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俊義撰 

王憲治（1941~1996），聖公會牧師，在台南神學院任教多年，一直到1993年離開。此文刊於《基督心台灣情：故王憲治牧師追思告別禮拜紀念文集》，也見於《嘉義西門教會週報》1996年4月7日及4月15日。

聽到王憲治牧師去世的消息，讓我感到非常的錯愕，腦海裡很快的想起最近幾年來我們台灣教會對他的排擠和打壓，也讓我連連想起他為我們教會所做幾件重要的大事，寫下此文，以表示我由衷的敬意。

王牧師是我在台南神學院1972學年課程的老師之一，他教我們有關宗教改革時代的教父神學思想。那時他在台南聖公會牧會。從他的課堂裡，我確實學了不少東西。

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是在1978年3月28至31日，總會第25屆年會假台南神學院頌音堂召開；那年的總會因為準備要通過1977年所發表的「人權宣言」，相當的緊張，因為早在同年3月9日，北部大會已經有人提案反對不成，國民黨政府下令全力動員其所屬人員必須設法阻止此案的通過，另一方面要阻止高俊明牧師續任總會總幹事。3月28日早上，情治單位已經召集我總會議員50名聚集在台南永康農校禮堂，並且用賄賂每人一千元的方式收買。我們得到情報，隨即召開對策；我原本要從台東搭公路局班車（今之台汽客運）來赴會，也因此被通知改換飛機緊急參與對策討論會。也因為要應付國民黨或情治單位對我們的滲透和影響，我們做出史無前例的決定：所有的議員必須佩帶出席證才可以進入議場。再者，投票時必須用出席證換取選票，避免被作弊。這就是為甚麼第25屆總會議員的 出席證後面都有蓋總會印章的原因。

那年參加總會的景況，並不亞於1970年7月27至30日，第17屆總會年會討論有關退出普世教協（WCC）的情形，緊張又害怕，因為國民黨政府幾乎出盡所有的情治力量在打壓和干擾，他們甚至派人取代出席的代議長老在會場發言。開會禮拜前，神學院頌音堂就已籠罩在一股詭異的氣氛裡；很多奇異的面孔出出入入。南神派出學生當守門員，我印象最深刻的學生就是蔡有全，他非常盡責，在會場裡裡外外奔跑服務。會議期間，任何一堂休息期間，我和幾位同工總是被帶到王憲治牧師的宿舍去討論進一步的應變方法；包括如何為「人權宣言」辯護，誰要先講，並進一步討論如何提案戒規幾位向報章媒體發表不實消息之牧長的案子。王憲治牧師雖然不是我們總會的議員，且是聖公會的牧師，我們為了要請他幫忙，需要他的智慧和極快的應變能力，我們總會幹部都同意臨時授給他一個頭銜：神學顧問。請他為總會的「人權宣言」說話。他確實是這樣做了，而且發表了好幾次的神學觀點，以對付那些被賄賂而反對我們教會關心台灣前途的議員。也因為王牧師的努力，使那年的總會確實多了一份很有力的神學論證。很多牧長在聽到王牧師的神學解說後，就要求應該將他的觀點用文字發表刊在教會公報，幫助其他無法參與總會年會的牧長清楚我們教會的立場與神學背景。

如果有參加那屆總會的議員稍微回想一下，就會記起我說緊張的狀況到底如何？舉一例：當時被授命來參加總會年會的有一位名叫柯丁選者，是一位醫師，他當時是花蓮縣代理縣長，他為了要阻止這案子以及高俊明牧師續任案通過，起來發言說：「如果這人權宣言可以放棄，高牧師不當總幹事，我願意以我的生命保證高牧師生命的安全。」結果議場當即有人發生笑聲，藐視他的話。我們可以從他的話中想像出當時環境的惡劣。

另一件印象深刻的事：1991年2月7至20日，第7屆普世教協總會假澳洲首府坎培拉國際會議中心召開。我以教會新聞媒體代表出席參加。其他有正議員高俊明牧師、黃昭弘長老，另外有謝穎男牧師（以前任中央委員身分出席）、駱維道牧師（大會工作者，指導大會禮拜），還有兩位服務員：李明玉傳道、葛美娜同學。王憲治牧師則是代表美國聖公會出席為正議員。那年，也是中國教協要加入普世教會協會，他們向普世教協提出要求：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必須改換名稱（他們真正的用意是使我們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歸入屬於中國教協的一部份）。為此事，我們總會幹部召開臨時會討論有關應對事項，並且緊急向所有與我們教會有建立姊妹教會的外國教會，請求他們在大會中協助保護我們的會籍。大家很緊張，中國之被重視，可由整個大會的按排看出來，中國教協是那屆總會的貴賓。所到之處偕有人鼓掌歡迎，甚至在選中央委員的時候，還有泰國教會一位被婦女推出來的代表，公開在大會中發言表示：願意讓出中央委員的位置給中國的代表丁光訓主教。我還記得有一晚上，我們感受到非常的壓力，因為大家為中國講話的聲音甚高，我們在晚禱會後，幾個人在水銀燈下祈禱，高俊明牧師流下了眼淚。我們確實擔憂會籍不保，也準備萬一真的被要求更名，我們不惜退出會場表示抗議（這是總會給我們的旨令）。

但是，正當我們在最無力的時候，王憲治牧師在開會的第三天就給我們帶來令人振奮的消息：美國聖公會代表開會決議：全力維護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會籍。原來是他用盡一切的努力，使美國聖公會為我們的會籍做出相當有力的決議案。不只如此，他還設法與英國BBC電台記者搭上線，接受了記者Mr.Jolyow Mitchell 的專訪，使我們的會籍問題，以及中國教協無理取鬧的事件能公開出來。王牧師與謝穎男牧師參加的第二小組，在他們的努力下，甚至作成決議：「關心台灣人民的自決運動」，並使這決議文送交大會通過。（有關那次普世教協議會的詳情，我已在教會公報1991年2028期起開始報導，至2040期止。）

坦白說，王牧師是比我們許多長老教會的牧長還關心我們的教會，但是，為了台南神學院內的人事鬥爭，他卻被我們很無情的給予重大打擊。很多人造謠說他想當神學院院長，但是有誰想過：若他真的有這樣的念頭，早在大家請他當「神學顧問」的時候，就已經歸入我們長老教會的會籍了！但是他沒有，他曾對我說過：當代理院長的職務是很不得已的事，最高興的是用更多的時間教書。或許他作人不是很圓滑，得罪了不少人，但是，最起碼他對我們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貢獻是值得我們好好紀念的，因為在我們教會遇到最危機的時刻，他都當仁不讓的挺身而出為我們教會作最有力的見證。

我感到最悲哀的事，就是我們不但沒有感謝他，甚至還為了要排斥他，連與聖公會及其他教派的合作關係也都順手給毀了。想想看，當我們需要他教派—信義宗、衛理公會、聖公會等，這些世界性的正統教會給我們關心支持、講話的時候，我們是怎樣在拜託人家的？如今，我們因為王牧師人際關係與我們的需要不和，就如此對待他，趕他出神學院，並且連與這些教會的關係也一併切斷，這樣的決定合理嗎？我相信這樣的決定有一天將會使我們得到苦果。因為這樣的心態跟國民黨在蔣介石的時代幾乎是同樣一個模版。

王牧師走了，也應該是我們全體教會重新來反省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了；想想看：我們切斷與他教派的合作關係，對嗎？我只想說這樣的話：不知道感恩的人，有一天是孤獨的。不知道感恩的教會，也將會失去上帝的愛。看吧，我們的神學院已不再有他教派跟我們一起分享他們的神學思想，不再有他們的學生與我們分享他們教會的經驗和傳統禮儀，你可以想像得到：我們的傳道人只會越來越限在自己的教會圈裡打轉，而不知他人的教會早已經走在我們的前頭。其實，我們已經越來越像陷在井裡的蛙兒一樣。

打開歷史看看，我們花費多少力量才建立起與他教會的合作關係？整個世界教會發展的走向，就是教會的大合作（我不想用「大和解」這字眼，以免又被誤解了）。 甚至連東正教會與羅馬天主教會，以及羅馬天主教會和英國安立甘教會都在尋求合作的關係，而我們卻是拒絕與他教派的合作（請注意，不是他們拒絕我們，是我們 主動說「不」的，而且事先都沒有先照會他們一下），而這些教派曾在六○至八○年代，在我們的神學教育最需要幫忙的時候，甚至在彰化基督教醫院最需要發展的關鍵期，他們出錢出力，支持我們！坦白說，在那段白色恐怖的年代裡，若不是因為這些合作教派的後台差會所顯現的政治力量，單是我們長老教會一個教派，不一定就能支撐得過那段艱難的日子，即使是我們走過了，恐怕也不會走得那麼地有力、壯膽。是因為在那段時間裡，我們有了許多好的友伴跟我們在一起，與我們緊緊地相依在一起！但是，我們只因為對王牧師個人的人際關係不友善，就將這些都切斷，這樣做是非常非常不正確的！其實，也因為王牧師對教會合作事工的努力，才使得我們台南神學院的神學教育有更完美的果實啊。而他還是總會正式通過設立的神學院教授，但是我們的神學院董事會卻以沒有合作關係將之解聘，這樣做不但理由牽強，且未免太過分了吧。

如今王牧師走了，回首去看他和我們長老教會的關係，真叫人感慨甚多。我想我們都應該冷靜來反省過去幾年我們教會所做的決定；我個人的看法是：我們應該好好紀念王牧師，應該感謝他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候，他奮力地為我們說話，幫助我們，成為我們最好的友伴。而紀念他最好的方法，就是重新與這些曾是我們教會合作關係的教派，建立起合作的關係，以紀念王牧師，我相信我們這樣做，方能告慰他的家人，也表示我們過去對他所做各種不正確舉動的一點歉意。我深深期盼我們的牧長們有這樣的勇氣，我們的教會有這樣的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