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起
自國民黨的政府統治台灣以來，其基本態度是人民和/或國家次於黨，黨次於執政團隊，執政團隊次於核心組織，核心組織次於政治領袖。對內，鉗制人民的自由，
遏止民主的發展，差別對待族群，黨及其衛星（利益）團體坐擁百分之九十的國家資源；對外，越使台灣成為國際孤兒，傷害台灣的國權和國格，以及剝奪人民的人
權和權益。歷經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以下簡稱PCT）在1971年「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和在1975年「我們的呼籲」，國民黨的政府絲毫沒有改變其總攬
黨、政、軍、特、法、教、財、公的專制和恐怖統治的本質。
1977年6月底美國發表消息，聲稱要與中國外交正常化，以及國務卿范錫和總統卡特即將陸續訪問中國。可是，國民黨的政府仍然拒絕改變其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該政權擁有中國的主張。在這情況下，台灣人民擔心這個島嶼會成為華府與北京之間關係正常化「棋盤上的棋子」，以及受到中國的侵略。
因此，PCT總會常置委員會（以下簡稱「總委會」）於7月12日決定要致函給美國總統卡特，並通知PCT眾教會，以表明我們教會的立場。
日後，我們一行受託的人，高俊明、鄭兒玉、翁修恭、王南傑、張清庚、謝禧明、許石枝、謝穎男、王憲治、莊經顯、張宗隆、......等人，從台灣各地來到黎巴嫩山莊，一起商議文稿。
定稿
從起草到定稿，我們祈禱並查考聖經，反省台灣的歷史，檢討台灣在當時國內國外的處境和局勢，以及展望台灣的前景。我們共識，這個宣言紮根在聖經和信仰，並
延續前兩個宣言。在研擬過程中，我們起先像前兩個宣言那樣要列舉對政府的各項建言，可是後來發現：第一、無論建言如何，國民黨的政府總能用各種言詞和論調加以搪塞，若非辯稱已經完成，就是辯解正在實施，或是藉口居於現實需要設限；第二、台灣長久有人權、民主、自由、內政、外交的問題和危機，基本上在於台灣
未成為獨立的國家；第三、台灣需要成為獨立的國家，可是人民和政府必須更新，台灣才能有光明的前途。
終於，我們寫下：「為達成台灣人民獨立及自由的願望，我們促請政府於此國際情勢危急之際，面對現實，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在人權宣言本文之後，我們特別加註一個禱文：「我們懇求上帝，使台灣和全世界成為『慈愛和誠實彼此相遇，公義和平安彼此相親，誠實從地而生，公義從天而
現』的地方。（聖經詩篇八五篇10至11節）」這個宣言不是只在促請台灣的政府，也是對上帝的祈禱；不是只具政治性的宣言，更是信仰的見證；不是只為台灣
這土地和住民的益處，更為對世界的福祉有所貢獻；不是只求政治上的建國，也祈求上帝讓台灣覺醒、重生、更新。可惜這個用心在日後外界的評論中被漠視和割離。
發表
1977年8月16日，PCT總委會通過並發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人權宣言除函送美國總統和PCT眾教會外，也發表於8月21日的《台灣教會公報》（第1329號），並函寄給政府有關單位。
登載「人權宣言」的當期《台灣教會公報》和信件幾乎全被攔截，不過仍有一些漏網之魚。收到信件或當期公報的教會牧師，在禮拜中宣讀該宣言，導致他們被治安和/或特務單位約談和恐嚇，但是這些牧者並不因之畏縮，反而把自己的遭遇以及國民黨這樣的反應當作笑談。
不久，國民黨的政府採取示好的措施。在9月間，邀請PCT一些教會代表參觀經濟和軍事建設，盼望能以此「感化」PCT。後來發現，國民黨這樣的作法，只是1947
年二二八事件初期陳儀對當時的處理委員會、學生代表、和台灣人民「先禮」、緩兵之伎倆的故計重施。國民黨的政府實際上已在擬訂圍剿、醜化PCT的
種種作法。PCT已感受一股肅殺之氣逐漸籠罩過來。
在國民黨政府打擊PCT的具體方案逐漸定案之際，另外有一些「自發」的攻擊行動。各教派和獨立教會（尤其國語教會，含中華基督教長老會信友堂）紛紛發表宗教裁判所式的佈告或公開信，審判PCT。教會界的出版業者（如林治平者），批判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言是一種叛國行為。黃約翰的《福音報》（據傳每年從國民黨的政府收受約一百萬元的補助），對長老教會的攻擊不遺餘力。高舉大中國主義的刊物《夏潮》，以中共的口氣謾罵PCT，並曲解台灣基督教史。（註2）國民黨的傳聲筒刊物（如《綜合月刊》），咒詛高俊明牧師，譴責PCT。有的，曲解「把凱撒的東西給凱撒，把上帝的東西給上帝」（可十二17）、和「必須服從當政者」（羅十三1∼7）的經義；有的，教訓PCT要「先是一個中國人，才是一個教徒」。
無可諱言，人權宣言的發表引起了PCT部分信徒和教會的不安、惶恐。當時信徒困擾的問題有：教會會受傷害（這是最大的擔心，所以也認為總會設想欠週，會導致教會遭受逼迫而萎縮）；教會是「屬靈」的團體，不應介入「屬世」事務；政教豈非分立，PCT這樣的作法有干涉政治之嫌；教會是個大而政治性意見不能一致的團體，不應由任何團體或單位發表宣言；......。
有人因為人權宣言而離開PCT，可是也有人因為人權宣言而加入PCT，或重回PCT。當時台南太平境教會有一位離開教會幾十年的信徒回來了。他說：「我認清PCT的上帝不是『鴉片仙』的上帝。」意思是，他從PCT認清，基督信仰不是受難人民的麻醉毒品。
困境
在當時的專制環境和日益加重的攻擊壓力下，PCT很為難的是，難有機會及媒體空間向信徒和社會大眾解釋發表人權宣言的因由、神學和信仰背景；很難讓質疑者瞭解台灣的國際處境，和國內的政治、社會實況。因此，PCT的傳教師和信徒充滿焦慮，尤其中會和總會的幹部同工更是如此。
本來，主日講道是牧者教導的最佳機會，可是多數教會的主日禮拜遭受監視監聽，尤其牧者的講道被錄音，或被記錄以打小報告。此外，也有信徒會向牧者施壓，避免講道談及有關人權宣言以及意含社會公義的內容。
自人權宣言發表到1980年8月底，筆者所牧養的台南太平境教會，每個主日都會有特殊人物前來參加「禮拜」。從他們的穿著和態度就可知道他們的特殊身份和前來參加的意圖。教會青年會「虧」這些人來禮拜卻不奉獻。
在抬面上，國民黨的政府由新聞局和中央黨部第五組（社會工作組），齊頭並進專門對付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和她的教會公報。新聞局長是宋楚瑜，第五組組長是蕭天讚。前者被黨外人士認為陰險霸道，後者被黨外人士認為老奸巨猾。宋楚瑜還有一個得意部下叫蔡鐘雄（後來曾任親民黨的主任秘書），寫了一本小冊《顯微鏡下的台灣基督教長老會》，大肆發行，極盡醜化、污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之能事，並且把「台『獨』」污名化為「台『毒』」。這個蔡氏的文章影響不小，叫黨國體制的支持者和抱持大中國意識的人吸食了更多敵對台灣的「毒品」。
在當時風聲鶴唳的氣氛中，對信徒的教導只好「抬面下化」。儘量利用交談的機會與信徒「交換意見」。對教會青年則善用交談和團契聚會的機會與他們對話，向他們說明與人權宣言、民主化、建國有關的主題。
各地方教會的牧者都站在自己的崗位，為信仰和整體教會辯護，進而從事教導的工作。有很多位擔任總會性要職的前輩牧師和信徒，還擔負與普世教會聯絡的工作，
及應對國民黨政府的約談、恐嚇、醜化、抹黑、分化、攻擊。感謝上帝，祂總使用適當的人作「信差
/
天使」，將國民黨和特務機關（兩者實為一體）的計謀陸續傳達給這些前輩牧師和信徒。
公報
當時能對教會和信徒作「面」的教導的工具，唯有《台灣教會公報》。可是在國民黨的政府的新聞、書刊及影劇之檢查制度（censorship
of press）下，《台灣教會公報》的言論必須極度謹慎。加以「人權宣言」和社會關懷不是教會唯一的事工，教會公報不能有較頻繁或份量過重的文章。起先，公報只是藉著零星的社論和文章間接、間歇地作一些論述。
進入1978年，《台灣教會公報》逐漸增加有關社會公義、人權宣言、和台灣獨立的文章。其中有不少作者採用筆名，讓國民黨的特務無從搜尋。除了眾多擲地有聲的
文章之外，1978年3月起有張宗隆和林玉如夫婦（筆名「宗」、「玉」）執筆的「宗玉集」，6月起有王憲治（不署名）的「曠野之聲」，1979年8月起有林培松（用不固定筆名）的「百感交集」和「育嬰雜感」，作長期、帶狀的專欄。教會公報的民眾性、可讀性、和水準更為提高。當時只有極其鮮少的本土及鼓吹民主、獨立的刊物，因此教會公報是台灣民眾的精神糧食和支柱。
《台灣教會公報》經常被竊取（當局美其名為「沒收」）。這樣反而提高民眾對公報的興趣和需求。民眾擔心遭受國民黨的迫害，多未訂閱教會公報，卻爭相索閱和互相傳送，因此公報的發行量直線上升。（註3）
施暴
PCT在人權宣言發表之後，遭遇了最大的挑戰。第25屆總會通常年會即將在1978年3月底召開。這是國民黨的政府要破壞PCT及其人權宣言的機會。
在這一屆通常年會中，人權宣言能否得以接納通過？還有，高俊明牧師能否連任總會總幹事之職？高牧師早被國民黨政府視為「眼中釘」，是人權宣言的「始作俑者」，為PCT的最高象徵人物。國民黨政府已策劃要如何壓迫PCT在年會中不接納、通過這兩個議案。我們覺得國民黨的政府會有大動作干擾這次的年會，並且的確有「信差/天使」如此警告我們。
總會年會召開的前一天（3月27日）下午，有位原住民牧師來到太平境教會的庭院，說要找牧師。我說我就是。他自我介紹是中部布農族的某某牧師。「現在有50個牧師和長老在台南集合，國民黨要用遊覽車把我們載到台南高工，每個人發給◇千塊。」他說，他是利用午餐的空檔趕來通知。說完話，他就匆匆離開。
由於事態緊急，急忙趕去轉告主任牧師王南傑，讓總會相關牧長及早知道這消息，並趕快商討因應之道。一急之下，我竟疏忽了要記下這位牧師的大名。真是扼腕！
第二天下午，第25屆通常年會召開，門禁森嚴，有關高俊明牧師連任總幹事案和人權宣言接納案都採唱名投票。在被威嚇、緊張的氣氛中，投票結果：高總幹事連任案在總數312張選票中，反對49票，棄權8票，得票255票當選；人權宣言案經過正反雙方激烈辯論之後投票，在總數294張選票中，反對49票，棄權
10票，235票贊成。
票數的統計出現兩個有趣的現象。第一、這兩個議案的反對票數都是49票。這49票是國民黨的鐵票。但是，那位「跑票」的議員，相信就是這位冒著危險到太平境教會來通知我（們）的原住民牧師。他可說是50位被挾持的議員中真正對上帝忠心，愛教會，愛台灣的。
第二、兩個議案明明是極多數贊成和接納，反對的倒是區區的鐵票49票。可是，國民黨的政府及其眾多傳聲筒媒體卻說，贊成和接納的是極少數，反對的是多數。國民黨及其政府充分暴露它顛倒是非、耍「眾口鑠金」伎倆的本質。
這是國民黨的政府處心積慮，精心設計的大行動，並以為如此可以摧毀PCT。實際上，國民黨的政府對高牧師早就要「去之而後快」。也曾要利用林義雄家的慘案給高牧師羅織「主嫌」的罪名，但始終劇本編寫不成。
從此，PCT各地教會長期舉行聯合祈禱會，為高牧師、眾教會，和台灣祈禱，並為上帝施行公義、慈愛及和平普及全地而禱告。同時，國際間的人權團體和教會以及各國國會議員的關心、支持，以及對國民黨政府施加壓力接踵而至。
附註：
（註1）本文只是留取一個地方教會牧師參與「人權宣言」的一些記憶和思考。前段的主要內容集中於一九八０年八月以前的相關事蹟，因為該年九月，筆者受總會
指派，離台前往位於洛杉磯的福樂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進修。後段則主要以聖經的觀點對台灣建國之過程和將來所做的思考，其中也涉及「人權宣言」的聖經神學立場。
（註2）教會公報曾三度加以駁斥，同時保守信徒對台灣歷史和PCT歷史的正確視聽。這三篇文章是：社論「巴克禮與劉永福」、張宗隆的「教會應有的角色及存在的目的----兼對某雜誌曲解教會史實的澄清」、林信堅的「從夏潮北屋的怪文說起」。
（註3）台灣教會公報社和台灣教會公報從一九七六年元月委託總會事務所經辦。一九七七年九月由台北遷回台南；經營和編輯、發行的工作交回理事會執行。這個變動與人權宣言的發表無關，而是理事會早就決定，並得總委會同意、通過。不過，南遷的計畫和時間點，顯有上帝預先的安排。
南遷之後，台灣教會公報的編輯人事不很安定，更感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缺乏能專業並全時間擔任主筆或總編輯的人才。
當時關心並參與教會公報言論的人不少，台南神學院的部分老師和台南的部分牧會牧師形成一個編輯小組，決定公報的言論。這個小組保持與總會幹部和事務所、以
及與外國教會和國際的密切聯繫。這段時間，公報的實際主編是台南神學院的教授王憲治牧師。一九八０年暑假起，林培松牧師從玉山神學院前來擔任主筆，挑起大
樑，公報的編輯人事篤定，言論益形充實、堅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