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應該是1937年]9月，結束京都的生活，我回到東京神學院，當時幼弟(李益惠)已回台灣，但我還是忙碌於每天的課業，在學問上漸漸有所收穫，這當然是最大的喜樂。但是從前給我補助獎學金的慈善會，突然來了個通知說獎學金已經停止了，這消息對我而言，有如晴天霹靂。不過仔細分析起來也不足為怪，因為當初是我答應唸完中學以後再說，而慈善會的理事們並不是基督徒，對我唸神學院一定不會欣然同意的，況且當初答應我的林松齡先生現已不再擔任主席，因此我的經濟來源就枯竭了，於是我開始了完全工讀的日子。
親友、先輩等雖逐月以5元、10元至20元不等的款項資助我，但實於事無補，故我還需要做家庭教師或替學校董事會抄寫等工作，其中最辛苦的就是包辦擦拭全校五樓所有的玻璃窗，每當擦拭五樓最高處，總會覺得像是電影上所見摩天大樓玻璃窗擦拭工人。至寒暑假，也曾去百貨公司當辦事員或售貨員。當時由台灣去日本求學過這種「多釆多姿」生活的人恐怕是絕無僅有。不過在這些日子中，星期日不能去教會教主日學、參加禮拜，是我最感痛苦的，因為在公司方面，我並未表明我真正身份，而對教會的牧師，我又不好意思告訴他我星期日不能來的緣故。結果常常輪流一星期請教會的假，一星期請公司的假。就這樣每逢假期，在東京有名的銀座的「松屋」及上野的「松板屋」，都曾經服務過。
當時從台灣到日本求學的子弟，多半來自富有或相當過得去的家庭，因而我不太好意思讓牧師知道我連星期天也要打工；當然對百貨公司的人也不讓他們知道我是台灣 去的工讀生。因我的日語還算純熟，所以與日人一起工作不曾被認為是外地人。（日本當時通稱韓國與台灣這些殖民地為外地，而其本土為內地。）
其他特別難以忘懷的人就是從前答應以慈善會的獎學金送我去日本讀書的林松齡先生。他後來遭遇了許多不幸，日本警察曾無緣無故的到他家去搜索財物，甚至連他自己聽說也曾被拘押過，後來更與其夫人(神倉敏子)離異，自己帶著兩個小孩到東京過著非常落魄的逃難生活。自從慈善會給我的獎畢金停止以後，我雖再三的去拜訪他，他都拒不見面。此間他被朋友介紹到矢內原忠雄教授家聽道，跟著誓願入信進教。從此他就吩咐我常去他家，可互相談道，順便幫助他孩子溫習功課。我倆因此得以重溫舊日友情。其後聽說他的信仰生活及家庭生活也再經歷過幾次挫折變故，到光復回台灣之後，也曾開放他私宅做佈道祈。這種重大變化都是我當初所意想不到的事。
我初進神學院也和一般神學生一樣抱著很高遠的理想，認為一進神學院，我的品性一定有一日千里的進境。我的信仰一定會得救，得到百分之百的滿足，而我的德行輿人格一定也會完全改變，如聖人般地毫無瑕疵。但是事實卻不盡如此，只有在功課上，尤其是英文、德文獲益良多。二位老師既是飽學之士，教學又非常老練，嚴格中帶有風趣，使我感到非常滿意。如德文一門，所有初步文法於一學期中全部教完，到暑假中就規定我們每天要用德文寫日記。老師本來是陸軍幼年學校畢業，然後再讀軍官學校的。當時適值第一次倫敦裁軍會議 以及其後的華盛頓會議，日本軍國被迫裁軍，這位高桑純夫先生就退役下來，到天主教上智大學以德文、拉丁文專玫哲學。他從陸軍幼校時代就開始學習德文，準備將來有機會擔任駐德武官，結果不能繼續擔任軍職，而被聘到我們神學院教德文，並著有德文的課本。他也在別的大專院校兼任德文教師，但是聽那些學校的學生 說，這位先生因為知道這些院校都是私立的，學生求學並不太認真，所以他教德文課只是應付應付而已。但是在我們學校就不同，他認為我們神學生將來都是要以知識學問與信仰道德做感化世人的工作，所以常以第一高等學校或其他最優秀的高等專門學校為例，說明這些學生入學後第一學期就將所有必需而初步的文法完全修完，第二學期就開始修習由德國來的原文，如Reclam一類的書，因此也要我們倣效他們特別用功。那些好學校的學生為了應付繁重的功課，往往廢寢忘食，仍感無法勝任。例如第一高等學校的學生，是由全國選拔出來最優秀的，平均常在八十五分左右，入學後，為了繁重的功課而患肺病的人，至戰時多達百分之六、七十以上。這位德 文老師此種旦夕鞭策，不准片刻放鬆的教學，委實如同日本軍人嚴厲的訓練。不過我因為天資不高，只得日夜不休的自我督促，以期學成必需的課業，雖常感到力不從心，卻也不能不感謝而佩服這位嚴師的管教。
至於為什麼神學院要這樣嚴格學習德文呢？因為德國不僅醫學、哲學諸項一直十分發達，從廿世紀起科學也突飛猛進，大有凌駕世界諸國之勢，而神學方面也同樣地，自從士萊馬赫（Schleimacher）的情感主義神學主義發達以後，繼而有歷史學派神學，以至巴特（Barth）的神學都一直風靡於世界各國。雖然英國蘇格蘭的贖罪論神學精神健全，學術基礎穩固異常，但是到我進入日本神學院的時候，已經幾乎清一色地受到巴特神學的影響。巴特出身於瑞土的德語地區，活躍在德國神學界。他和他一派的辯證法神學家當時聲勢浩大，如日中天，風靡於日本各神學院。所以注重德文的風氣也自然地瀰漫全校。在我們進神學院 的第一年與第二年，英文、德文兩門功課幾乎佔了所有讀書時間。
在神學院求學6年的時光（1937年4月至1942年9月），於學問上、信仰上及傳道精神上受到益處最大的，與其說在教室裏，不如說是在教會的主日學裏。不
過在功課上，我們下最多功夫的還是在語文方面，因為第一、二年英文與德文所佔鐘點最多，且一直唸到高年級，有時當做語文課，有時當做原文神學書的研習。此
外到第三年、第四年就要學習希臘文，到第三年後半又另加入希伯來文，這兩門課到最後才勉強可一面查字典、一面研讀原典經文，所以在神學院的6年，多半時間都花在語文的學習。至於專門的神學書，除了上課中抄寫講義，課外翻讀一些教授所介紹的參考書之部份篇章外，還是文哲方面較感興趣。常利用搭乘電車往返學校、教會與宿舍間閱讀。日本人是愛好讀書的民族。據聯合國文教組織所調查，世界上出版量最大的是蘇俄，但是銷售量最大、閱讀書籍最盛行的還是日本。看他們無論在車上、在咖啡館，甚至排隊買電影票、買車票之間都在看書，著實使人難以了解為什麼他們這樣喜好讀書。處在這種環境中，我不免也受其薰陶，漸漸養成了喜歡逛書店，喜歡跟人購閱古今名著的習慣。當然根本上怕知識落後，趕不上別人也是主因。這種習慣對我的求學與精神上的造就的確幫助不少，但是這種求學生活對我的助益還比不上我在主日學教了將近6年所得到的收穫。
自我進入神學院，就開始去教會實習，最初就是教主日學，我所擔任的是男女合班的小學二年級。當時我的日語在讀、寫及會話方面已能應付自如，但是要演講、上課或講長篇故事、證道，儘管對象是小學六年級的學生，有時候仍會因不夠純熟而講錯。每有講錯的時候，看到台下學生的竊笑，使我更加慌亂，更無法繼續下去。不過這樣每週的訓練，對我的幫助卻是非常大的。起初的一、二年，我在教會實習的事上，常是處於被動的立場，我既然不是該教會出身，又是外地來的，所以要與學生們打成一片，還需費一番功夫。然而很奇妙的一件事發生在我這班上了，就是因為我第一年擔任小學六年級的課程，第二年擔任中學一年級，以後第三年、第四年也就一直升上去。其間班上學生更換了不少，有的轉到別的教會去，有的不再繼續，自動離開，不過也有一些優秀而家庭良好的子弟插班進來。有一位學生，自從小學六年級起就在我班上，一直至大專一年級，既不轉班、轉學，更不退學，繼續將近6年，名叫木村知巳。最後一年，我請他去師範班或是成人班，他都拒絕，堅持留在我班•他家住在教會的隔壁，作醫生的父親是長老會明治學院創辦人井深(梶之助)博士的女婿，所以他的家世相當好。我畢業離開日本後一段時間，因為戰爭，日本與台灣間音訊斷絕，當通訊恢復，接到母校東京神學大學寄來的校友名簿，居然看到他的名字也在其中，不但如此，後來日本教團竟然選任他做首席書記，並且擔任此職將近十年之久。他在我的班上，我未曾聽過他將獻身教職，沒想到日後他竟出任政界要職。另外，曾經在我班上讀過一、二年至三、四年的學生，接來去唸神學院而名列校友錄上的還有二位，這一點真使我驚奇又感到上帝的召命是多麼奇妙而不可思議。
在神學院的生活除了讀書與教會實習外，因年事漸長，不免對男女的事日有感觸。東京神學大學當時是男女合校，應該是有可做為對象的女性。至於在教會方面，無論是青年團契、主日學教員，或是高年級的女學生，也有交朋友的機會。但是在這一段時間，我卻未曾有追求異性的念頭，其原因不外因為在傳統思想的約束之下，風氣未開，若與女性公然有著過分親密的交往，在一般人的眼光中，乃是一種輕薄的行為，至於日本的女孩，也許有甚多可以作為追求的對象，但是由於民族、風俗、 語言的不同，極難認真地將她們視為考慮的對象。當時東京也有由台灣基督徒留學生所組織的台語教會，參加的多半是年輕男女留學生以及他們的家長或旅居東京營商謀生的台灣基督徒同胞，由於是同鄉且有同道之誼，這教會活動也相當活躍，所以我也儘量每次都抽空參加。這個台語教會中，固然也有台灣的女青年，所以也應有交朋友的機會，但是我卻始終自認出身貧寒，且既已選擇做博道人這項行業，將來的對象也是要能耐貧喫苦的，而這些到日本求學的留學生，大都家道甚豐，尤其女孩子更都是來自富有的家庭，這些女孩怎可能對一個來自清寒之家，且將來仍將走上赤貧之途的青年，垂予青睞？所以不但因為風氣未開，不願以一位牧師候補人的身份被人視為輕薄之漢，且常自認這些出身富家的女留學生，儘管在信仰上有多大奉獻之心，也不會選擇這種吃苦之路。再退一步想，如果小姐本人願意，她們家長必定反對，因為他們既將掌中明珠送到日本留學，不招來金龜女婿，也應招得白馬王子，怎會隨意選擇一位命定赤貧、命定喫苦的傳道人。基於這種想法，在神學院時代的6年間，對於尋找可以談心的女友，尋找一位志同道台的終身伴侶的念頭，完全把它封鎖起來，直到快要畢業時，方有在台朋友提起一、二樁親事，卻未能引起多大興緻，一直廷到1944年在台牧師資格考試完了，才認真地考慮此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