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中找尋自我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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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大立      

 2002/12/1 于台灣神學院     


「史話仍以一週一話為旨在進行。第六輯以北部教會史事及有關人物典故為主。我每輯出版時都邀一位牧師,撰寫跋文,如果您肯,甚好(雖然是一年半以後的事,請您考慮)。」

這是二○○○年五月間,當我還在鳳山西門教會牧會時,突如其來的一封邀請信函,令我戒慎恐懼。心想,仰慕已久的信仰前輩提出如此誠懇的邀約,身為晚輩的我怎敢拒絕,但若真的答應又擔心不知要如何下筆是好?在進一步與賴教授聯繫詢問之後,得知「跋文可採讀後感、回應、批評、隨筆……任何一體。」此訊息對我而言可謂為如釋重負的好消息。因此,本文期待以一個台灣教會史初學者的角度,分享自《教會史話》中所獲得的學習及受激發的一些想法。

在歷史中找尋自我認同的學習過程

歷史,在我中學以前那只是一種拿來應付考試用的知識,一點興趣也沒有,反倒產生強烈的厭惡感,因為總有背不完的資料,而且跟我的生命成長是一點關係也沒有。大專時期進入長青世界,我開始吸收有關孕育我生命的這塊土地的許多歷史故事。在這些歷史認知的過程中,我漸漸找到自我的認同及身分的確認。

我是台灣人,也是台灣的基督徒。我成長的土地是台灣,信仰落實的處境也是在台灣。雖有如此明確的認同,但對台灣的認識仍是相當貧乏。一九九一年進入台灣神學院接受裝備,才使我更有系統、更多元地認識台灣的歷史。在課程設計方面,我接觸了台灣話、台灣史、台灣社會運動史、台灣文化、台灣生態、台灣教會史……等;在社會參與方面,藉由大大小小的街頭遊行,諸如「廢除刑法一百條」、「反核四」、「原住民正名運動」……等,使我更貼近台灣的歷史脈絡。

其中,台灣教會史的相關學習,更幫助我思考身為台灣基督徒,該如何面對「台灣人」和「基督徒」這二種身分的調和?基督教傳入台灣又是如何邁向「本土化」的歷程?台灣信徒在接受福音的瞭解對自我認同的再確認都有極大的影響。而《教會史話》正是我學習台灣教會史的啟蒙讀物,開啟我的眼界,引發我的興趣,深化我的觀點,也扭轉了我對歷史的偏見。 

短文成了「引入門的師傅」

賴教授在其《台灣教會史──史料研究回顧與展望》一文中曾提及:「《教會史話》不是嚴格的學術著作……,不過,給現在要開始作研究的人,有一個路可以走,是一個入門的書。」

正如賴教授所言,《教會史話》確實是台灣教會史初學者最好的入門書,文章簡短易讀,材料豐富極具啟發性。我個人對台灣教會史的興趣就是受惠於《教會史話》。在文章裡可以學到先生治史的方法及態度,所呈現的觀點及手法令人深感興趣,所構思的標題也常有出人意外的驚奇,不禁使我由衷佩服先生的飽學及創意。而當我開始學習以台灣教會史為論文研究的素材時,先生的《教會史話》就成為我的必要參考文獻,逐一將過去所看過的文章歸類,挑出與研究論題有關的文章仔細精讀,尋著線索再向外擴展,果然對論文有相當的助益。藉此機會,向先生致謝,並見證先生的遠見及貢獻。亟盼,更多同好受惠於先生的教會史,再接再厲參與台灣教會史的研究,使先生的好意不至落空。 

多角度的歷史風貌

賴永祥教授指出,台灣教會史的研究和資料收集範圍應該考慮下列原則:「不限於狹義的傳道史或教會史,而是一同關注基督教對台灣社會、風俗、文化、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影響與互動關係。歷史的舞台以台灣為主,但也涉外;話西洋宣教師之勞蹟,但也不忽略本地傳教者、任職者及信徒扮演的角色。教會之本土化是靠當地人,因此更需要蒐集本地教會及信徒之史料,如能多得各教會沿革、紀念冊、基督教家譜、傳記、回憶錄、見證、日誌、記事冊、訃聞等,定會對今後之研究有幫助。」

如此的原則與日本同志社大學教授土肥昭夫(Dohi Akio)所主張「地域教會史」的研究方法,有許多不謀而合之處。他提出以下三個地域教會史的基本研究議題:

(1)當基督教由一個地區傳到另一個地區時,基督教到底具有什麼特性?又是藉著什麼人,並且用什麼方法來傳達的?

(2)那些地區什麼人接受了基督教?他們又如何瞭解基督教?基督教影響他們的生活到底有多大?又那個地區建立教會的時候,那些教會的性質又是什麼?他們有什麼活動或做什麼事工?

(3)基督信仰是藉著教會來傳達的,那麼教會所傳的基督教有何特性?並且教會是用什麼方法來傳達這個信息?

若用台灣神學院歷史神學教授鄭仰恩的話來說,我們在研究台灣教會史時應同時注意到:

(1)當初宣教師來台灣傳教時「基督教」的本質、宣教師的態度,以及宣教方法為何?

(2)本地人(台灣人)的信徒是什麼樣的人?他們對基督教的「受容程度」(reception)以及所受的影響如何?本地教會的宣教形態和事工又是如何?

(3)根據基督教在台灣宣教的歷史經驗,她的「台灣」特性為何?再者,已經「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的台灣教會有何「地域化」(本土化)的信息和宣教理念? 

個人史、家族史、台灣教會史與台灣社會變遷史

賴永祥教授在其〈台灣教會史──史料研究回顧與展望〉一文中明確地揭示了治史的經驗,文中特別提到他如何利用「壹葉通訊  
」建立了信徒人物檔的過程,讀者們從《教會史話》叢書中得以分享其長年努力的成果。藉由廣泛使用族譜建立家族史,進而再從家族史研究交織羅列探討台灣教會史及台灣社會變遷的種種主題,賴教授的研究為台灣教會史研究奠定了穩固的基礎。徐謙信牧師和吳文雄牧師分別在《教會史話》 二輯和第三輯的跋文中,都相當肯定賴教授在族譜、家族史此一領域的貢獻。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查時傑更在「台灣基督教史──史料與研究回顧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給予相同的肯定。

有關家族史、社會史與社會變遷的相關研究在近代歷史學的研究中,已然成為許多史學家研究的重要方法。英國哥倫比亞大學布萊恩.艾略特(Brian Elliotty)在其〈傳記、家庭史與社會變遷研究〉一文中論述道:「傳記資料──家族史、生活史、社會系譜是極難處理的材料。不僅需要相當的技巧與耐心來蒐集,更需要耐心和想像力來進行分析。」他進一步論述了使用這些傳記材料與發展所謂「辯論」式特性的眾多方法中,那些隱藏在底層的方法之重要性。

首先,這些方法可以用來追溯社會變遷主要過程與特定社會群體的真正生活經驗之間的關係。我們視之為(社會變遷)主要過程所造成的影響,實際上仍有很多課題待我們去探討。例如資本主義的發展與資本家之間的關係、工業主義的成長、都市化的擴散、國家的形成等等。

其次,傳記材料讓我們可以超越大部分官方資料與許多研究證據的橫切面特質。儘管傳記材料並不能完全替代上述資料,但卻能帶領我們更接近我們想瞭解的事實。

第三,我們所使用的許多資料其實都只具有個人主義的特性,但傳記材料有助於我們克服這樣的難題。因為傳記材料揭露許多互有關聯的集體(collective)過程,例如:婚姻的締結、家族的建立、職業的取得,或是在社會上出人頭地。

第四,傳記式的研究途徑,可迫使我們認識到亞伯拉姆斯所提及的辯證過程。因為在經驗的詳細敘述中,我們不僅可聽到陳述者對其生活事實的回憶,還包括他們賦予這些事件或決定的意義。我們可瞭解指引他們行動的各種價值觀與想法,以及影響他們(行動)的萬丈雄心、遠大抱負和所採取的策略。當然,這些並不僅是「他們的」想法或價值觀而已,更是一個特定環境中,和別人共同分享的想法和價值觀,我們可從大部分的案例中歸納出這個事實。

賴教授所撰寫的《教會史話》,儼然充分展現了上述這些特性,且往往令讀者有如獲至寶的觀點或分析出現,引人深思歷史的豐富性及關聯性。吾人深信,如此的努力,即是著手由個人生命史開始,從點到面,建構家族史、教會史、地方史,最終得建立足以呈現台灣人民文化精神的台灣歷史。  

口述歷史與台灣教會史研究──history from below

賴永祥教授指出:「若是沒有進入史料而僅是閱讀歷史書籍,那只是讀別人說的,而不是自己的研究。」對歷史研究概括的標準,他主張:1.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2.凡能擴張研究的材料便進步﹔3.凡能擴充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則進步。依此觀點,口述歷史應該也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至少其符合「擴張研究的材料」此一原則。目前台灣教會史研究所採用的史料,大多是文字記載的文獻資料,且多為官方及少數知識份子的觀點,不論是宣教師著作、宣教師母國通訊及刊物、教會紀念冊或是教會公報;畢竟有能力且用心留有文字記載者大半是教會領導階層,這些人佔所有信徒之比例係少數者。因此,若能大量採用口述歷史搜集史料,讓信徒不受語言、教育程度、地位……等的限制,能呈現他們的觀點,如此可以使台灣教會史的研究更接近歷史真相。

由於台灣特殊的歷史經驗,使得老一輩的信徒以流暢的漢字書寫成為一件困難的事,如此的限制導致台灣教會失落不少寶貴的史料,其唯一解套的路徑,即是進行口述歷史大量開發這些新的史料,以彌補歷史的斷層或挑戰傳統歷史的觀點。特別這些老信徒(六十歲以上),有些人經歷過皇民化運動、三自運動、新人運動、台灣大會、宋尚節奮興會、太平洋戰爭、二二八事件、美援、倍加運動、新世紀宣教運動、忠僕運動、脫離普世教會協會(W.C.C.)、退出聯合國、發表三個宣言、美麗島事件、戒嚴至解嚴……等,種種重要的台灣(教會)的歷史事件。到底這些歷史事件對他們有何影響?而他們又會如何詮釋他們所經歷過的這些歷史事件呢?其間的互動,應可成為重要的史料,吾人可以採「專題性」的訪談建立史料。另外,「傳記性」訪談則可以建立家族性的口述史,比如高長家族、吳葛家族、劉光求家族……等,皆可訪問這些家族相關的成員,然後呈現他們家族的歷史。從這些家族史建構地方(教會)史,再由地方(教會)史建構台灣教會史,使史料更為充沛、多元。在筆者所做的「謝緯研究」係採以專題性與傳記性兩種交叉進行。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自一九五四年倍加運動(P.K.U.)開始時,教會數僅二百三十三間,至二○○二年則有一千二百一十五間。其間四十八年來所開拓九百八十二間的教會之沿革,可藉由口述歷史訪談逐一建立,且應把握時間趁這些開拓元老記憶尚清晰時著手進行,使地方教會的歷史不再留白或稀薄殘傳。其中,原住民教會更應積極推行,因原住民自古係以口傳的形式保存其部落之歷史,少有文字記載,近來原住民受教育之人才大量提升,各族群的知識份子有責任負起以文字保存部落口傳的歷史,當然也包括原住民教會發展的歷史。

最後,有必要在此一提的係有關台灣教會史裡婦女的貢獻,此環亦是極為欠缺史料,應當朝該方向努力搜集;口述歷史訪談係為最適切的途徑,讓這些「阿媽信徒」自己來發言。由於過去台灣教會史裡,回憶的主體多數為男性,被回憶的對象也常是男性;因此,女性在教會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們對教會的貢獻,也有形無形之間就被歷史忽略了。事實上,這些女性往往有著關鍵性的影響力;以「謝緯研究」的經驗為例,謝緯的母親吳上忍以及妻子楊瓊英對謝緯都有重要的影響,謝緯能有如此的信仰及服事,這兩位女性的功勞是不可抹滅的,教會史應記一筆;又她們在南投教會的參與,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南投教會史亦當記一筆。是故,為彌補傳統歷史的斷層與不足,吾人當以更多人力、物力、財力來重建女性在台灣教會史的圖像。

口述歷史工作是與時間賽跑,這些教會界的長輩都是台灣教會無價之寶,每個人的生命史都可成為重要的史料;因此,迫切著手訪談搜集,應是台灣教會當務之急的工作。台灣教會應有計畫地、持續地全面推展口述歷史運動,日積月累,長久下來必能為本土基督教歷史研究留下重要的素材。

賴永祥教授因年紀及距離的關係,雖不便以口述歷史來建立史料,但他仍殷勤地藉由書信的形式提出訪談的內容,建立更廣泛的史料群,呈現更多人的歷史記憶。賴教授曾在台神口述歷史工作坊的會中多次呼籲:教會應有更多人從事口述歷史的工作,使台灣教會史的研究更加多元化。          

史家的先知性格

台灣歷史學界曾有學者在研討會中對教會史料提出本質性的質疑,認為教會為能留下對自己團體有利的記載,往往有「隱惡揚善」的傾向,甚至是事實。如此的質疑並非沒有道理,教會在本質上是一個追求「真理」的信仰團體,在面對歷史的態度應當兼具開放性與真實性,不該有隱惡揚善的情形。但在操作的現實面,教會主事者經常以「榮耀上帝的名」為藉口,將許多內部的醜陋面加以掩蓋隱藏,甚至扭曲、美化,以留給後代及世人一種美好的印象(但卻不真實)。

針對史學界如此的提問,台灣教會界不得不認真面對、檢視我們留下的是什麼樣的歷史?我們所記錄的歷史是呈現什麼樣的觀點?教會如果是「罪人所共同組成的團體」,那麼我們又該如何看待內部所可能有的罪惡,且真實的向世人交代,好叫世人看出上帝的公義、慈愛及憐憫。

身為一個台灣教會史的研究者,賴永祥教授也曾向後輩表達其治史過程中的困境。他指出在處理家族史的材料時,往往要面對人情世故的壓力,若按照史料誠實交代,可能那個家族的成員會有意見;而若沒有清楚交代,則可能造成錯誤的歷史流傳。其間的拿捏實屬不易,究竟是要維護真理而勇於得罪人?抑或是屈就人情而違背歷史良心?賴教授常常掙扎在其中,每每知其難,卻不被擊退,憑著上主所賜的智慧與勇氣,仍然執筆向前,充份展現史家的先知性格。台灣教會界應當給予這般的教會史學家更多的支持和肯定,也唯有如此自重,台灣的史學界才可能更信任教會史料的真實性,俾使台灣教會史研究因此一信任機制繼續在台灣史研究中站穩發聲的立場及角色。

末了,祝福賴長老夫婦在上主的恩手引導下,日日與主同行,時時執筆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