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棘焚而不燬——高俊明牧師的信仰與實踐

王昭文撰  本文發表於第6屆蔡瑞月文化論壇「追求公義　承擔苦難」，2012年6月9日。

引言

小時候在家翻相簿，注意到父母還是大學生時在花蓮參加「勤勞營」的照片，其中一張是家父和一位陌生人合照，兩人都是勞動裝束，穿著白色背心、捲起褲腳、戴著斗笠，那位拄著鋤頭的陌生人高瘦、滿臉落腮鬍，照片旁寫著：「我與林肯」。經家父解釋，才知道這位「林肯」，原來就是當時的玉山神學院院長——高俊明牧師。他那高瘦而滿臉鬍鬚的形象，真的有幾分像解放黑奴的美國總統林肯，參加工作營的學生們於是給了他這樣的綽號。

一位神學院院長，竟然跟這些義工學生一起勞動，而且還被他們沒大沒小地取綽號？幼小的我覺得非常迷惑。平常所見的學校校長都是那麼有派頭、高高在上，這位校長卻如此不同？後來才知道這間學校很不一樣，這位校長也絕非一般的校長。

當時高俊明牧師才三十歲出頭，已經擔任數年玉山神學院院長。 這所訓練原住民傳道者的學校，設立多年一直因為沒有固定校園、資源缺乏而呈現不穩定的狀態， 在他出任院長之後，終於在花蓮鯉魚潭畔覓得建校土地。

如果你今天拜訪玉山神學院，一定會讚嘆鯉魚潭風光明媚，道路寬闊，交通算是方便。然而近五十年前，此地非常荒僻、幾無人煙，沒水沒電。玉神的校地位於山坡上，地形崎嶇，建設不易。今日所見的美麗校園，是由師生一起慢慢一鋤一鋤、一鍬一鍬建設而成。從院長到學生，大家一起勞動，上午學習聖經、下午拓荒開墾。 那種艱難，很難想像。這樣的生活，高俊明牧師過了十三年。原本他打算就這樣過一生的，但是上帝要給他更重的擔子——成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總幹事，在威權政治過渡到民主政治的關鍵年代，帶領二十萬信徒經歷重重壓力與考驗，為義受逼迫，甚至受監禁坐黑牢。

高俊明牧師最為人所知的形象，是1980年代為了愛台灣、護衛人權而成為「良心犯」。當時他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總幹事，他是代表長老教會而遭受政治迫害。1970年代教會連續發表了三篇關懷國家時局的宣言，讓國民黨政府飽受壓力，政府和教會的關係日益惡化，高牧師也因此受到當局監視，差一點被捕。隨著黨外運動的興起，長老教會和黨外運動都成為政府眼中釘，於是在美麗島事件黨外人士遭到大逮捕後，政府以「藏匿要犯」為名逮補高牧師，將長老教會和黨外人士一起整肅。

高牧師口述回憶錄（胡慧玲訪談執筆，望春風出版社出版）以《十字架之路》為題，因為他一生都在實踐耶穌的教訓：「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從我。」（馬太16：25）努力體貼上帝的意思，而不是照人的想法去活。甘願為義受苦，面對磨難始終保持安靜穩定的態度、對他人不斷施與慈愛。這種生命姿態，在現時的台灣是少見的。

本篇則以「荊棘焚而不燬」來說明高牧師的精神，典故出自《出埃及記》第三章，摩西在山上看見一叢荊棘燃燒著，卻沒有燒燬，感到非常特別，趨前去看，上帝就和他說話，呼召他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這是與上帝相遇的記號，也是受召帶領人民走向理想國度、擔負責任、艱苦奮鬥的開始。「荊棘焚而不燬」也是長老教會及改革宗教會的標記，宗教改革時期法國改革宗教會率先以此為教會的記號，象徵教會不畏迫害，在上帝保護下堅立不搖。高俊明牧師作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象徵人物，其言行經歷正表現出勇敢承擔、不畏迫害的精神。

信仰的養成

高俊明出身於一個重要的長老教會家族。他的祖父高長是台灣第一批受洗的基督徒之一，不久後成為台灣首位本地傳道者。高長的兒子們都是醫師或牧師，其中第三個兒子高再得醫師，就是高俊明牧師的父親。高牧師的母親侯青蓮，長老教女學（現在的長榮女中）畢業，婚後在教會事工上非常活躍，重視教育和社會服務。高再得醫師和侯青蓮女士共育有十三名子女，高俊明排行第十二。

這個家庭自然是充滿了基督教文化氣息。除了每個禮拜天到教堂做禮拜之外，全家每天晚上還會一起「家庭禮拜」，父母和兒女輪流讀聖經、吟唱聖詩、禱告，長達四、五��分���。這樣敬虔、嚴肅的信仰生活，對小孩來說，並不是很舒服的事情，但長久下來��薰陶出律己、向善的人格，指出自己追求信仰、建立信念的道路。

日���時期許多重視兒女教育的家庭，都把孩子從小送到日本去讀書，高家兄弟姊妹也是如此。1939年高俊明牧師小學校五年級，就赴日本讀書。他說自己小時候貪玩，功課不好，而且體弱多病，父母相當包容、保護。他因為最要好的表兄侯書文要去日本，就要求一定也要去，所以在姨丈蔡培火的照顧下，成為小小的留學生。

在日本期間，求學並不算順利。中學入學考試失敗，不得已去上夜校，在夜校中看到同學半工半讀的辛苦情況和求學的心志，終於有所體悟，收拾起愛玩的個性，考進青山學院中學部就讀。

然而，此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讀到二年級學校就宣布停課，學生都被分配到軍工廠工作。在這種環境中，每天目睹戰爭和死亡的恐怖，許多人因為不知明天會如何，而過著縱慾的生活，他反而開始思考：「人生是什麼？」開始接觸各種宗教思想，最後，仍然是在基督教信仰當中，找到自己的立足點。他讀新約聖經以及內村鑑三的《求安錄》特別感動，又相當喜愛托爾斯泰的作品。

內村鑑三（1881-1930）是日本的「無教會主義」基督教思想家，主張只要信靠基督、不必任何制度儀式就可以成為基督徒，不一定要受洗加入教會。 著作甚多，創辦《聖經研究》雜誌。他留學美國回日後任教於東京第一高等學校，1891年發生「不敬事件」——他因為拒絕向「教育勅語」致敬，而被說成「國賊」，招致排山倒海的責難、被迫離職、生了嚴重的肺炎，不久妻子又因為積勞成疾過世。後來他主要擔任《萬朝報》的專欄作者， 日俄戰爭開戰前高唱「非戰論」，又反對日本直接移植西方式的基督教，和政府及主流基督教會一直有衝突。他被視為「國賊」，卻始終對日本抱持極大的愛國心，只是他的愛國方式和軍國主義、天皇崇拜的愛國不同，他認為愛國就是要盡一切努力讓國家走在正道上，國家是為了實現基督教真理而存在。他熱情、真誠面對信仰，「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給自己帶來無窮的麻煩，一生吃很多苦。但就像聖經裡的先知，他的言行成為重要的信仰素材，後世不斷加以討論、學習。

托爾斯泰（1828-1910）是俄國著名的文學家，長篇小說《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妮那》、《復活》等的作者。他除了是偉大的作家之外，對哲學、宗教和社會議題也有自己特殊的見解，甚至形成了「托爾斯泰主義」。「托爾斯泰主義」的主要內涵是：根據新約聖經福音書的教訓，悔改認罪，不斷透過道德實踐滌清自己的靈魂，徹底實踐「愛所有的人」、寬恕、「以善勝惡」。托爾斯泰出身貴族家庭，擁有大量田產和農奴，他很早就實踐把土地分給農民的計畫，到晚年更打算放棄所有財產，思想越來越激進。他反對所有現代文明，對國家、教會、戰爭、婚姻，都有深刻的批判。自己下田耕作、穿自製的粗布衣裳、學做鞋。「托爾斯泰主義」影響了俄國革命的發生，在各國亦有不少追隨者。

主導高俊明牧師人生抉擇的價值觀，可以說就是出於敬虔的基督教家庭文化、內村鑑三擇善固執的信仰形態、托爾斯泰禁慾、捨己、博愛非暴力的道德意識。後二者代表20世紀初激進、敬虔的基督教思想，是基督教信仰與現代社會、國家意識等對話的脈絡中產生出來的、對現實社會具批判力道的思想。

奉獻的人生

戰後回到台灣，高俊明在長榮中學繼續求學，更認真迫切追求真理。過度刻苦、禁慾的生活，一度使他大病一場。在中學階段，開始認真參加教會的事工，又到收容貧病者的「愛護寮」及肺病療養所「清風莊」去當義工。他從一位生活優渥、注重外表的少年，慢慢蛻變成外表樸素、內心堅強、有無比意志力的青年。透過大量閱讀學習，鞏固自己的信念；親身與無助者相處，體會自己的使命。於是，去讀台南神學院、裝備自己成為傳道人，成了必經之路。

台南神學院在戰爭中關閉，直到1948年才復校， 高俊明牧師成為戰後第一屆學生。1949年起由甫自英國回台的黃彰輝牧師擔任院長。

黃彰輝（1914-1988）是台灣第一位留學英國的神學人，是「基督教普世合一運動」的重要推手，以開啓「實況化神學」（contextual theology）的思考進路著稱。黃彰輝1949-1965年擔任台南神學院院長期間，努力爭取本地教會和國際社會的支持，將台南神學院從一個只有十七名學生的小神學院，經營成為東南亞最大的神學院。黃彰輝注意到台灣已經步入工業化社會，而邀請關注社會變遷的美國宣教師來教導學生如何了解社會、如何在「實況」中宣教。幾位英國、美國的宣教師擔任神學院教師，將民主政治的概念、人權意識灌溉給神學生。

高俊明決定就讀神學院，是為了想要依照托爾斯泰主義過一種奉獻的人生，並不想當牧師。他原先希望能夠辦孤兒院，但卻在畢業前夕，因為聽到原住民地區嚴重缺乏傳道人，而轉變了方向。他想：向原住民傳道，是一條比辦孤兒院更窄、更少人走的路，上帝的旨意可能在此。於是他志願成為山地巡迴傳道，主要在屏東、高雄地區活動。四年後，他按立為牧師，1957年受邀擔任玉山神學院的教師，並在同一年出任院長。其大致的狀況，在本文開頭的「引言」已有提及。

高俊明牧師長期與原住民相處、教育他們，但他說他從原住民身上學到更多東西。他說：「台灣的原住民是偉大的民族。我自己身上也留著原住民族的血，我的祖母朱鶯是白河岩前人，是平埔族的和安雅族，這是一個小小的族群。」他很欽佩原住民的生活智慧，稱讚他們美好的歌聲、社區中互相照顧的機制等等。「對待原住民，愛與尊重是最基本的，將他們當成我們實實在在的兄弟姊妹。不要有傲慢與偏見。」

高俊明牧師30歲時經人介紹、與李麗珍女士結婚。她的親生父親是許水露牧師，養父李識情也是一位牧師，自幼成長於基督教環境中，並受很好的教育。1951年她和妹妹隨挪威籍宣教師袁姑娘（Miss Kiriten Hagen）前往日本留學，一方面協助袁姑娘四處傳道。她原本打算學習袁姑娘，不結婚，全力為主做工。後來，她訂下的條件是：結婚對象必須是傳道者，而且在山地傳道。這些條件，正好高俊明牧師吻合，雙方在共同的人生目標下，決定攜手共度一生。「奉獻的人生」，是乘以二的奉獻。

重新思考教會的社會責任

台灣的基督新教教派，長老教會傳教最早、信徒人數最多。1865年英國長老教會差派宣教師馬雅各開始在南台灣傳教，1872年則有來自加拿大的長老教會宣教師偕叡理（馬偕）以淡水為中心展開工作。 兩個宣教組織各自建立教會行政組織、教會醫院、神學院和教會學校，並各自成立中會（後改為南部大會、北部大會）。1912年「臺灣大會」成立，南北各派代表組成議會，翌年南北教會聯合稱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在聖經翻譯、聖詩編輯等工作上通力合作，但仍維持本身的組織、各有宣教區。戰時南北大會曾經聯合成立「總會」，但隨即被併入「台灣教團」。戰後經過一番努力，1951年重新成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

長老教會的組織基本上是「民主代議制」，每間教會由會友選出「長老」和「牧師」組成「小會」，小會推派代表參加「中會」（以地區或族群等為範圍的議會），中會再派代表組成「總會」。總會是最高代議機構和治理機構，定期召開議會議決重要法案，又設有總幹事和總會事務所，執行總會的各項決議，領導整個教會的宣教策略、決定發展方向。

1970年高俊明牧師被選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第十七屆議長。此時是多事之秋，總幹事鍾茂成堅辭，身為議長的高俊明牧師被推選為總幹事。對他而言，這並不是計畫中的生涯，也不是他想要的，但正如之前山地傳道、到玉山神學院任職，他服從上帝的旨意，擔負別人不願意做的事情。

1970年最棘手的問題是：要不要退出「普世教協」（WCC）？這個組織是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合作團體，等於是基督教界的聯合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是會員之一。當時中華民國政府認為「普世教協」是容共團體，因為WCC接納共產國家的教會為會員，還建議聯合國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政府要求長老教會必須退出WCC，不斷向教會人士施壓，教會內為此而產生爭論，最後竟然在1970年的總會年會表決通過退出案！後來高俊明牧師努力與各方溝通，終於在1980年重回普世教協。

「退出普世教協」一事，讓不少教會人士認識到國民黨政府的霸道獨裁，並發現必須全教會一起認真思考「誰是主」、「教會為誰存在」等信仰問題，釐清教會的立場。於是1971年總會年會中通過「重新闡明我們教會的信仰與信息」案。主要內容是：相信基督是世界的盼望、唯一的救主；教會是屬基督者的團契；基督徒必須秉著愛心、為公義和平而努力；相信在基督裡有革新、和睦與勝利的盼望。這樣的信仰反省，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往後參與各種社會關懷、發表聲明的根基。

經過15年的討論、修訂，以這個文件為基礎， 1985年通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告白教會連結與本土、與受苦的百姓站在同一陣線。在這15年間，發生了很多大事。長老教會發表了三個宣言：「國是聲明」 （1971）、「我們的呼籲」（1975）、「人權宣言」（1977），和政府的關係越來越緊張，接著發生美麗島事件、高俊明牧師被捕。

1970年代的台灣，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接著邦交國逐一斷交殆盡，連最親密的朋友美國也在1978年宣布斷交，台灣越來越被國際孤立。在這種局勢下，台灣人都感到焦慮不安。當時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威權統治下，反對黨尚未形成，民間很難有異議之聲，更沒有足以代表人民心聲的團體對國際發聲。與國外有較多聯繫、容易被國際社會接納的教會團體，於是成了人民心聲的發送管道。

針對中華民國被迫放棄聯合國席位、美國開始與中共建立關係危機，台灣該如何自保？在1971 年底，長老教會發表了〈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以基督信仰為基礎，申明基於人權立場，反對任何勢力出賣台灣，並強調台灣住民有權決定台灣的命運。在對國內的建議上，具體提出政治革新的訴求，呼籲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這份聲明原先是由跨教派的「中華民國教會合作委員會」草擬，但擬好後，除了長老教會之外，大部分的教派都說不能簽署，因此最後是由長老教會單獨提出。

〈國是聲明〉提出後，國民黨政府大為震怒，氣氛變得很緊張。參與草擬宣言的人都有心理準備，可能會遭到迫害，所以好幾個人都寫好遺書。總會辦公室遭到監控，總幹事的住處也被監控，包括電話監聽、四處竊聽、跟監、佈置線民隨時報告等等，又以各種威脅、利誘、分化的手段，試圖瓦解教會人士的立場。1972年初，熱愛台灣、敢言的英國宣教師彌迪理牧師，簽證期滿後被趕出台灣，成為「國是聲明」的祭品。

1975年長老教會再發表〈我們的呼籲〉，再度「以愛心說誠實話」。內容分為兩部份，一是向政府的建議，一是向教會呼籲。向政府建議的部份，包括：維護憲法所賦予人民宗教信仰之自由、突破外交困境、建立政府與教會間之互信互賴、促進居住在台灣人民的和諧與團結、保障人民的安全與福利。對教會的呼籲方面，包括：發揚誠實與公義之精神、促進教會內部團結及堅守教會立場、謀求教會的自立與自主、建立與全世界教會密切的關係、關心社會的公義問題與世界問題。

從〈我們的呼籲〉的內容可以窺見「國是聲明」之後政府對長老教會施加的壓力，但壓力越大，越多教會人士感到必須站在信仰的立場上，一次又一次站出來陳述主張，為維護最基本的人權，不惜付上代價。

身處政府和教會的衝突之間

1977年8月，美國準備與中國「關係正常化」而派國務卿訪問中國前夕，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擔憂台灣將陷入被中國併吞的危險，因此發表〈人權宣言〉，對象為「美國卡特總統、有關國家及全世界教會」，內容提到為：「 我們要求卡特總統繼續本著人權道義之精神，在與中共關係正常化時，堅持『保全台灣人民的安全、獨立與自由』。面臨中共企圖併吞台灣之際，基於我們的信仰及聯合國人權宣言，我們堅決主張：『台灣的將來應由台灣一千七百萬住民決定。』為達成台灣人民獨立及自由的願望，我們促請政府於此國際情勢危急之際，面對現實，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這篇宣言明確提出台灣前途自決的主張，並出現「新而獨立」的字眼，嚴重觸犯當時的政治禁忌，遭到打壓圍勦，開始有人將長老教會與台獨勢力畫上等號。「新而獨 立」這個詞從此成為長老教會的印記，長老教會頂著它參與台灣民主化的歷程，「關心政治、主張台獨」成為社會大眾對長老教會最鮮明的印象。

1970年代的台灣民主運動 （黨外運動），由書生論政與地方選舉結合，在對抗國民黨政權時，「民主化」與「本土化」成為相輔相成的目標，因為國民黨政權在台灣不僅是壓抑民主化的威權 體，也帶有外來殖民統治的色彩。身為外來政權的國民黨，最怕的就是不能控制本地社會，因此在教育中灌輸大中國意識，打壓台灣認同。在當時的統治集團眼中，「台灣」比「民主」更為禁忌，因為「民主」至少還是這個「反共政權」對外宣稱的價值，台灣認同卻可能引發排斥外來政權的效應。在政府強力教育下，有些 人連提到「台灣」兩字都覺得不安！當時部份長老教會人士在政治意識上與推動民主運動的黨外人士有相當類似之處，但在黨外運動仍迴避台灣認同議題時，長老教會勇敢踏出了第一步，將民主改革與台灣前途結合在一起，可說是充滿「先知性」的作為。

根據1978年4月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人權宣言〉的 進一步澄清解釋�����老教會當時所主張的並非推翻中華民國體制的台灣獨立，而是溫和地促請政府實踐民��自由與法治的理想、時時革新改造社會，並爭取國際地位。也就是說，〈人權宣言〉並不等���台灣獨立宣言，而是主張透過民主政治確保台灣公民基本權益。

〈人權宣言〉發表之後，長老教會受到不少干擾與壓力。《台灣教會公報》經常寄不到訂戶手中，刊載〈人權宣言〉那期幾乎都在郵寄途中失蹤。國民黨社工會找教會領袖溝通，希望在宣言中寫明反對美國與中共建交、表達將協助政府維持現狀 、不要提「新而獨立」，但是教會領袖不讓步。

除了政府的打壓，因為主張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民共同決定，左派團體也發動對長老教會的鬥爭，在《夏潮》雜誌上大打基督教在台灣的禍害，詆譭長老教會。《台灣教會公報》舉出事實一一批駁。另外，其他基督教派別也展開對長老教會的批判。同屬長老宗的中華基督教長老會信友堂發表公開信，指〈人權宣言〉是「故意挑撥人民與政府的情感，製造叛亂，甘受共匪利用......為魔鬼留地步，置大陸八億受苦難同胞於不顧，而且使得一向分別為聖的教會，竟成為魔鬼活動場」，要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撤回該宣言。長老教會總會做了誠懇的回應說明，強調：「中共企圖利用各種手段來併吞台灣，使台灣一千七百萬人民的人權受害時，我們有良知愛同胞的基督徒應起而為人權奮戰，不願屈服於中共的威脅......萬一中共真正要侵佔台灣，使我們受到壓迫，你們願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及其餘一千七百萬人民共同死守這塊土地、同受痛苦嗎？......教會在任何時代應該扮演先知的角色，不應學習假先知的口氣在危急的時候還說『平安』、『平安』。」

身為教會的領導者，高俊明牧師在〈人權宣言〉發表後，遭受到空前的壓力。依照長老教會的制度，這項聲明須在1978年3月的總會年會上追認，才能算正式代表整個教會。總會年會開議之前，一些報章雜誌開始批評長老教會，警察到教會監視牧師舉動、教官約談團契學生、情治人員也時時找牧師、長老談話，並策動部分牧長在總會中反對人權宣言。總會開議前五天，內政部還發函給長老教會：「貴會少數人士，歷次冒用總會名義，發表聲明、呼籲、宣言等政治主張，危害教會和國家利益，顯已超越貴會傳播教義之目的與純正活動之範圍，應予以告誡糾正。」

同時，這一年總幹事任期屆滿，必須改選。國民黨派人勸說高牧師到國外去，不要再續任總幹事，但他不為所動。盡管國民黨使盡各種方式阻撓，總會開議後，仍然順利通過接納〈人權宣言〉，顯示〈人權宣言〉已成為長老教會主流意見，成為長老教會自我認同的指標。而總幹事續任案，也以壓倒性勝利的票數順利通過。過程中，會議氣氛非常緊張凝重，議長還特別把表決方式由舉手改為秘密投票，讓議員可以不畏監視，依照自己的良心投票。

總會通過〈人權宣言〉後，立刻有風聲說政府即將逮補高俊明。他遭到24小時跟監，在有人預告他將逮捕他的那天，監視更緊。美國宣教師花祥（Dan Whallon）夫婦和女宣教師包佩玉開車到高家，把他們夫婦載往台灣神學院，甩開跟監的車輛，接著讓他們住到花牧師家。這段期間，外界都不知道他們夫婦的下落，海內外探詢的電報、電話不斷，紛紛關心高牧師是否被政府逮補。最後，政府受不了壓力，終於傳話叫他回去總會上班，暫時不捉人。

高俊明牧師在〈人權宣言〉發佈的當天，已經準備好遺書，開頭這樣說：「我無論遇見何種慘事來離世，也應當感謝讚美上帝，因為祂的旨意是美善的，祂的慈愛永遠長存。」結尾則是：「但願全體親人朋友都能愛台灣、愛世界、愛和平，來榮耀上帝，造福人類。」他早就準備好從容面對最糟的狀況。

愛與勇氣

暫時被放過的高牧師，在美麗島事件之後，捲進「藏匿要犯」事件，被捕判刑，在監獄待了四年三個月。

1979年《美麗島雜誌》把黨外運動推到一個高峰，該年12月10日在高雄舉辦人權日活動時，數萬群眾遭到憲警包圍，政府宣稱當天發生群眾毆打憲兵和警察的暴力事件，隨後展開全台大逮捕。《美麗島雜誌》相關人士紛紛被捕，但最活躍的總幹事施明德逃了許多天才被捕。施逃亡期間，透過友人向高牧師求助，高牧師聯絡林文珍長老提供庇護處，就這樣，高牧師、其助理施瑞雲、林文珍等人，都為此事而坐監。

高牧師堅持主張：基於信仰，愛護患難中困苦的人，責無旁貸。「耶穌說，人為朋友而放棄生命，沒有什麼愛是比這個更大的。」身為牧師，無法拒絕走投無路者的求助，即使明知自己會為此而被判刑，也無法有其他的選擇。這個事件中他最痛心的是牽連林文珍、施瑞雲兩位單純的女性坐牢。在法庭上他懇切要求，由他個人負起全部責任，他願意付出性命、財產，來換取同案其他人的自由。

高俊明牧師自認為被捕、被判刑的真正原因，主要還是因為長老教會1977年發表「人權宣言」，主張台灣應該成為「新而獨立的國家」，觸犯了國民黨政府的禁忌。此外，他一直努力要讓長老教會重新加入普世教協，也讓當局不快。藏匿施明德一事，不過是當局迫害長老教會及高牧師的導火線。

之前政府準備逮捕時，花祥等外國宣教師把高牧師夫婦藏起來，他的失蹤引起國際人士的關注，這次真正被捕，更是立刻成為國際焦點，關切、聲援隨之而至。另一方面，此事件對教會造成的衝擊非常大。然而，自1971年起政府的施壓、外界的批評，反而讓長老教會內部凝聚出「為了公義要勇敢堅持」的共識。總會立刻召開臨時總委會，發表「牧函」肯定高俊明牧師的作為，並發起在各地舉行臨時禁食禱告會，又堅持保留他的總幹事職位。之後數年，總會年會開議時，都在台上擺一張空椅子，表明總幹事尚在獄中。《台灣教會公報》持續不斷報導高牧師的情況、刊登他從獄中所寫出來的信件，總會數度通過議案呼籲當局放人。

面對政府的打壓，不畏權勢不受利誘，勇敢堅持真理，教會的信仰反省更深刻、更為團結，高俊明牧師和台灣長老教會在那幾年間的表現，成為美好的見證，深受普世教會、國際關心人權的人士推崇。

在台灣社會，高牧師和長老教會不和政府妥協的行為，引來兩極評價。在國民黨幾乎操控所有媒體的時代，長老教會被指為反政府、不愛國、「以宗教干涉政治」，其他的基督教派大多與長老教會劃清界線。但另一方面，1970年代中期開始發展的黨外運動，則將長老教會視為盟友，在推動台灣民主轉型的過程中，相互扶持。高牧師及美麗島事件的被告站在法庭陳述時的表現，讓許多原本對黨外運動不關心甚至反感的人們，內心產生巨大轉變。高牧師無私、捨己的形象，贏得許多人心，促成更多人開始了解威權政府的不義。

荊棘焚而不燬

高牧師在獄中的日子，像一盞燈進入黑暗角落，照亮了以往不曾見光的角落。他認為被關也是上帝美好的旨意，那裡原本是任何宗教力量都無法進去的，和尚、牧師都不行，但他身為受刑人，反而可以在監獄中傳福音。在獄中，他天天安靜讀聖經、禱告、早晚吟唱聖詩，對其他人有很大的安慰。

在獄中，他收到全世界各地寄來的信，並時常給家人寫信。因為監獄規定信件的字數限制，這些信都短短的，像簡潔的講道篇，信息非常清楚，充滿鼓勵的言辭，繼續不斷關懷教會的發展和走向。

對艱苦的獄中生活甘之如飴，還找出許多好處。這就是典型的高牧師。他不但將監獄當成修道院，也是非暴力反抗的操練場。他在獄中曾為了要求讓林文珍保外就醫而絕食抗議，引起很大的迴響。

在監獄外，台灣的民主政治正在寫下新的篇章。在許多領袖人物紛紛被捕之後，黨外運動仍然繼續有發展， 由辯護律師、美麗島事件家屬代替原先的黨外明星參選中央民意代表，獲得空前的勝利。高李麗珍師母也出來選立委，可惜以極微小的差距落選。

高俊明牧師坐牢期間，高李麗珍師母幾乎等於他的分身，關懷其他受難者家屬、參加各種國際會議，從隱身家庭內的主婦，蛻變成活躍的社會行動家。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是 「世界歸正教會聯盟」（ WARC）會員國之一，美麗島事件之後，該聯盟總幹事拜訪台灣，密切關注此事，對台灣教會給予高度的支持聲援 ， 高牧師娘在1982年被推選為該組織的中央執行委員。高牧師娘從此在普世教會的機構中受重用，除了WARＣ之外，又進入亞洲基督教協會（CCA）的主席團、亞洲教會婦女協會等。她也投入設立「義光教會」的工作。

高牧師坐黑牢一事，反而促使這對夫婦做出更徹底的奉獻，在苦難中保持信心，做出美好的見證，將基督福音帶到原先想像不到的地方。 他們不斷強調這些經歷讓他們體會「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羅馬書八：28）

高牧師被判刑七年，於1984年坐牢滿四年三個月後，得以提前出獄。之後國內外邀約不斷，希望親眼看見他、聽他講話。他先回到工作崗位，以一年時間了解當時台灣的情況，隔年才開始巡迴各國，進行好幾百場的演講。

1982年高俊明牧師在獄中寫了一首詩：〈荊棘被火燒〉（台文： 莿帕互火燒 ） ，勉勵受到政治壓力的教會。這首詩，道出了高牧師「堅持向善」的精神，也是那個時代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徒彼此鼓勵的話語。在此轉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聖詩》內的文字版本（台文）：

愛與公義

林義雄先生在《高俊明牧師回憶錄》序言中提及自己在監牢中與高牧師當鄰居的「緣份」：「讓我在最艱困的時機，相遇最高貴的靈魂。……他以一種堅毅質樸的風格，自然而然的將一個傳道者的信念和愛心，感染給周遭受苦的人們，不依靠華麗的詞藻，不依恃權威的高調，讓人直接從他身上，感受著正道的價值和信仰的力量。」

李喬先生則以為高牧師的簡樸、純粹、正直、忠誠的特質，應該是「臺灣文化的原型」。他憑著信仰的力量，以行動愛土地、愛人民，在苦難中不放棄希望，正是今日的台灣人應該具備的基本質素。

為了寫作本文，重新翻閱高俊明牧師的《獄中書簡》，被他真誠質樸的信仰一再感動著。1982年的新年，他寫給太太的信中說：「我在這裡也已有六百十五個日子了。但我的心卻一天新似一天，而充滿了『感謝與希望』。……我越來越深感『愛是最後的勝利者』。雖然在世上，我們會為了愛真理、愛公義、愛眾人而受苦，但主必將因愛所受的每一個苦難，變成一滴一滴的石油，來點燃『道德勇氣』的火炬，使它成為促進眾善衝向最後勝利的原動力。」

但願這由苦難焠鍊出來的道德勇氣火炬，在今日由年輕一代接下來，繼續往前衝，帶著「感謝與希望」邁向前面的路程。

「慈愛和誠實彼此相遇；公義和平安彼此相親。」（詩篇八十五篇10）

【本文發表於第六屆蔡瑞月文化論壇「追求公義　承擔苦難」，2012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