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大弼醫生口述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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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大弼醫生口述歷史》劉翠溶、陳美玲、劉士永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專刊2)民國91年11月 25開 309頁


內容共分六章:童年時光(1914-1925)、在山東芝罘上中學(1925-1931)、倫敦的醫學教育(1931-1939)、在泉州惠世醫院(1940-1951)、在彰化基督教醫院(1952-1980)、退休歲月(1980-)。 ��大��醫生與其父蘭大衛醫生,在十九世紀後期以來的臺灣西方醫學發展史中佔有重要地位。透過本書,我們可以對蘭氏父子在臺灣的醫療貢獻與其意義,有更深入的體會與認識�����該書以中英文對照方式出版,期望獲得更多讀者的共鳴。


賴其萬「蘭大弼醫生口述歷史」《當代醫學》第卷第8期「每月一書」專欄

第一章童年時光,我們可以看出這位八十六歲的老人還記得台灣的颱風、地震以及��時「父親常常都在醫院」,「母親常常都在教堂」的追憶,讓人想起這是無私奉獻的��庭。也因為在這樣的家庭氣氛下,難怪蘭醫生會是一位就如李遠哲院長在序文中所說,「充滿誠懇、謙虛、及愛心」的好醫生。蘭醫生的童年就和臺灣小孩子混在一起玩,而功課���面則由母親在家裡自己教導,所以他受到多種文化的薰陶,以及深受臺灣社會教育的影��。他回憶八歲時由於父親身體不適回英國休息二年,他發現別人竟都稱他為「彰化囝仔」��

第二章回憶他中學被送到青島芝罘中學,這是一所在中國大陸為外國宣教士子弟所設的學校,他們稱為「內地教會男子學校」,專門幫忙這些在中國服務的外國宣教士的子弟奠下對西方文化精神及科學的修養,以便將來回去英國繼續接受教育。在書裡,他曾經有感地對他們學校並未教中文說出他的心聲,「我想他們犯了一個錯誤,沒有在學校教中文。他們只採用英國學校的制度。我想,那是氣量狹小的作法。我們應該利用那機會教中國語文,中國歷史和地理。」由此可看出在他小小心靈裡已經建立了世界觀。

第三章描述他從1931年到1939年上倫敦醫學院的經過,他當時喜歡解剖學科的程度可由以下這段話看出,「醫學院是整個建築系統的一部分。在外面有一條普通的道路。我在那裡而我向窗外望去,正好看到一個人快快走過。這個可憐的人,他走在路上,而我正在這裡聽解剖學。你知道,我為這人感到惋惜,這可憐人失去了多少。在這人體解剖學的第一課,我感到非常興奮和幸運。突然看到這個人從外面走過,令我為他感到惋惜。當你年輕時,你有各種奇怪的想法。」 在這段時間他曾經想過比較喜歡外科,但卻發覺他沒有「外科醫生該有的氣質」,因為他認為做一位外科醫生需要保持冷靜,但他發現自己很容易緊張,所以他選擇走入神經內科的路。後來他在福建有時碰到必須替病人動手術時,他發現自己還是非常喜歡這種工作。書中有一段話提到他當年決定走入服務人群的決定是相當值得深思。「在我畢業前,我曾思考我到底想成為什麼樣的一個醫生呢 ?我想做什麼樣的工作呢?而且我以為當我們年輕時,我們都會想這類問題。我只想我要為人服務,奉獻我的服務。有許多服務的方式,透過教書、透過研究、或是當一個鄉村醫生、或當一個全科醫生,你都可以服務。服務的可能性很廣,我常想也許我可以做些幫助別人的事,幫窮苦的人啦。我受家父的影響,我靜靜地受到家父榜樣的影響,他曾長期在台灣服務。但他那時已退休了。他從未對我說任何事,但我就從他個人學到了他的作為。他從未告訴我,我應該到臺灣去。但由於他所做的事及我所見到的,我明白那是一種服務的方式。做為一個基督徒,我想為上帝服務。但你可用各種方式,許多方式為上帝服務。我開始對傳教工作感到興趣。我可能是不知不覺中受到家父的潛移默化。」後來醫學院畢業時,正值二次世界大戰,所以大部分的同學都考慮參戰幫助在歐洲戰場的英軍,但是他早已經答應教會要到中國泉州幫忙醫療工作,因此他曾經有一段時間舉棋難定。他說,「我的兩難困境是:我在這非常危險的情勢下要對國家的服務上落伍,或我應該做我已經答應要做的事,也就是到泉州去?…我不知道哪一個意識才是正確的。最後,教會的秘書寫信給我,他說:『泉州正需要人幫忙。你真的應該前去,而且他們也正期待你去。』他極力請求我繼續原來的安排。所以我說我願意去。」。

書中他也強調病理解剖在醫學診斷教育的重要性。當時台灣民風還是相當閉塞,他有位護士生得了「多發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作者譯為「多發性大腦皮質障礙」是一種錯誤

後來她的神經症狀惡化,經過蘭醫生再三遊說,家人終於在病人死後答應接受神經病理檢查,最後經過日本神經學家確定為「多發性硬化症」。臺灣過去多認為沒有「多發性硬化症」,而到這時也不攻自破。

在彰化基督教醫院任內,他極力推動護理人員的訓練。彰化基督教醫院長年臥床的病人居然沒有褥瘡,是他最引以為傲的地方。他強調護理就是醫護人員需要用自己的一雙手去做事,而不是只告訴病人的家屬該做什麼。他與他父親一直都非常重視護理工作,而最後彰化基督教醫院也在他的領導下發展出居家護理、公共衛生服務、安寧病房,將醫院帶入廿世紀的現代化的大醫院。

蘭醫生屢次提到過去一位英國很好的神經學老師對他的影響,也說明了他為什麼在彰化基督教醫院那麼勤奮按照規則努力做床側教學。在彰化基督教醫院的二十八年裡,他見證了臺灣各種各類的傳染病、環境公害以及各種文明社會改變所引起疾病種類的改變,還有他對台灣神經病學與精神病學分裂成兩個獨立學門的經過始末也都十分清楚,在書中他也闡述了本身對神經學的理念。

蘭醫師為人非常厚道,在文中可以很明顯的看到,對於臺灣過去的落後以及一些不合理的民俗他都只是輕描淡寫的帶過。甚至於當他被問及他父親當年割下他母親的大腿皮膚,移植到一個臺灣小病童身上的感人肺腑「切膚之愛」的故事,蘭醫生表現得非常謙虛低調,而且認為他父親應該不會是台灣第一位做這種開刀的醫生。這種謙沖為懷,誠心照顧臺灣人的愛心是可以由蘭醫生的口述中感受到。

蘭醫生在文中說出許多對父親的感情,他提到他父親是一個很有耐心,很和善,沒看過他生氣的人,但他也提到有位台灣人被日本警察拷打而至傷口發炎致死,而日本警官要求他開立死亡診斷書,他父親在上面寫「打到死」,日本警察前來詢問這是什麼意思,並希望他改寫,但他老人家堅持不改。蘭醫師對他家人的感情也在他寫給本書作者劉教授的謝函裡流露無遺,他說他自己是一個很快樂的人,因為他生長在彰化,而且他非常喜歡那裡,他與太太和小孩也在那裡擁有很多快樂的生活;他覺得他實在虧欠他父親很多,他說他父親是一位非常慈祥、脾氣很好、有耐心,很樂意幫助別人的好人;從醫學大師那裡,他學到而自己也做到高水準的醫療,並且將知識經驗傳導給他的學生,最後他附上一段非常珍貴的歷史文件,以幫忙別人瞭解他父親。這是<英國醫學雜誌>(British Medical Journal)在1957年11月9日一篇蘭大衛醫師的訃文,由此可以看出蘭醫生受到醫界及教會人士的敬重。他說他覺得父親帶給他的影響很大,但他也同時感念母親在他成長過程的影響:中學前的家庭教導,她的音樂、社交品質、慈祥以及對人的關懷。然後他再三強調他在台灣與他太太一起與臺灣人共同工作了二十八年,他非常珍惜這份感情。他也表達他一貫謙沖的態度,說他「實在不值得被寫」。

在書中,他也用了相當大的篇幅在懷念故人,包括很多過去彰化基督教醫院的同事,基督教名醫謝緯、高俊明牧師,還有他自己的醫生太太。他65歲退休回英國後,仍繼續進修,在英國倫敦醫學中心擔任臨床工作一段時間。他一生非常念舊,而且對待上至院長、醫師,下至工友、清潔工人都一視同仁地眷戀。

我個人覺得全書最重要的就是他對臺灣醫療、人文精神,以及目前醫療的迷失,有非常精闢入裡的看法。以下簡述幾句他所講的一些話:

「我想,一所教會醫院『應該』努力做為模範,現在它是不是模範,我並不清楚。它在照顧病人方面,『應該』成為模範。對現代醫學與醫生而言,很容易只注意科學的一面,而給予病人個人的幫助與尊重有所不足。我想,個人的照顧和個人的了解是出於同情心。在醫療執業而言,同情心是非常需要的。你可能是一位很好的醫生,可能在如何治療某些病人有專業知識與經驗。但如果沒有愛心,你可以做這個、做那個,而仍一事無成。也就是說,對病人個人的照顧與關懷是很重要的。」

「…至於(醫院)應該特別著重哪一方面,是很難說的。我會希望更重視身體的檢查。現在大家太強調X光、超音波,許多許多很有價值的檢查方法,包括生物化學方法等等。但我寧可希望醫生們仍然願意在個人的層次上來接觸病人,聆聽病人說些什麼,並且小心的看病歷,檢查病人,去感覺、觀察和細聽,基本上是依賴病人而不是靠科學儀器來看病。當然,所有科學的診斷支援是極大的幫助。但病人到底是活生生的;他們是病人。因此我希望門診對病人的檢查是表示對病人有更好的了解。這是基本而重要的。對病人抱持良好的態度是很重要的。醫生應該有同情心,醫生不應該只是表示同情,而是要真正的同情、關心、憐憫。檢查與治療的方法有很多種,但病人還是人啦。醫生該經常的憐憫、同情、移情(empathy, 本人認為應翻譯為「將心比心」或「同理心」,要比「移情」來得適合)與了解,並讓病人知道,他們是同情的,是以同情心來做事的。我認為另一種思考方式是,你愛你的病人就如同他是你的家人一樣。」

「一般而言,我想在臺灣受醫學訓練的人是有良好的訓練的。在台灣接受治療的病人也都得到良好的醫療服務。我想強調的是有一點不同。我想,在台灣的醫學實踐與教學中,非常注重科學的檢查。你知道血液的化學成分,以及血中的各種要素,對血液做各種檢查。所有的X光技術,所有最新的化學檢查都很重要,那是很好的。但在英國,無論如何也非常重視我所謂的『臨床問診檢查與仔細探問病人的病歷。』我覺得在台灣,他們較偏重現代科學的檢查,那當然是很好的。換句話說,他們強調儀器檢查第一,而把臨床檢查視為其次,而在英國,臨床檢查是首要而儀器檢查是次要。當然這兩種是並行的。」

蘭醫生對人的寬宏大量也實在令人激賞。他在書中提到有些醫生送出國以後並沒有回國服務,或是回來沒多久就去開業,引起不少遺憾,但他總是輕描淡寫,看不出有任何怨恨不滿的情緒表現。當他談到送醫護人員出國進修時,他轉���國外友人的意見,「你們的醫生很好….但有語言的障礙,語言的困難。有時我們不了解他們說些什麼,有時他們不了解我們說些什麼。」因此他經常勸想出國的醫師們說「在去之前努力把英文學好。不然,你會失去一些東西,失去機會。」

我在1996年由美國到英國倫敦教授休假時曾去拜訪過蘭醫生。從那以後我們書信往來,而蘭醫生1999年回臺灣時也到慈濟醫學院來訪問我們,去年我也到倫敦拜訪過他。蘭醫生讓我最感動的是,他是一位非常真心誠意而且謙沖為懷的人。本書作者居然能夠說服他接受口述歷史的錄音,真是難得。本書以中、英文並列,以保留歷史檔案的真實性,也看得出作者的用心。然而,深知蘭醫生的友人一定會同意我,這本書美中不足的是太過寫實,而少了許多蘭醫生動人心弦的真實小故事。

最後我忍不住要說,在我第一次到英國拜訪他的時候,由於看到他身在英國心在台灣的樣子,我忍不住告訴他,我自己生為臺灣人但卻長年滯留在美國,看美國病人,教美國醫學生,面對這位身為英國人卻畢生貢獻給臺灣,我感到非常的不安。想不到蘭醫生聽了我的話以後,拍拍我肩膀,親切的說,「我不是臺灣人但我愛臺灣,幫忙台灣。你不是在美國出生,但是你愛美國人,幫忙美國,我們大家都這樣地為別的國家人民服務,明天的世界不是會更美嗎?」 這種世界觀的胸懷,震撼了我。

今天讀完這本口述歷史的好書,我再次被這位真誠待人、虛懷若谷、世界大同、助人為樂的長者所感動。今天台灣一片亂象,一切往錢看,醫療環境逐漸失去理想,更覺得這本書實在值得向醫界推薦。(200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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