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史料研究》28號
2006年12 月 P. 183-191
吳三連基金會訪問稿（2001）
時間：2001年10月2日
地點：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訪問者：張炎憲、曾秋美
記錄：施妙旻
新生台灣建設研究會的成立
日治時代，很多台灣人去日本留學。二次大戰後，朱昭陽先生出面號召在日本的台灣人，籌組「新生台灣建設研究會」。朱先生當時在日本，不僅是東京帝國大學最資深的前輩，也是擔任行政官職最高者。該會正式成立之前，有志者就在朱先生家，或是明治學院等地方集會討論。大家都不會講華語，就請曹欽源先生來補習。大家討論的重點是回台灣之後要如何協助建設。朱先生認為設立大學為首要，就像日本人在明治維新時期設立早稻田、慶應大學一般，透過教育來培養人才，然後才能建設一個新台灣。起初參與者雖然是東大人為主力，但陸續有各界人士參加。「新生台灣建設研究會」在一九四六年一月正式成立，朱先生為會長，早稻田大學出身的謝國城擔任副會長。幹部有宋進英（總務）、林迺敏（財務）、楊廷謙（組織）、郭德焜（調查）、曹欽源（文化）等；登記為會員者近二百人。二月起大家就陸續回台灣。我坐的船是大久丸，朱先生他們坐晚我一班次的冰川丸，可是我那艘船因發生疫病在基隆港外停留將近三個禮拜才入港，反而比朱先生他們晚登陸。
受邀參與延平學院之籌備工作
我回到台灣之後，就在台北市龍安陂租屋居住。當時顏欽賢先生的台陽實業公司在現在新生南路三段的地方有五間日式房子，我住一間，楊廷謙住在我的後面，楊的隔壁是朱昭陽先生，我們三人都向顏欽賢租房子，而成為鄰居；又因為都是從東京回來的，所以朱先生要成立延平大學（延平學院）時，就邀我一起參加籌備工作。在籌備期間，為了生活朱華陽、郭德焜、周叔輝和我四個人，先進入「台灣拓殖株式會社」任職。台拓原是日本對南方的一個國策公司，不只在台灣，在整個南洋地區都有分公司。戰後公司被國民政府接收，我們四個人是清理委員會的專員。周叔輝是東大農業經濟出身的，台拓在台中剛好有一個分支機構，他就去擔任經理一職，可惜的是在任內就病逝了。朱華陽、郭德焜和我三人，從一九四六年三月中到八月中為止，在公司待了五個月。
另一方面，我也在台北高級中學，就是原台灣總督府台北高等學校擔任教師。當時台北高級中學校長是張金潤，經留任的石本岩根教授的推薦，要我教法律課，雖然我是學法律的，但對中國的法律不熟，就在學校教國際公法一課。當時日人學生已離校，受課的只有台籍文科生林榮勳、黃權世、王祖銘、姜文鑑、楊石盆以及我弟弟盧焜熙六名。
由於延平的籌備工作不是每天進行，而且朱先生就住在我家後面，所以從一九四六年三月開始，我就一邊去台拓上班，一邊在台北高級中學兼課，另外一部分的時間就參與延平學院的籌備工作。一九四六年八月，我辭去台拓的工作，台北高級中學的課也在六月結束，就專心在忙延平學院招生的事情。
創校董事會
朱昭陽先生初回台時，為了生活，他接受大同中學校長一職，大同中學原是日本時代私立國民中學，國府接收後改成市立大同中學。朱先生一方面擔任大同中學校長，一方面也在積極籌備延平學院的事。那時候我算是輩份最小的，所以有關延平籌備的情形，有些事我也不十分清楚。不過，朱先生回憶錄裏提到延平學院的董事會，我記得當時的確是請林獻堂先生出任董事長，「延平」這個名字（取自「延平郡王」）也是林獻堂先生取的，而游彌堅、黃朝琴、劉明這三個人出任常務董事也沒有錯；而宋進英當時是朱昭陽先生的副手，他是排在名單最後的董事。但是，我記得當時並沒有找吳三連先生等人擔任董事，而是范壽康（省教育處長兼圖書館館長）、許壽裳（省立編譯館館長）、李季谷（省立師範學院院長）、陳兼善（省博物館館長）、吳克剛（長官公署參議，不久轉任省圖書館館長）、陳啟川、陳逢源、陳逸松、朱昭陽、石錫純（東京帝大畢業的實業家）等才是延平學院最早的董事；至於朱先生回憶錄中提到的幾位董事：蔡培火、丘念台、吳三連、楊肇嘉等人，就我的記憶，是延平學院被迫關閉後，朱先生想要復校時才去重新找來的。
當時在多位董事中我印象極深的是劉明先生和游彌堅先生。我記得當時要找一塊校地非常困難，要怎麼辦呢？正在考慮時，游彌堅先生時任台北市長，約朱先生（宋先生和我也隨行）到社子，就在以前的動物園更過去的地方看一塊地，游先生說，如果有需要，那個地方可以給我們做校地，我想游彌堅先生是相當熱心想幫忙的人。劉明先生最熱心，不只提供籌備處辦公場所，也陪同朱先生到島內各處去拜訪募款，他們也去台南拜訪過我岳丈家，因為我有參與延平的事，我岳丈也願意贊助，而寫下了字據，結果好像錢還沒給，學校卻被關閉了。陳逢源也是創校初期董事之一，是由他引介朱華陽、郭德焜和我能在台拓的。
招生反應熱烈
本來計畫是要設立大學，但顧及養成政經人才的迫切性、決定先成立以經濟法律兩部門為主的單院大學，名為「私立延平學院」。我聽朱先生說，要辦大學必須到南京的教育部申請，已提出申請，雖然還沒核准立案，但可以進行。所以九月就招生。當時本科生要收一百個，分成經濟、法律兩班，一班五十人；還有一個是補習科，因為依照中國的學制，讀六年的中學畢業才能上大學，但當時台灣的男子中學只讀五年，女子高等學校（中學）讀四年，如果要讀大學就必須補足六年的學程，所以有需要開設補習科，甲組補一年，乙組補兩年；而如果有另外補習的證明，或同等學歷的證明，則可以直接考大學。總之，當時報考本科生的大約有七百人左右，報考補習科的則有將近一千四百多人，總共有兩千多人來考。原本預計招收本科生一百名，補習科三百名，結果第一階段錄取的就多達九百六十人，另外還有一些備取生，再經過一次體檢及簡單的複試，最後錄取的學生總數超過一千人。有這麼多的學生，變成日後二二八事件時，使當局特別不安。
正式開學
朱昭陽先生在延平學院正式開學後，即辭掉大同中學校長的職務，專職延平學院院長，而宋進英先生剛開始是擔任教務主任，張冬芳任總務主任；專任教員有朱華陽、張冬芳和我，郭德焜當時應該也是專任吧；還有一個專任職員陳里攀，有很多學生證是他手寫的，至於聘書部分，我記得我也寫過一些。當時兼任教員、研究會會員也好多位來幫忙，為招生及開學，大家真的是忙成一團。
當時延平學院並沒有自己的校地，是借用台灣開南商工學校的教室，所以只能在夜間開課。事實上，就當時的情況，在夜間開課也很適合，因為有很多學生是在職進修，有的是國小老師，也有銀行的副理、經理…等，白天工作，晚上才來上課，所以夜間開課正合大家的需要。延平開學時，學生人數超過一千人，總共有十幾個班，分成兩梯次上課，第一梯次是下午四點半開始上課，另一梯次晚上六點半上課，每節課是一個半小時，中間有休息時間，四點半開始上課的，休息時間半小時（包含晚餐時間），六點半上課的中間只休息十分鐘。
教員雖然多為兼任，都是一時之選，教學認真而內容豐富。教國文的有曹欽源、施學習、陳蔡煉昌、黃得時；教英文的有林迺敏、蘇維熊、陳有諒；教法律的有蔡章麟、洪遜欣；教經濟的有張漢裕、朱昭陽、朱華陽、郭德焜；還有洪耀勳教哲學，黃金穗教論理（理則學）、許振榮教數學。謝國城、徐先堯、邱炳南（後來改名永漢）也有來任教，而我也授過地理課。當時課程科目很多，也有公民，化學、生物、物理等課，是誰教的我一時想不起來了。另外，學校每個禮拜五有一個小時的特別講座，是從外面請名望家來演講，像林茂生、廖文毅、宋斐如就來演講過。
因為大家幾乎都不會講華語，所以好多課是用日語（夾華語或台語）講授。對學生而言，不論是本科生或補習科生，學習國語國文是最迫切的需要。我記得學校十月才開學，馬上就編了「現代國文選」，十一月初就出版第一本，而第二本也預定在下學期初就刊印。教員更不能怠慢。像朱先生就在家裏請北京來的張則貴老師教華話，朱先生的女兒秋月、我和太太也參加學習，老師很會教，可惜因事變而不得不中斷。
學校奉令封閉
我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結婚，除了婚事，又逢我太太的祖父劉瑞山過世，我們趕回去參加喪禮等，一直在忙。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候，學校正在放寒假，我家在郊區，當時的交通不太方便，我都待在家裏，所以動亂的情形、延平學生有無參加，都是聽說的，不是我親眼所見。就當時而言，除了台大以外，延平學院的學生人數可能是大專中最多的，而且多是年紀比較大也較成熟，社會經驗也豐富，而且當時劉明先生也很活躍，延平的學生只小部分參與行動，卻也相當醒目吧。
當時是警備司令部下令「封閉」的，把整個學校封起來，所有的活動都被禁止，如果再有活動就是非法。封閉學校的理由之一是，學校還沒有正式立案，而且有一些學生參加叛亂；但是，報紙上報導說在學校發現軍用的汽油、槍枝、手榴彈。「封閉」延平的禁令，我是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的《台灣新生報》看到的，其實學校老早已被封閉了，沒有人收到通知，朱昭陽先生也不敢去問，去問，說不定就被抓走了。總之，過了一段時間我們再回去看，什麼都沒有了。但是延平的教員，除了一位姓徐的兼任國文教員被害，幾乎沒有傷亡，我事後想來，大概是他們要抓人的，都是事先調查過的，而延平學院才剛成立，他們還沒有這些教員的資料。學校被封後，所有的教職員都分散了，只朱先生、宋先生和我留下來善後。
對了，我還記得延平學院出版了一本用日文寫成的《中美商約論評》，其印刷、出版的時間剛好在年底，還未真正發行，學校就被封了，大部分的書還存放在學校裏也一併被沒收了，所以現在在各個圖書館都找不到，可是那本書確實是有印出來，它應該算是延平學院叢書總書號第一號。這本書是針對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中華民國和美國締結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而成的。中美商約的意義, 3.最惠國條款
4.對中美商約的反響,5.中美商約全文。編輯出版都用私立延平學院調查部（就是朱華陽、郭德焜及我所組成），書中〈最惠國絛款に就て〉一文，是我（書上未具名）所撰的。
成立台灣美術工藝社
原本延平學院為了建校舍，曾用董事長林獻堂的名義向林務局申請了一批檜木，學院因二二八事件被封閉，在情況仍不明時，適逢林務局寄來領取木材的通知。申請已經獲准，不去領回也不行。朱先生回憶錄中說，那批檜木是從中部山區運來的，其實不是，是我去太平山運回來的。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大家都很害怕，搭乘宜蘭線火車前往，車輛裡就有憲警對可疑的在查問。我拿收據去太平山運回那批木材。朱先生回憶錄說是檜木，我記得檜木到是少數，多的是烏心石（盤木），槙木（圓木），椎木（盤木）和雜木（盤木）。運回來的木材先寄放在艋舺仁濟院，當時李延旭當院長，他很熱心，願意讓我們借放。學校就把其中部分木材變賣，做為停校期間的經費，以維持專任人員的薪水及辦公費。希望利用留下來的木材製作工藝品來販賣，所得來做為建校的經費。
一九四八年一月成立台灣美術工藝社。因名為美術工藝社，必須要有美術設計，就請曾仁端來專門負責設計，用那批木材做成美術傢俱。工廠先設在台北市西昌街、後移去仁濟院。請了一位原是延平學院學生的潘啟慧，來擔任業務主任，名義上的總經理是我，實際的業務是他在做，另外，把陳里攀從台大圖書館找回來擔任會計，他也兼學校會計。在工藝社我也有股份二百股，算是最小的股東，最大的股東是延平學院本身，大概是五千股吧！朱昭陽先生也有股份。說實在，當時經營沒有什麼收益，只是靠賣傢俱的一點錢來讓延平補校運轉而已。
至於工藝品的商場，有一段時間在博愛路租了一間店面，也在國貨公司（日治時期的菊元百貨）四樓與中山堂陳列販賣，能在中山堂經常陳列商品，是得到游彌堅的協助，當時他兼任臺灣工藝品生產推行委員會的總幹事。一九五零年，工藝社也在忠孝西路開張「傢俱推銷部」。
《朱昭陽回憶錄》說台灣美術工藝社起初由王白淵（1902-1965）主持，其實是我離開之後，才由王白淵接我的位子，而王白淵離開後，由潘啟慧接手。總之，這個台灣美術工藝社在我離開之後，還存在一段時間。後來是如何結束的，就要問潘啟慧了。
籌備復校
當局勢穩定下來之後，朱先生就想要籌備復校，但是復校並不容易，起初實在是連去申請也不敢。如果我沒記錯，一九四八年九月勉強奉准成立了中等學校級的「延平補習學校」，借用台北市西門國民學校夜間上課。游海清、紀慶昇等就時加入專任的陣容。這時董事會就都由台藉人士出任，也就是朱先生回憶錄中說的那些人。朱先生任校長，但在合作金庫有常務理事的專職，日常校務就多為宋進英先生負責了。為復院校的準備，這個學校設有三年制的專修科，講授大學部的課程。我不打算在這裡談延平其後五十多年來慘淡經營的經過。不過對從延平創校以來一直共事的宋進英（1908-
1979），應該加幾句。他是我臺北高等學校的前輩，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畢業後，就在東京擔任律師，在朱昭陽的邀約下回臺，共同參與延平的創校，全心奉獻延平至死。他的女兒壽壽後來嫁給了慶理的三弟劉逸民，我們也成為姻親。
一九四九年，政府開始抓與新生台灣建設研究會或延平的人，朱昭陽被關了九十九天，謝國城．林迺敏．陳世慶等被捕，李中志（李金財）被處死，朱華陽、楊廷謙等被判刑。宋進英、郭德焜等都躲了一段時間。朱昭陽從「百日黑牢」出來之後，在一九五零年一月就登報聲明「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解散了。
我們本來還在期望能復校，因為這些白色恐怖的陰影下，學生越來越少，連老師都怕得要命，要復校真的很困難。一九五一年三月我辭去台灣美術工藝社總經理職，但仍為延平補習學校兼任教員至一九五六年七月。
離開延平，進入台大圖書館
那麼我為什麼會去台大圖書館任職呢？延平學院被封之初，陳紹馨先生曾邀我去台大圖書館任副館長。不過我曾答應幫忙朱先生，身為專任的人一下就要離開不道德，所以就留在延平。當時有一個在屏東圖書館任職的吳振坤（京都大學哲學科畢），因為二二八時說了一些話，在屏東待不下去，所以我就向當時的台大圖書館館長于景讓（江蘇人，日本京都大學理學部畢業）推薦他。到了一九五一年，吳振坤說他待不住了，因為大學裏大陸人越來越多，他的北京話講得不好，而且人比較土直，顯得格格不入，想離開，他跟我說：「本來這個位子就是你叫我來的，你來接替我好不好？」我想，延平已經不太可能復院校了，我去接替他也好。所以，一九五一年三月我進台大圖書館，任閱覽組主任，也就是錢思亮接任台大校長沒多久，第一批進入台大的人員。館長是蘇薌雨教授。
我是念法律的，而曾認真地考慮過走研究國際公法的路。山下康雄是日治時期台北帝大文政學部國際公法的講師，當他被遣回日本時，他收藏有關國際法的書，不論英文、法文，看不看得懂，我全買了。我在台北高級中學教過國際公法。在延平朱先生也指定我準備在第二年起能負起公法的部門。台大成立法學院時，特別是蔡章麟先生，他很愛護我，一直跟我說：「你是念法律的，應該來法學院才對。」如果當時我進台大走上法律研究的路，就比彭明敏早研究國際公法了。再說，我在台灣美術工藝社擔任總經理，一開始說只是掛名，事實上沒有辦法只掛名，事情忙得團團轉，根本沒有空閒再從事研究工作，已經淡忘國際法之夢。
黑名單的陰影
我之所以進入圖書館，還有另一個原因是，我也被列入黑名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朱昭陽先生被抓後，沒多久，我走衡陽街要去設在中山堂的美術工藝社的展示部，遇到許乃昌先生。許先生一見到我就說：「你怎麼還在這裏閒逛？」我問他：「怎麼了？」他說：「有一個叫賴永祥的被抓了，那個賴永祥是生意人，也沒做什麼事，當局一定是要抓你啊，你看，朱先生都被抓了，你還在這裏閒逛？」聽他這樣一說，我也趕緊走了。聽說朱華陽被抓，又聽說有好幾個跟延平有關的人被抓。離家去避風頭的那段時間，我得林芯（林熊祥女，陳茂源夫人）的好意安排，先躲在板橋林本源家宅，後來就在台南市太太娘家，過了一段時間，事情大概過去了，我才出來。我就覺得，被列在黑名單上了，不能太出鋒頭。所以我不想再走教書的路，待在圖書館總比教書不會引人注目。
一九五六年我服務於臺大圖書館，美國新聞處要讓我出國考察三個月，可是出境證辦不出來，我也不敢去問。後來安全分署要讓我出國的時候，我的出境證還是辦不出來，安全分署的顧問費士卓問我，為什麼不趕快辦手續，我說，我不是不辦，問題是出入境管理局那邊沒有下文。後來或是他們去講，我就被約談了。是一九五八年入夏的時候吧。我心裏有點擔心，我只告訴圖書館裏一個姓王的同事，我要去新店某處，如果我沒回來，他要怎麼做，這些事我只跟他說，連我太太也不知道。約談的時候，他們拿出一大部資料，到底那些是我的，還是別人的，我不知道，但是好像已經調查得相當清楚了，比如他們問我：「台北市政府在某某時間不是有辦過讀書會，還邀請你去？」這件事情我早就忘了，可是他們的資料裏有記載，我慢慢回想，還真的有這一回事，我說，可是我沒有出席的印象，他們又翻看了資料說：「對，沒有看到你出席。」他們又問了一些人，比如我認不認識王白淵，我說認識，他們就問：「他在做什麼你知不知道？」我說：「我不清楚，我們只是同事。」最後他們告訴我：「我們不相信你甚麼都不知道，你有「知情不報」的嫌疑。不過好了，算是給你「銷案」，你出去後不要說有來被約談的事…。」同年八月我順利出國考察，獲得圖書館學碩士後回臺。
我覺得世間上的事，有時候真的很奇妙。後來我真的遇到那個「賴永祥」了。我記得是一九六九年一月在一個結婚喜宴上遇到的，同桌的人互不認識，大家就自我介紹，有一個人說他姓賴，問他大名，他說「賴永祥」，我心裏就想，會不會是那個人？於是我旁敲側擊地問他，他說他命運不好，去大陸做生意，回台時發生船難，太太因而死了；回到台灣，又莫名其妙被抓去問話，他根本什麼都不知道，就被關了兩、三個禮拜才放出來。他說，他到現在還是一頭霧水，根本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不過聽說有好多人被打死，所以他想想也覺得自己的遭遇還算好，只能怪自己命苦。聽他說這些事，我想應該就是他了。後來我去了美國之後，又輾轉得知有個賴永祥的消息，託人代為打聽，才知道這人已經去世了。
關於延平復校
「私立延平學院」是二次大戰後首次由台籍人士創設的大專院校。現在回想起來，當初大家何等地意氣高揚，抱萬分的熱情，想要為新台灣做一點事。大家都很熱心，肯付出。當初延平學院的辦公處就設在開南裏面，所謂「辦公室」只是一間比較大的教室，院長、教員、職員，都在一起辦公，除了專任者有固定的辦公桌，兼任的教員就只有位子坐而已。至於薪水多少，我現在也不太記得了，當時也沒有人去計較薪水好不好，津貼合理不合理。至於教員的職等，延用台灣大學的標準，依學歷、年資，分教授、副教授、講師等，像宋進英朱華陽是教授，我算是最年輕的一員就是講師。薪水跟公立學校一樣的標準，應該不算差。
現在有延平復校之議。說實在，我覺得現在已經沒有當年大家集結的那股強烈的向心力了。現在在台灣大專院校已經很多，延平復校後能展現出什麼樣的特色？復校，為「延平」正名，這一點是很有意義，但是，現在要再集結大家的力量，困難重重。當時朱昭陽先生是一個領導者，以前我們對前輩非常敬重、我最小輩是如此，宋先生他們這些人，也都願意服他。朱先生有他的堅持，學校的事情幾乎都是他做主，別人是在幫他做事，連劉明、游彌堅也都是幫忙而已。總之，當初是他發起興辦學校，因為目標明確，一呼百諾，大家都說好，他又能用人不分左派（他弟弟朱華陽就是其一）、右派，十分尊重每人的成就，得結人才。當時台灣除了台大之外沒有大學，很多人沒有機會受高等教育，「延平學院」成立得正是時候。甚可惜，學院只能生存五個多月。如今要復校，我覺得除了為「延平學院」平反之外，其意義就差得多。當然，我是贊成復校，但是也會擔憂到底應該怎麼做呢？有何人能有像當年朱昭陽先生的號召力出來號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