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嵩牧師撰 摘自《100年來》臺南：人光出版社，1979年 p.107--117；是該書第7章「文字工作、神學教育」裡的一段；無題。
1970年夏天，李嘉嵩牧師從砂拉越回台，9月甕當時玉山神學書院長高俊明邀請而任教於玉神，不久牧師娘就在公立的國民中學任教。1975年8月李嘉嵩牧師自玉神退休，其間曾任教務主任，院長職。
在玉山神學院（註：神學院是1977年度台灣長老會總會始改名稱的，以前均稱之為玉山神學書院Yu-Shan
Theological Institute）工作中，最使我感到有意義的，就是有機會為台灣的未開化民族做傳道服務的工作。前在砂拉越時，因為是應神學院華人部之聘，前往任教，所以要分身去關心當地原始住民伊班人方面的工作，常感心有餘而力不足；此次回台灣來，所擔任的工作，則是專為台灣山地同胞服務，可專心致力於這方面的工作。不過參加玉山神學院的工作行列之後，發覺台灣山地同胞與砂拉越的原始住民伊班人比較起來，程度高出甚多。在台灣山地不僅每鄉，甚至許多村辦公室所在地都設有國民學校，直到民國57年(1968年)
9月國民義務教育實施以後，山地各鄉也開辦了國民中學，所以到我由砂洲返國之時，山地青少年都已受過小學與初中教育。玉山神學院於卅多年前創辦時，上課用語均為日語，因為從全省來就讀玉山神學院的計有十族，而各族的語言皆不相同，所以計有十種方言。這種情形繼續不到15年，情形便改變了，由於日語在山地只能通用於中年以上的人，年輕一代受到祖國教育，無形中日語自然淘汰，玉山神學院的教學，也自然地必須逐漸改用國語上課。
山地教會自從光復後，傳教獲得自由，其發展異常迅速，臨時來不及培養足夠的傳道人員以備教會所需，所以必須從平常的信徒中，選任一些信仰堅定，日語程度較
高者招集來院受訓，授以代用宣道師的資格，以便讓他們牧養新開設的佈道所與教會。可是這些人材，一向未曾受過神學教育，所以才由玉山神學院定期舉辦訓練班，讓他們逐次前來受訓。這種方式直到我來玉山神學院以後，仍在舉辦，以輔導這些代用宣道師。這些人其實正是教會的建設者，他們自從聽道接受信仰，領洗進
教以後，即擔任執事、長老，受山地傳道委員會或區會委派為代用宣道師，然後才來接受神學教育，這著實是世界神學教育史上的特殊現象。
因為一般的情形，乃是先接受神學教育，然後方才出去傳教並牧養教會，但是擔當台灣山地神學教育任務的玉山神學院，卻是讓這些站在第一陣線的傳道人，亦可稱之為教會的基層建設者，先在教會崗位上做過傳道牧會工作，且已具有相當的經驗與成就，然後始來接受神學教育。當時我在玉山神學院受命主辦過這種進
修班計有五次，原計劃將神學教育所需各方面初步的知識全部講授，但是這時的教學用語，尚無法以國語講授，而必需使用日語，因為前來參加的人員，都是中年以
上的人，所以無論聽課或筆記都無法適應國語教學，但由於這些接受訓練的人員，始終因為得不到正式的資格，工作得不到保障，所以我們主辦當局莫不想盡辦法，
替他們設想，盼望他們能獲得合法的教職資格，期可安心牧養他們專心經營所成立的教會。
我在玉山神學院服務期間，前後不過5年，在學期中，除必須準備平常的正課，亦需為這些特別學辦的進修班服務，工作相當繁重。但是擔任講課的教師們也都能不辭辛勞，繼續合作到五期完成，的確是值得感謝而令人引以為慰的事。
此外，每於寒暑假期，常帶領音樂佈道隊、籃球、排球等體育佈道隊，家事講習佈道隊或查經佈道隊等到山地各教會，以幫助這些草創未久，基礎尚未穩固的教會，這種事工，自從前任高俊明院長時代，就舉辦多年，及至我再繼續。在日本福岡市召開東北亞神學教育會議時，我曾報告這些情況，頗引起與會有關人員的注意和重
視。據說於前年由前院長高俊明牧師在會議報告一次，也曾引起全會的注意，並在席間募得數目相當可觀的捐款，的確值得欣慰和興奮。
玉山神學院的特殊教育有上述幾項值得特別提起，但是神學院所從事的山地教會的設立的種種經過，仍有許多值得詳細說明的。在世界各國教會間，每次聽到台灣山地於二次大戰後教會發展的過程，常喻之為基督教宣教史上的奇蹟。的確台灣的山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尚被視為未開化蕃族的居地，特別在戰前，山地
仍流傳著獵人頭的惡習，使聞者每每為之悚然。戰爭結束後，台灣重歸祖國懷抱，政府解除禁令，開放山地，准予傅道事業進入山區。但早在日治時代，就曾經有過
傳道人員冒險秘密地到山地傳教，並已獲得極少數的信徒，然而因為日本政府不准日本神道以外的宗教傳進山地，因而這些極初期的少數信徒，在日本憲警、密探的搜捕偵查之下，慘遭毒打逼供的酷刑，不少信教的山胞殉道而死。等到山地傳道之門開放之後，山胞們相攜來歸主的情形一山傳過一山，因而不過幾年光景，福音幾
乎傳遍整個山地，而信主的人佔人口中的百分比也直線上昇。台灣山地傳道的成就，就此被喻為宣教史上的奇蹟，絲毫不是溢美之言。我服務於玉山神學院期間，親眼看到以及親耳聽到的，尚有下列幾段故事，永遠留在我的記憶裏，終生無法忘懷。
我於1970年9月與內人相偕到玉山神學書院準備開始工作。到任沒幾天，學校便即將開學，學生也陸續返校，並到我家來探訪。其中有一位林清來君，是台中縣
仁愛鄉霧社方面佐倉村的一位傳道人家的子弟，從霧社耍往花蓮，通常是要先到台中，再北上台北，然後經宜蘭到蘇澳，才由蘇花公路到花蓮。但是從地圖上看，霧社、台北至花蓮恰好是一個等腰三角形，頂點是台北，而霧社至花蓮如無中央山脈阻隔，其距離非常近，並且山胞們相傳從前曾有花蓮與霧社盧山互相交通的事實。
因而花蓮的太魯閣族形成為東部太魯閣族，而霧社太魯閣族形成西太魯閣族，雙方的交通就是靠徒步四天左右的腳程。林清來君於該學期要返校時，他父親曾給他約600元，讓他作為旅費以及購買衣物或書籍之用。但他因為知道從霧社到花蓮如願嘗受跋涉崇山峻嶺之苦，可以靠徒步越過台灣中央山脈的中北部，也就是越過台灣
的屋脊部份，四天後便可到達學校，所以他就準備一些米、乾糧、饅頭、罐頭、汽水等放在背囊裏，做四天的糧食，開始他橫過台灣屋脊的壯舉，並計劃於途中借宿
山地教會，據他說在途中最難走的並不是崎嶇而坡度大的地方，相反的是平坦的地方，因為經過一、二天一直走在崎嶇山坡路，已經習慣，膝部能夠適應，但是到平
坦路時反而難以適應。至於糧食，在途中沒遇到可以借住的民家或教會時，便只吃乾糧，而以汽水佐餐，然後丟棄空瓶，以減輕行囊的重重，遇到可以借住的教堂，
才煮飯開罐頭以充飢，到了行程的末段，罐頭、米、乾糧已用完，才開始食用饅頭。可是饅頭經過三、四天都變硬了，所以必須等到走近清澈的溪流處，才泡水而吃，這樣到第四天下午，遂到達花蓮市外木瓜溪口的銅門，就是離開學校不遠的地方。傍晚時終於回到學校。這樣以徒步越山旅行，節省了將近500元的旅費，
並可將餘資充為購置書籍衣服之用。
我聽到他訴說這種徒步橫越山脈返校的經過，與內人同樣地非常感動，以後每逢玉山神學院要向外捐募獻金，或在外國要報告台灣教會概況，尤其提到山地教會以及玉山神學院時，常引述林清來君這段故事，聞者莫不深受感動。
類似的事例也曾發生在一位女學生身上，這位女學生乃是曹族子弟，住在嘉義往阿里山的途中，曹族據查是往昔暗殺清朝時代漢人通事－吳鳳的那些番族的子孫。可是，自從福音傳進山地，曹族大部份人民歸主，就陸續有學生到玉山神學院求學。到了1967年玉山神學書院增設女子部，除施以聖經學科外，並授以家事保育、風琴等項教育，當時曹族也來了幾位女學生。曹族居民多半居在阿里山鐵路太平山站的兩旁，他們居處都是在鐵路兩旁溪谷的下面，住民多靠耕種梯田及獵取山地產物維生，所有產物如欲出售到外地，必須由溪谷背到鐵路車站附近來兜售，偶而有外面商人到溪谷去採購，就必需雇用曹族青年替他們背到上身上。
我於1970年被聘任教於玉山神學院同時，院長高俊明牧師被選為總會的議長暨總幹事，的確是一大殊榮。後來高牧師選擔任總幹事，因而院務就落到副院長美籍益士德牧師(Rev.
William Estell)身上。益牧師擔任將近二年，因夫人患癌症去世，四位小孩乏人照料乃請辭代院長之職，董事會乃囑我繼任代理院長兼教務主任，唯
因當時我弟弟突患腦血栓症，有命在旦夕之危，萬一不幸，又必如同光復未幾死去二兄之時一樣，其一家大小照顧之責將落到我的肩上，所以立即以家庭遇到嚴重困難為由辭謝董事會的聘約，並於一、二天內便聞悉已由董事長聘定楊啟壽訓導長為代理院長。
但於次年總會時，董事會與院長人選全部更改，並由新組成的董事會再度選我擔任院長，幸而我弟弟已奇蹟似地幾近完全復元，我便膽敢再度接受董事會之囑，並提名楊啟壽氏為副院長。似此人事經過，必會使人感到不甚順利的印象，果然於我接任未幾便有人向總會控告為新院長之選出
並未依法執行，而由總會專程派了三位大員到校調查，雖經調查知事屬不實，卻對日後欲謀求院方全體團結似已留下隱憂。其實自我接受董事會之聘，便自以為年事已62（虛歲），且因楊氏未考取教職資格，故於未來三年任期使他有機會可完成教師與碩士資格，便可有益於65歲退休時接棒。可惜爾後許多方面事與願違。
此外於我就職視事不久，學校自十年前所訂購的校地，至可登記過戶時，主辦人員卻一再疏忽，並未辦竣過戶登記，而被地主盜賣，引起一場慌亂。且另有更大筆的學校用地，歷經十年以上，地主究係何許人，未經一次謀面商妥，以致整個運動場與農場，面臨岌岌可危，旦夕間有再被盜賣
之虞。因此必須打官司。而為了該項官司玉神白花十幾萬元，卻仍無法收回。
此時長老會總會決議，准予玉山神學書院繼續辦理十年，此間應立定將來方針，以期集中人力物力，藉資充實總會內的神學教
育。為此經董事會推薦董事會外山地與平地方面與教會界賢達數位，組織十年計劃委員，煞費心機，以從長計議有關學院將來的發展。同時以往對玉山神學書院附設
農業訓練班，歷年辦理成績，如同山地平地所設農業學校一樣，一直無法提高，主要的外援機關基督教福利會屢次來函，催促必須重新計劃，將新方案提會討論，期可繼續獲得撥款援助，否則歷年來撥款將無法繼續等。由是觀之，學院可謂已面臨風雨交加的頹勢。我一方面素無長材，再則體弱多病，頗為瞻怯。憶主持光華女中未年半，便因操勞過度，養病達五年之久；現面對神學院的艱巨責任，實在惶恐不已。特別這所學院一一仰賴海內外信徒之奉獻，運籌策劃，責任實在寵大得很。
我雖然幾經奔走，聲嘶力竭，呼籲國內教會發揮力量，協力支援本院，同時對內向學校管理當局，多方建議，以期學院體制有所更
新改善。惟因事體太大，發現為要集思廣議，以謀求新方案的統一和推行，還須假以時日，所以認為必需繼續維持現狀。但是學院的經濟因恰遇能源恐慌，物價飛漲，面臨捉襟見肘，拮据慘淡的地步，所以我雖應聘不久便提請董事會，准予辭職，而留校任一教席，以便繼續貢獻學校，不料辭呈獲准不久，突患腦血管栓塞症左
半身幾近不遂，然後雖然僅留為一教員在校任教，亦因體力不支，而於1975年8月完全退休，在家養病至今。
回顧前於台南光華女中校長任內，曾經聽到過去董事會議曾發現學校經費不足，董事中有人提議既已經費不足，是否要向家長會或其他社會較為富有的人募捐，但是
董事長韓石泉先生都不贊成，且提出所謂董事就是要出錢的云云。由韓董事長這句話，董事會全體立即不再另作主張並贊同董事長的提案，席上由各董事認捐以彌補預算的不足，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我的任內，因為當時正值光復未幾，光華女中經濟年
年都在拮据艱難中掙扎，至民國40年(1951年)我剛任校長編列預算，再度發現該學期經費將不夠一成，韓董事長在董事會中一聽到我的報告，立即照舊提議由諸董事認捐，
以便彌補預算的不足。像這種情形在長老教會各機構的董事會當局，似乎是極少聽到的。
所謂長老教會乃是以體制嚴密整齊見稱於世界史上，所以有人稱長老教會有如一種政府機構的組織，這些長老會內諸機構均有董事會或管理委員會之設，但是這些董事會或管理委會成員多係義務性質，各董事、委員均以奉獻時間的形式，以遂行其任務，經常不無勞苦功高的貢獻。
但近年來，長老教會內這些機關團體，經濟收入甚佳者不少，又主辦人員一方面為謀求管理當局與事業機構打成一片，卻另方面不無為求博取管理當局諸董事委員的
歡心，以保全他本身地位的傾向，動輒付出數目可觀的旅費與會議津貼，以致這種機關的董事、委員職位成為教會會議代表所爭相巧取豪奪的目標。但是既已擔任機
關董事，對該機關雖具有對機關人員職位生殺予奪的權力，卻毫無負起經濟責任的必要、這此起我在光華女中時代諸董事的作風，實有相差甚遠之感•因而所謂董事
機關乃是決策機關，學校乃是執行機關，這種原則無法明確執守，學校主管於決策與執行之間，常有無所適從之苦，因而學校主管變成校務會議的幹事或者頂多是一
位教會長老執事會所聘之傳道人，但是機關所需一切經濟責任，均集中在主管一身。這樣董事會既無擔負經濟之責，且於決策執行之權責界限，罔無所知，所以教員間如有熟悉內情，並知董事當局無察理之明，在校內就可以跋扈跳樑，又可向董事會擅施操縱讒謗之弊，這樣一所學府要實現任何高遠的理想與方策，實屬緣木求魚之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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