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式撰 《太平洋時報》 2013年1月4日。 附 圖像 李春生。

在日本人統治過的地方，台灣為何沒有像其他地方那樣的悲慘，反而對日本人有好評？ 李春生的貢獻是不可忽略的一段珍貴的歷史。

李春生於1838/1/12出生於福建廈門，母林有，父親李德聲是一個在溪邊為人擺渡的人，家境窮苦。他13歲時便和一些孩子在街上叫賣糖果以幫家計，中午時和姐姐送飯去溪邊給父親吃。14歲時巧遇一個來渡船的英商Elles，看上這位聰明但個子不高的少年，起先擬僱他為打雜的工作。可能是這位英商的關係，15歲時他和父親一起在廈門長老會受洗成為基督徒。他聰明、勤快、又誠實負責，20歲時便成英商怡記洋行（Elles & Co.）的重要雇員，掌櫃的（經理之意）。和Elles在一起不久便學會英文，1857年，在他20歲時，曾到香港去進修英文。因為經商也要和官員及知識份子來往，所以自修中文，特別是文言文。不久在廈門因為搶匪多，外國商埠常遭強劫，而不能營業。Elles逐將李春生介紹給蘇格蘭商人杜德（John Dodd），在他所設的寶順洋行任職。1866年也是他26歲時，已成為寶順洋行的買辦（comprador, 洋商經紀人），那年他和John Dodd到台灣來找經商的可能性。

到台灣後發現淡水一帶的土地肥沃，將福建泉州的優良茶種，烏龍茶，引到台灣來種。李春生是台灣第一個以獎勵投資的方式，先貸款和茶種給農民種植，並教農人烘焙、製茶作業，交貨時無息的扣掉貸款，農民因得利而勤於生產，使茶業在短期內快速發展。杜聰明博士的著作中稱他為台灣的茶業之父。當時台北總共有十七萬人作茶業工作，可見當時茶葉的外銷生意如何旺盛。他的貸款與收購，充分展現了基督徒的誠實、愛心和信用。不像美商在中南美，古巴那樣的以貸款而詐欺，剝削農民。當時由台灣外銷的茶葉額款，是全滿清帝國裡的最大宗。杜博士也特別提到李春生的經商之道，他說當時曾賺大錢的人為數不少，但許多人都因為運作不良而倒閉。李春生卻一枝獨秀，他的作風是無論投資甚麼，一定不會超過資金的三分之一，留下三分之二的本錢作後盾。這樣就不會因為週轉不靈而拖垮本盤。

1884年劉銘傳在台時期，有意在台北城外建設新的商區。他與台北的首富林維源共同合作，建設大稻埕，開發了千秋與建昌兩條以洋樓的方式而建的街道，於是外商逐漸聚集在這一帶。劉銘傳因見台北商務發達而興建鐵路，這兩位商人是出資最多的人。除此之外，劉銘傳在台灣的許多建設，很多都是由他的出資、出力幫助而成功的。因為建設台北城的成功，清朝給他五品同知的官位，賜給他能帶藍色花翎的榮譽。當時台灣的兩位對地方建設有顯著貢獻的人，北部是李春生，南部是陳中和。但以北部的李春生最為顯著。板橋的林家花園曾招待宣教士馬偕去住過，但只住一晚隔天馬偕便走了。他說有錢人因為防盜的關係，不但外面有高牆，裡面也處處設門上鎖，住在裡面好像進了鳥籠。李春生的財富都花在公共建設上，例如幫劉銘傳設鐵路，築海港，不花在私人置產。這種作風較為當時的宣教士馬偕等人的接受。

李春生因為會英、日文，和氣而又誠實，時常作官方與外商的翻譯，也作民間與外商的翻譯和發生糾紛時的調解者。他的財富與為人的好名聲日漸興旺；但因為所處理的事務大部份和外國人有關係，因此人稱他為番勢李仔春。言下之意好像李春生是靠洋人而起家的，或依靠外國人的關係而壯大的。

李春生除了作生意外，對於思想的問題，也就是哲學問題，社會問題，文化情況，國際局勢，特別是台灣的安危，都有很大的關心和投注。1993台灣中研院的文哲所舉辦「李春生的思想研究會」，推薦他為台灣的第一位哲學家。他沒有正式受過教育，沒有正式學過哲學或政治學，他的學術標準是聖經。他認為聖經能給人靈明的心智，所以用聖經作為範本而批判當時的學術與政治思想。李春生也用心廣讀當時流行的著作，並且起而評論當時的學術思想，例如康德的道德哲學、進化論、馬可斯的共產主義等。他被稱為哲學家不是因為自己研究哲學，懂哲學而來的，實際上是因為他以聖經的知識和標準而批評哲學家和他們的思想而來的。許多哲學思想在李春生的基督教神學思想的標準下都是極大的謬誤。他是華人第一個反對共產主義的，理由是人的天赋各有不同，對工作的投入與付出也不同，如果得到的待遇相同，就是不公平；能按各人的付出和成就而得公平的報酬才是正道。他也反對進化論所主張的物競天擇：優者、強者生存，劣者、弱者淘汰。他所認定的道理，聖經說萬物是上帝所造，各按其類而發展，人類的祖先不是猴子；如果人類的祖先是早時的猴子演變的，為甚麼現在的猴子不會演變成人？聖經所認定的生存法則不是物競天擇，優者、強者生存，劣者、弱者淘汰。聖經所認定的，最好的生存法則是，仁愛和互助；愛上帝又愛人如己。他會排斥康德，那種經由人類的經驗與理性規範出來的道德哲學，可能是基於聖經和長老會加爾文的信念，人的本質上有罪性，是很容易犯罪的。道德的來源與標準是根據上帝的屬性，也就是上帝的聖潔、仁愛和公義。

為了喚起清朝對台灣的重視，他時常寫文章在香港的報紙投稿，催促清政府重視台灣，這個中國重要的門戶。他多次力勸清政府不可與日本人開打，沒有打起來之前日本還多少會尊重清國是個大國，開打後便會暴露出清政府的實力，他主張和日本人用議和的方法解決問題。

除了在報刊發表他的言論外（評論時勢95篇），他也有寫作，出書大小共12本（由他的長孫拿來存於台灣神學院圖書館），因為都是用文言文寫的，一般受教育不高的人不容易讀懂，所以他的書沒有在民間普及。當時的文化風潮是，能用越艱深的文詞寫，越能表示作者的學問，才有可能引起知識份子和官家的重視。

1895年甲午戰爭，清政府敗戰，台灣割讓給日本。在日軍登路之前，台灣由唐景崧所組成的政府便早已全盤潰散。劉永福的軍隊還沒有和日本人交戰，主將便先逃走。無政府後的散兵在台北城做亂，搶劫（台南地區也是這樣）。李春生應台北士紳的要求，召集一些人共商大計，參與者包括一位美國記者（禮密臣），一位英商及另一位德商，他們推派辜顯榮為代表，到宜蘭北方在澳底登陸的日軍接洽，叫他們免動刀兵，入城维持治安。統帥樺山資紀帶軍入城後不久，便親自登門拜訪李春生，請他出來幫忙治理台灣。但李春生要求一個條件，就是要以紳士的態度治理台灣。樺山答應後，李春生便將他的家業交給三個兒子經營，自己專心幫助處理政務。那時的李春生57歲。

樺山資紀遂成為日本在台的首任總督，1896年回日本時，邀請李春生到日本作64日的考察，之後李春生作有《東瀛六十四日遊》一書，詳述訪日觀感。去的同時，他帶6名十來歲的少年去留學，這些少年是台灣的第一批小留學生。當中有一個是他自己的孫子，李延禧。那些人後來成為台灣財經的重要人士。他在日本時看到日本人的品格、勤勞，工作效率和敬業精神；就連在賓館服侍他起居的婦女，都舉止優雅有禮，非常的敬業，這一切使他非常感動。便在接待他的賓館剪去長髮，改穿西裝，決心向日本人學習，以日本人的優點改革台灣文化。

日軍剛到時，有些軍人和官員很粗暴，李春生很不喜歡，逐用他的影響力，要求把品格不良的軍官調回日本，改派基督徒官員來。把台灣列為非軍政統治區，是以文官為主體而治理的地區。台北有四間教會（濟南、中山、和平、東門），台南有兩間教會（南門、民族路），專供日本來的基督徒作禮拜用。濟南街教會幾乎百分之九十五是李春生出資蓋的。日治時代的日本人給台灣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官員不貪污，做事專業、認真而有效率。軍警的行為都嚴格的約束，不但不欺民，不擾民，還表現出軍警的風度。但影響民間最深的，是派來的學校教師，他們絕大多數是品學兼優的教育者。戰後台灣人和日本人感情最深，繼續再聯絡的，是當時的師生關係。2011年3月11日本發生海嘯，全世界捐款最多的是台灣，其間的關係可見一斑。

日本人來台的最有貢獻的基督徒官員，算是後藤新平。硬體方面建鐵路、道路，建發電廠，糖廠，建高雄港和基隆港作為國際商港。軟體方面確立內政：法務，戶政，地政，都市規劃，市政，興辦學校，立兵役制度。社會生活方面，立即禁鴉片，禁婦女纏腳；設自來水道，以斷瘧疾傳染，短期內使台灣成為一個有現代化制度與社會的地區。

李春生卒於1924年9月7日，享年86歲。他是很敬虔的人，他75歲時被邀請在淡水向一千多位參加夏令營的青少年作信仰的經驗分享。他說以敬虔的態度作生意，有時也會得到上帝特別的報賞。當中的實例是，台北開茶行的，有些是他的朋友，有些是他培植起來的茶農，後來也開起茶行和他競爭生意。那時來買茶的外商也知道和台灣人買賣要討價還價，要經幾番殺價後才會成交。本地的茶商們知道李春生禮拜日一定不作生意，有次這些人聯合起來，乘著禮拜日，大家以低價將茶葉賣給泊船在港口的外商，他們想只要這些船的需要量夠了，船開走了，就沒有人會來買李春生的茶了。李春生的茶這個船期沒有賣掉，放到明年便成為老茶，沒有人要買。只要把李春生的茶行競爭倒，台北城的茶業生意便是他們的天下了。想不到那些裝滿了低價買來茶葉的船，開走後隔不幾天卻來了一艘超級大船，是專門來買茶葉的。所有茶行的貨都出清了，只有李春生的倉庫還滿滿的。這家船主找不到別家茶行可用來和李春生比價，或跟他討價還價，只好照李春生的公道價格將他倉庫裡的茶全數買走。他說那一年至終還是他賺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