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學的使命即承擔責任

唐培禮牧師（Rev. Milo Thornberry）於2012年4月17日在台灣神學院講道， 題 “The Task of Theology as Assuming Responsibility”, 由張信一牧師及鄭仰恩牧師合譯。錄自 《台北東門教會週報》2012年5月27日

各位老師、同學和朋友們：

謝謝您們熱誠地歡迎我。今天，就像以前雅各和上帝角力一般，我要請大家一起來和一個問題「角力」。這個問題是：「我們什麼時候才願意不只是照顧那些被輪子輾傷的人，而是勇敢地把一支棍子插進輪輻，制止它再傷人？」

要了解這個問題要用一點想像力，想像代表古代帝國權力的戰車毫無忌憚地亂闖，所經之處輾傷了許多手無寸鐵的男女老幼。有些人努力地照顧著傷者。然而，有一個原本在照顧那些受傷、破碎、已死或將死者的人，撿起一根木棍或是掉落地上的長矛，當戰車再次駛向群眾時，他轉到一側並將木棍插入那戰車的輪輻中。當那戰車翻向一側時，那位駕駛就像根長矛般摔在那仍沾滿先前受害者血跡的石地上。那被棍子絞住的輪子終於讓那戰爭機器停了下來。

鄉土神學

我很難向大家形容，四十年前，我能夠以這間神學院為家並在此服務四年，那對我是何等光榮的事。在這裡受教育的牧長們，不只領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了1971年的《國是聲明》和1977年的《人權宣言》，也成為「鄉土神學」的早期倡導者。

「鄉土神學」是以台灣本土為主體，以掙脫中國霸權文化而得自由的神學運動。即使在1947-1987年「白色恐怖」的最黑暗時期，這間神學院的師生們幫助台灣基督長老教���成為蔣政權無法控制的機構。在那段期間，你們讓教會得以在壓迫者的面前談笑自如。

聽說那些常有政府所派特務參加禮拜的教會，有這麼一個說法：「參加禮拜的人數增加不少，但唱詩的聲音並沒有更大聲。」您知道為什麼嗎？那些特務為什麼來參加禮拜？這是因為他們和他們幕後的老闆深怕當公義的意識逐漸抬頭時，有人會被啟蒙而開始照顧那些被白色恐怖的巨輪所壓傷的人，他們更害怕那些用自己的母語，而不用「帝國的語言」唱詩、讀聖經、聽講道的人會起來塞一支棍子到這個殘暴且恐怖政權的輪輻裡。

我在台灣神學院的最後一段日子

請容許我回顧在台灣神學院這裡的最後一段日子。

當三位穿著深色服裝的人員以及穿著外事警察局制服的第四人於1971年3月2日（週二）抵達時，我們並不感到意外。當敲門聲響起時，陳皙宗院長正在我們的餐桌上共進午餐。我們知道逮捕即將來臨，只是不知道確切的時間。

一年前的1970年1月，我和我的前妻秋詩(Judith Thomas)得到幾位宣教師以及二位日本友人的協助，成功地幫助彭明敏教授離開台灣。那一年，我和他的兩位學生，魏廷朝和謝聰敏，繼續將我們從「美國公誼服務委員會」募來透過秘密管道帶進台灣的錢，由謝和魏冒險分送，資助全台灣各地政治受難者的家屬。

1971年2月18日，一位省議員的朋友跟我說，有一個日本旅客被捕，因為他帶來一塊「蛋糕」，裡面裝滿了氯酸鉀。這是可以用來製造炸藥的東西，在日本隨處可以買得到。從那個日本人身上他們找到了我的電話號碼，說是要我把那「蛋糕」交給謝聰敏。儘管謝和我與這「蛋糕計畫」毫無牽連，我們知道我們已經被蔣政權的秘密情治單位所羅織誣陷，那位省議員的友人說我們夫婦遲早會被捕。

過了好幾天，當局並未來找我們。然而，當我們得知謝與魏在2月23日被捕時，我們知道時間不久了。但我們還要等七天。

陳院長告訴我們，在我們返回前他會找人照料我們的孩子。於是，我和秋詩被帶到外事警察局總部且聆聽對我們起訴的罪名：「從事對中華民國政府不友好的行為」。我們是自1945年蔣政權抵達台灣後第一對被他們逮捕的宣教師。

四年前，我們決心和彭教授一起從事救援人權的工作。由於我們是外國人，我們認定不管做什麼事，最壞的情形是被驅逐出境，但台灣本地人若做和我們同樣的事，則可能會被監禁、刑求，甚至處死。因為謝和魏和我們這種毫無經驗的生手共事，實在很冒險，因此我們決定只和完全清楚知道其危險性又坐過牢的台灣人共事。不管是我們在教授團中親近的朋友或是我們的學生，都沒有人知道我們和彭教授共事的行動。

儘管在第一個晚上仍有所疑惑，但我們關於「身為外國人的遭遇」的推測是正確的。我們被帶回家中軟禁，有兩男兩女全天候在家裡監看著我們。外面，我們的房子被吉普車、機車以及「灰衣人」（秘密警察）所圍繞。第一個晚上，原本受我們邀請來吃晚餐的《華盛頓郵報》東亞部主任試圖要進到我們家。結果，他被摔在地上且被秘密警察「修理」，結果是我們被捕的消息立刻刊登在該報隔天的頭版。我們不知道他們原本的打算如何，但是消息一旦走漏，當局認為最好就是馬上將我們驅離出境，越快越好。星期四，我們被送上飛往香港的飛機。回到美國，有十九年之久我無法拿到美國護照。

關於我們所要面對的情事，我們的推測是正確的，然而，關於和我們有所牽連的台灣人所將遭遇的命運，我們的推測更是不幸地正確。在謝與魏被捕十三個月後，他們被秘密審判並判刑十五年，刑期後來減半。兩人都遭到殘酷的刑求。

今天晚上，當你們來到這裡，你們跨過的草地或是走過的步道是前人曾經站著守望禱告(vigil)的地方。1971年3月4日（週四）中午，我們從家中被帶走。看到在房子周圍警察圈子外的幾個外國朋友，他們的出現讓我們很受安慰，但是當我們經過行政大樓及教堂時，我們被看到的景象所震驚。許多老師和學生們就站在你們今天所經過的草地和步道上。他們前來道別。當然，他們沒有揮手，他們只是看著。

自從週二秘密警察大舉進駐並包圍我們家開始，我就被告知神學院就像鬼城一般。整個校園裡幾乎看不到人影。那些去上課的都是快速且安靜地行動，希望不要引起「灰衣客」的注目。在一個像台灣般位於白色恐怖下的警察國家，沒有人希望成為秘密警察注目的對象。

不知如何，我們何時要離開的消息被傳開。在草地上聚集的老師和學生並非一個團體，而是各自站立，像是守望禱告一般。他們的臨在代表著相當程度的危險，我也知道我不能向他們揮手，因為這將帶給他們危害。在我們前後都有秘密警察的車子。

看到許多學生及老師們敢於站出來並看著我們離開的勇敢行動，我的情感深深被激動，以致於我未能馬上理解到警察為移送我們到機場所佈置的龐大規模。抱著兩歲大的理查(Richard)在我腿上，我望著六歲的伊利莎白(Elizabeth)將臉緊貼在載我們下山的黑頭車的另一面車窗。從那窗子看出去，就在我們下到山下，經過士林的蔣介石官邸，且進入台北時，在一路前往松山機場約十公里的道路兩側，每十到二十碼就規律地有「灰衣人」站崗著。

我問道：「他們在害怕什麼？我們嗎？」

「果真如此，他們就比我們所想像的更瘋狂了」，秋詩邊望著迅速閃過、數不清的衛兵邊回答著。

當我們開過民權路到達機場入口時，衛兵之間的距離逐漸縮短，而當我們抵達機場前的圓環時，「灰衣人」們幾乎是肩並肩地包圍住整個前庭。

他們在害怕什麼？儘管有著嚴密武裝的大型黑頭車陣駛過，學生們和老師們像沈默的見證人般地站立著，我懷疑，當那些灰衣人看到這些毫無武裝的觀看者時，他們當中是否有人會感受到一股恐懼的寒意。我懷疑他們是否會感到恐懼，這些或是其他像他們的人們是否敢於將一隻棍子塞入他們那史達林式的安全體系的輪輻裡？

神學的任務

因為我們是外國人，我們的苦難絕無法和彭教授、謝聰敏和魏廷朝，以及無數的台灣政治受難者的遭遇比擬。在戒嚴令已經解除四分之一世紀後的今天，在白色恐怖下受苦並死亡的人數至今仍無法確知。

今天我要鄭重地跟各位報告，神學的首要使命在於關心受苦難的人。聖經很清楚告訴我們，上帝分擔、憐憫（com-passion意即「同受苦」）那些因病痛或受剝削、壓迫的人的痛苦，不論那是來自中國的霸權文化，或是任何糟蹋人權的惡勢力。關懷受苦的人不是我們有時間或方便的時候才做的事，而是「做神學」的人的中心任務。所有敢讀神學的人，都必須傾聽那些被不公義的輪子輾傷的人的哀號，都不能輕忽那些受難者對欺壓者的指控。而在沒有其他方法制止這種欺壓的惡行時，他們也要有決心幫助那些受難者，把棍子插進輪輻。

潘霍華與台灣的白色恐怖

在白色恐怖的時代，黃彰輝牧師和後來發表《人權宣言》的牧長們，以及許多為維護人權而入獄的前輩，都受到二次大戰中在德國的「德國基督徒」(German Christians)與「告白教會」(Confessing Church)的鬥爭所影響。1971年與1977年的宣言深受1934年的「巴門信仰告白」(The Barmen Confession)所影響。不過我覺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領袖們受潘霍華的影響比受「巴門宣言」的主導者巴特(Karl Barth)要來得大。

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 1906.2.4-1945.4.9)是德國路德會的牧師，也是當時舉世聞名的神學家。從納粹掌權之日開始，他就公開反對希特勒，並參與組織「告白教會」。台灣的教會領袖們喜歡潘霍華，是因為他了解神學不只是一種知識的追求，而從他的生涯，我們也看到了選擇「廉價的恩典」與「昂貴的門徒代價」活生生的範例。他清楚了解神學是要「斷然承擔責任」(readiness to assume responsibility)的。

潘霍華從一開始就反對希特勒政權。在1933年4月，他大概是第一個代表教會譴責希特勒迫害猶太人的人。他說教會不應該「只為那些被車輪輾過的人療傷，而是要往車輪插入一支鐵棍，使它無法再傷害人。」當人們受苦，上帝也在受苦。潘霍華認為上帝在這世上與受苦的人一同受苦帶有很重要的神學意涵。關懷在暴政下受傷害的人當然很重要，但這還不夠，那不公義到處傷人的車輪，必須加以制止。

並不是只在極權國家才有人受壓迫。民主國家像美國、台灣及全世界各地都有人因人種、宗教信仰、性別或經濟階級而受歧視、迫害。在每一個社會，那些兌換銀錢的人的桌子，藉由壓榨、掠奪，資金一直增加，即使被揭發，被社會大眾群起指責，他們還是我行我素，耶穌深知這種現象。到那種地步，唯一的方法只有往車輪插一支棍子，使那經濟壓榨的輪子動彈不得。

讓我們一起聽那付出昂貴的代價跟隨耶穌的潘霍華所說的話，也就是我今天要和各位分享的：「要為那些在車輪下受傷的人療傷，同時也要用棍子阻止車輪造成更大的傷害。」他所要說的是：「我們要制止不公義的行為！」

那些自稱「德國基督徒」的人，一味迎合希特勒殺害猶太人及其他政策。潘霍華強力譴責他們，因為他們為了自己的方便、利益，竟然為希特勒的行為解套，出賣上帝與教會。傳講這種虛假的信息只會使納粹的輪子轉得更順暢。

這不是第一次教會為了自身的利益與方便出賣了上帝的召命，也不會是最後一次。我們都要儆醒，因為台灣教會、美國教會都可能陷入這種誘惑。

身為Finkenwalde地下神學院院長，潘霍華很清楚他的信念：「行動不是由思想產生，而是由願意斷然接受責任的決心來 的。」  除非我們研究聖經、信經、教會歷史、神學和倫理學是為了要準備承擔責任，否則，不可能有什麼行動。潘霍華從經驗深知那沒有行動帶來的失敗。聽聽他於1945年在監牢裡等候處決時所寫下的話：

我們看到惡行卻保持緘默；我們歷經許多風暴；我們學會了虛偽和說模稜兩可的話；經驗讓我們懷疑別人，更使我們不敢開放，以真誠相待；我們都被難以容忍的衝突所折磨，甚至變得憤世嫉俗。我們還有什麼用處嗎？

我們需要的不是天才，不是憤世嫉俗的人，也不是那些不與人往來，或是聰明的投機主義者，而是平凡、誠實又正直的人。我們內在的抵抗力量是否夠強？我們是否堅決地以真誠面對自己？以致於我們真的能找到回歸簡樸與坦白之路呢？

準備接受責任

我們要怎麼培養「斷然接受責任」？當然我們經由學習、研究，也將所學的應用在日常生活上。同時我們要知道不一定只有基督徒才會勇於承擔責任，其他宗教的信徒，甚至完全不信宗教的人也是我們的同伴。我們可以互相幫助，把我們所學的落實於行動。

在我到台灣的一年前，當時擔任台大政治系主任的彭明敏教授和他二位學生，魏廷朝和謝聰敏，他們常在一起談論白色恐怖下的情況是多麼壞。到1964年，他們知道光說沒有用，要有所行動。當然，他們需要研究、討論，但他們若沒有行動，一切都只是空談，於是他們寫了《台灣自救宣言》，質問蔣介石政權以及戒嚴法的合法性。

他們的作為和1517年馬丁路德在威登堡教堂的大門，列舉95條質問當時羅馬天主教會的問題是一樣的。路德把一根棍子插進了教會的輪輻，引發了宗教改革。

不幸的是，彭教授他們三個人，在他們還沒能公開發表那宣言之前就被逮捕，因而入獄。但他們所做的並沒有因而終止，他們的自救宣言有如一根鐵棍子插入蔣介石政權那虛假與權力的輪輻，為台灣民主化舖路。

請各位不要誤解我的意思，照顧、安慰那些在不公義的輪下受創傷的人是很重要的事。除非我們真心去關懷這些人，我們所做的任何其他事都是謊言。但為這些人療傷止痛還不夠。用潘霍華自己的話來說，「重價的門徒職分」就是要把棍子插入不公義的輪子的輪輻裡。否則，就是「廉價的恩典」。

四十年前，學生們和老師們勇敢地站在外面的草地上，參與一個危險的守望禱告，這讓它永遠成為一個社會公義的地標。每一次走過這裡，願我們都記得，是在這裡，在另一個時間點，那些人以「重價的門徒職分」在守望著。但願他們的典範能夠鼓勵你們，超越空談，為這個美麗的島嶼所將可能擁有的教會和國家承擔責任！

為了您們所做的與將來要做的，我獻上感謝，願上帝祝福您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