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文撰 《台灣教會公報》 3299 期 2015年5月18-24日 p.10 窗口無遮欄

1991年5月9日清晨還不到6點，有人敲著我的房門，住在清大女生宿舍卻聽到男生的聲音，有點怪，迷迷糊糊醒來開門，一位平日熱心學運的學弟衝進來說：「廖偉程被調查局帶走了！」廖是我所上的學弟，也是學運社團的一員。大家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有謠言說有另外一張拘票是要找我，所以趕來通知我走避。後來得知，當天有4人分別在不同的地方被捕，在調查局的劇本中，這幾位都是「獨台會」成員，該組織主張台灣獨立，已經構成「叛亂」。

1991年已經解嚴，社會風氣自由，但國安法仍如緊箍咒，〈懲治叛亂條例〉尚未廢除，當人民力量不斷茁壯之時，政府仍可以祭出這戒嚴餘孽來恐嚇人民。

在此案發生之前，我認識陳正然和廖偉程，但不認識其他兩位：林銀福（Masao）和王秀惠。我記得當時得知朋友被捕時，心中恐懼又憤怒。恐懼的是，不知道這波抓人要抓到什麼程度、會被打壓到什麼程度；憤怒的是，怎麼研讀台灣歷史也構成犯罪？政府怎麼可以這樣對待人民？

1990年野百合學運前後，我們在自由的浪潮中學習，很自然想要多了解自己生長的土地、歷史，但有關台灣的知識頗為荒蕪，所以組織台灣研究社、一起讀台灣史相關書籍，在各大學幾乎不約而同進行著。

此外，渴望台灣民主化更為落實、關懷社會正義，各校都發展出異議性社團。沒想到，熱心想要建構台灣研究資料庫、一起研讀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的友人，竟然會被當成叛亂犯！我們以為的學術、思想自由，原來那麼脆弱！

所幸，恐懼又憤怒的不只我一人，學生和教授們站出來大力抗議白色恐怖，其他大學的學運社團紛紛聲援，台大、清大出現罷課。

當年5月12日當天，和幾位同學衝到中正紀念堂靜坐，布條不斷被警察扯走，最後所有人被抬離；下午教授們不放棄再去靜坐，警方驅離時狠狠痛打了陳師孟教授，他在接受電視新聞採訪時痛哭，為知識分子在國家暴力前的無力而嘆息，結果激起更多人響應聲援，終於，政府讓步放人。此案也促成「廢除刑法一百條」的運動，在隔年告捷。

近日幾位清大的年輕人製作了紀錄片《末代叛亂犯》，重新回顧這段歷史。導演廖建華注意到在整個案件中較少受到關注的Masao和王秀惠，還有急著聲援Masao而成了第五位叛亂犯的安正光。王秀惠是基層社運人士，透過這個紀錄片才得知她已去世多年。Masao和安正光，都是玉山神學院畢業，有傳道師資格的原住民，但這些年來似乎過得並不算平順。

看了這齣紀錄片，身為此案的親歷者，有許多感慨。我們義氣相挺，讓這幾位脫離「叛亂犯」遭遇，值得自豪。然而，懷抱單純理想的人們，回到日常生活中掙扎前進，並不那麼理所當然平順自在，而從未放棄的獨立願望，又將如何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