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昌華撰 「杜鵑山之夢：鄒族先知高一生的故事」《民報文化雜誌》第3期 2014年11月3日

「自從離開了杜鵑山

時時刻刻懷念那山，真想念那山

拆散的白雲啊！不知飄到哪裡去了

夜裡夢見了杜鵑山，橡樹林的影像漸漸模糊不清

那山竟然看不見了，真想念那山

可愛的藍鵲，現在不知道飛到哪裡去？

杜鵑山就在那個方向

楓葉即將改變顏色的時候了

想念那山，真想念那山

烏鴉向著老巢歸去了吧！」

節錄自高一生〈杜鵑山〉歌詞

「不要忘記噢！這首歌是我的爸爸在監獄作的，當時他的指甲一個（被）拔掉呢！」，這是原住民先知高一生的女兒高菊花在2006年接受原住民歌手小美訪談時，所說的話。這個聽起來輕描淡寫的一句話，卻是身心深受摧殘超過半世紀的高菊花女士，對父親縈繞於心思念的表達。筆者耳中聽著高氏家族與族人演唱的〈杜鵑山〉的歌聲，心裡不禁懷想，高家子弟是抱著什麼樣的心情，歌唱這首高一生在監牢時，以靈魂寫出的懷鄉之歌呢？

高一生本名矢多一生，生於1908年生於嘉義特富野部落Lalauya社，父親為擔任「巡查補」的阿巴里，由於父親的公職身份，他在1916年進入「達邦蕃童教育所」受教育，1922年進入「嘉義尋常高等小學校」高等科尋常科就學，1924年進入「台南師範學校」，1927年師範學學校3年級返回部落協助鄒族孩童日語教育時，在日本警察的介紹之下，認識前往阿里山調查鄒族語言的蘇聯語言學者聶甫斯基（N.A.Nevskij, 1892-1937），於是在高一生擔任翻譯的情況下，《台灣鄒族語典》得以在1935年於莫斯科以俄文出版（中文版於1993年出版）。1930年師範學校畢業後受派擔任「達邦蕃童教育所」教員，兼任達邦駐在所「巡查」的職務。在職期間與同為鄒族的湯川春子結婚，兩人育有矢多喜久子（高菊花）等11名子女。在服務公職期間的重要的事蹟包括：1940年11月與泰雅族人日野三郎（林瑞昌）前往日本參加「紀元2600年儀式」，1942年因反對政府徵調鄒族青年赴太平洋征戰，被駐在所主管福島處罰。1944年前往高雄領回赴戰的鄒族人骨灰。這兩個事件想必讓矢多一生深刻感受到被殖民者的悲哀，儘管自己可以算是當時受到高等教育的菁英，而且身為部落的「巡查」，但是在眼界與見識都比自己低下的福島「警部」專斷手段下，不僅自己受到懲罰，而且也沒有能力保護族親免受戰亂的荼毒，他的內心定然感到無力感的喟嘆吧。

1945年戰爭結束，當時認同中國的矢多一生改名為「高一生」（而他的妻子也改名為「高春芳」），並且主動率領族人訪問嘉義市政籌備處，申請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以及協助山地部落的治安。但是這個新的殖民者並沒有如他想像般的美好，素質遠不如日本人的顢頇中國官員肆無忌憚的侵佔、掠奪與欺謊，讓原本天真的台灣人頓時陷入「從豬圈掉落糞坑」的錯愕與憤怒。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當時擔任鄉長的高一生派遣湯守仁率領鄒族青年下山維持嘉義市區治安，但眼見稍後中國援軍迅速來到大肆屠戮的情況下，決定率領族人主動投誠繳械。可能是在二二八期事件期間保護逃到山上的台南縣長袁國欽的關係，高一生未遭二二八事件的株連。但是在1950年時，他必須再度向國民黨政府表示效忠，並繳回二二八事件期間帶回的槍械。隔年高一生再度率領「鄒族致敬團」到台北拜訪政府要員，並提出：實行人工造林；請求政府協助鹿林山、里佳、新美、和達邦的設立牧場以鼓勵山地畜產；准予先前因墾殖山田向政府機構貸款的50萬元免付利息。「鄒族致敬團」的訴求是否受到接納情況不明，但是1952年高一生以「涉嫌加入『偽匪蓬萊族解放』組織」的罪名逮捕，並在1954年4月17日在凌虐之後槍決。

嚴格來講，高一生受到國民黨政府指控什麼罪名並不是重點，我們也不必以政府錯殺的藉口來解釋，而真正關鍵的所在，是因為高一生的能力讓國民黨懼怕，他不僅受到高等的教育的栽培（兼具教員與治安維持能力），具有動員原住民的號召力（派遣部落青年維持治安），並且也極具先知洞見的目光（山地造林，成立農場推動畜產），而具有這種能力的人物，極有可能會動搖國民黨箝制山地部落的效果，這才是他受難真正的原因。對於這一個論點，我們可以從「國家安全局檔案」的〈台灣省二二八事變正法及死亡人犯名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沒有罪名的人判死刑，有罪名的人都是莫須有的原因，其實我們可以將名單底下的所有罪名都改成「台灣人菁英」，這才是他們受難的真正原因。

〈杜鵑山〉優美的歌聲在書房的書冊間營繞著，但是台灣人美麗家園的「杜鵑山之夢」何時才有實現的日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