學城莎士卡屯（Saskatoon）去關懷都市原住 民（多數來自密斯塔瓦西斯、瓦比頓和克魯威爾）。在十年（1982-1992）當中，他們成立原住民關懷團契，每週日下午兩點借用莎士卡屯城西教會舉行聚 會。1991年10月，在一趟訪問美、加兩地親友的長途旅行之後，侯牧師感覺腹部疼痛，結果檢查出是肝癌，五個半月後，他於1992年5月2日過世，享年 六十五歲又一個月，葬在莎士卡屯的林地公墓（Woodlawn Cemetery）。

台灣教會對侯書德夫婦相當陌生，因自1954年出國後，侯牧師僅於1979年9月因母親病重回台一次。 母親不久去世，他在台共停留一個月。除此之外，從1958年畢業起，他們夫妻倆幾乎是全然投入加拿大原住民的工作，毫不懈怠，也從未抱怨。他們所過的生 活，就像當地原住民一樣，既原始又簡陋，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得到他們的認同與接納。

加拿大原住民有個傳統習俗，每當家裡有親人去世，親友就會連續三天三夜聚集在喪家，守護在死者的身旁， 稱之為「守夜」（wake，即「守靈」之意）。所有親友一起唱詩、祈禱、述說故人往事，以此紀念死者，也讓喪家親友認識過世的親人。即使是在氣溫零下四、五十度的寒冬裡，侯牧師夫婦也都會陪伴在這些原住民身邊，與他們同擔哀傷與苦難。任何原住民若有緊急事故， 不管夜多深，他們也毫不猶豫地前往協助。在他去世之後，加拿大政府和長老教會為了紀念並推崇他在原住民保留區的宣教精神，於1992年設立了「侯書德牧師紀念獎學金」，作為原住民教育基金。

侯書德夫婦育有一女兩男，大女兒海倫和她先生都是律師，兩個兒子強納森和彼得都是工程師，分別在黃刀 （Yellowknife）和溫哥華工作。祐美師母於1995年搬到多倫多，和女兒比鄰而居，住所距離長老教會總會事務所不遠，平日生活清閒平淡，含飴弄孫，但是她非常關心台灣人的事務，也努力將身邊的相片、文物整理出來。從一個被宣教師領養的台灣女子，她掙脫了典型「台灣養女」的疏離悲苦命運，成為一位卓有貢獻的宣教師太太，更是在幕後默默犧牲貢獻的無名宣教師。

註：本文的資料來源，除了其他引用的文獻外，主要是根據筆者分別於2000年9月15日、10月13日、 10月19日等在多倫多蘇祐美師母的寓所進行的訪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