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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實的拓荒 者 -- 張綠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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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康宜撰 《世界週刊》2002 年10月20日 P31-33 張綠水長老小港草衙（今併入於高雄）人，生於1915年8月10日，歿於1994年10月12日
不久前，一個美麗的周日下午，我的耶魯辦公室秘書遞給我一個很大的包裹。打開一看，發現那是個非常亮眼的木製獎牌，上面刻有鍍金的四個大字：「傑出校友」。底下注明：「高雄煉油總廠，國光油校子弟學校校友總會敬贈。」從附上的信件中得知，這是高雄煉油廠校友會首次授給的一個「傑出校友」的榮譽。不知怎的，這個1992年的獎牌一直拖了這麼許多年，才終於轉到了我的手中。 面對獎牌，我一直在想，這個獎應當是獻給我的二姨父張綠水的；因為半個世紀以前，如果不是通過二姨父的幫忙，我是絕對不可能臨時轉到油廠國校的。 多年來，每次回顧自己大半生的經歷時，我都不知不覺會想到：當年能轉學到油廠國校去就讀，對我實在太重要了，因為它決定了我一生的命運。
然而，能與高雄煉油廠結緣，實出於偶然。我原來是在林園鄉下上小學的。但我十二歲那年，在小學畢業前三個月（即1956年2月），突然聽到一則很壞的消息：據教育部的臨時通知，從此初中升學考試，縣與市必須分開一那就是，就讀高雄縣的國小學生只能報考當地的縣立初中，不准報考高雄市區的省立高雄中學（男校）和省立高雄女中。對於其他的學生，這可能不算是一個多麼了不起的問題，因為當年在林園鄉下，大部份人都不把升學當一回事，能讀到小學畢業或勉強考進縣立 因此，自從聽到教育部的通知後，母親一直著急萬分，不知如何才好。幸虧在這緊要關頭，左營高雄煉油廠的二姨父幫了大忙。他建議我立刻把戶籍轉到他們家，並答應要設法為我交涉轉學的事。母親是個凡事獨立而不想依靠別人的人，但遇到這種不得已的情況，她也只好硬著頭皮去麻煩自己的姊姊和姊夫了。 然而按規定，油廠代用國校只收油廠員工的子女。我既然不是油廠子弟，校方自然很難批准。後來二姨父一再懇請小學校長王誘女士幫忙一加上老師們也都同情我們家的遭遇一學校也就破例准許我轉到該校就讀了。（不久以後，大弟康成也跟著轉來油廠了。）
我因為只剩下三個月就要畢業，所以幾天之內就住進了煉油廠的二姨家。第一天考插班生考試，第二天就開始上課了。記得，二姨父從頭一開始就對我特別照顧。他天天用自行車載我去學校上課，因恐怕我一個人走路上學不安全。（他自己的孩于則一律步行走去上課。）有一次我得了膀胱炎，他請假帶我到左營市區的醫院裡看病，不但花了很多時間，也花了不少 然而，當時由於臨時轉學的壓力太大，而我生性又不夠自己心裏的標準時，就在二姨家裡大吵大鬧。而且，我又神經過敏，在考試前經常睡不著覺。記得在考初中的前夕，我居然整夜失眠，愈失眠就愈緊張，最後把別人也吵醒了，搞得他們全家人都睡不成覺了。我自己心裹知道，在那次以後，大家一定都會討厭我。但沒想到，二姨父還是對我很好。每當我睡不著覺又要開始胡鬧時，他總會端一盆溫水來為我擦臉，一面還摸摸我的額頭說道：「你閉下眼睛禱告，一定會睡著。來，我們一起禱告……」奇妙的是，每回和他禱告之後 ，我就很安靜地睡著了。 幾年後，15歲那年，我在小港教會受洗，也是二姨父領我去的。後來我順利地從高雄女中畢業，接著上大學又出國留學，此一路走來，終於進入了自己所嚮往的學術生涯。後來，我與他的第二個男孩欽次結婚。由於欽次多年來的體貼和幫助，我終於擁有了今天的一切。然而我知道，當初若不是及時轉去油廠國校就讀，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回顧以往，最令我忘不了的，就是二姨父母慷慨待人的寬懷大量。他們自己已有八個小孩，但除了「收容」我和大弟康成以外，還救助了不少其他的親戚朋友。有一陣子，我和大弟寄宿在他們油廠家的同時，還有幾個親戚的小孩也住在一塊兒。例如，我的一個表表哥蔣勇一當時考取了高雄中學，但因為無法從遠處的岡山天天到高雄上學，二姨父母就讓他住在他們家裡了。（蔣勇一後來曾任職小學校長，目前在加拿大定居。）我記得，二姨父因為家裏的「孩子」太多了，他每個周末都必須回去老遠的草衙扛回來一袋袋的米。每次我想起二姨父，就會記起他每次抬著米回來，那個滿身大汗又十分疲憊的樣子。他經常對他的兒子們說：「你們長大以後，一定要幫我扛米了……。」 二姨父母的慈善心腸是有目共睹的。初到油廠時，我就經常聽到鄰居左右的人說：「那個張綠水啊…‥他真是一個標準的好人，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個人啊。」二姨父除了經常幫助親戚朋友以外，他還是教會裡的一位資深的長老，他的為人普遍地得到了教友們的尊敬。 當時在50年代的南台灣，高雄煉油廠堪稱數一數二的高級社區。那個煉油廠原是日據時代的日本海軍第六燃料油廠，無論是辦公的地方或是宿舍區，都以設備齊全聞名（參見俞王誘所著，《半屏山下》，常青文化公司，2002年出版），該廠區不但設有現代化的販賣部（中有咖啡廳和冰淇淋店等），還有一個新式的游泳池一二姨父母的宿舍就在游泳池的正對面。所以，我們這些「寄人籬下」的小孩也一時都藉著二姨父的關係，得以享受到許多廠外的人所無法享受到的東西。對我來說，高雄煉油廠好像是理想的烏托邦。 然而，即使我當時年紀還很小，我卻隱隱約約地感受到油廠社區裡頭存在的一種省籍矛盾。首先，外省人大多是地位較高的「職員」，住的宿舍也在較高級的「宏毅里」；台灣人則大多是「工員」，居住的地方則屬於「後勁區」。二姨父算是個少數的例外，他是職員裡寥寥無幾的「台灣人」之一。
後來，1945年大戰結束，台灣光復後，當時的台灣人都很興奮，因為他們就要回歸於租國了。然而，台灣人突然從「日本人」變成了「中國人」，要適應起來也不容易。首先，在很短的期間內，他們必須放棄日語，學習中文。同時，他們漸漸感到失望，因為他們發現，在國民政府的統治下， 對於二姨父和他的家人來說，那種挫折感不只是文化的、語言的，而且也是經濟的。他們家裹原來有數百甲田地，但自從50年代國民政府實施「三七五減租」和「耕者有其田」以後，他們的田地最後就只剩下三甲了。本來二姨父就缺乏周轉錢財的本領，這一來他的經濟損失也就更加嚴重了。有關這件事，他雖然很少提起，內心卻是一直耿耿於懷的。
但大家都說，二姨父能以一個台灣人的身份，長期在高雄煉油廠裡作「職員」，已經很不錯了。二姨父自己也承認他的運氣很好，但我知道，每當那些實力不如他的「外省人」被升職
而他自己總是被遺忘的時候，他的心裏是很不好受的。一直到1979年，他和家人順利地移民到了美國之後，二姨父才終於脫離了那種被歧視的感覺。 後來二姨父的一家人搬到波士頓城來，我終於有機會看到他們寧可為了新的生活搏鬥、受苦、犧牲，而不願走回頭路的情景。在那以後，我終於明白了。我想，與他那三百年前的閩南祖宗渡海移民到台灣一樣，二姨父（一旦對自己的現實生活開始不滿）也同樣甘心情願地前往異域，以便開拓新的空間。他的努力精神使我想起了連橫在《台灣通史》中所說的話：「洪維我祖宗，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斯土，為子孫萬年之業者，其功偉矣。」很巧的是，二姨父所在的波士頓城也正是美國人當初「渡大海」最早登陸的移民站一在那裡，我們可以看見三百年前那些從英國來的拓荒者所留下的許多遺跡。
我想，二姨父是一個「務實」的拓荒者。（關於「務實」一詞的含義，請見徐宗懋的近著《務實的台灣人》。）到現在為止，二姨父的二十多位子孫都已在美國成功地建立了他們的生活和事業。所以，最終二姨父的願望還是達到了。 但令我最感到遺憾的是，在二姨父他們剛移民來美國、生活最艱苦的階段，我和欽次兩人正在為自己的事業苦苦奮鬥，以至於沒有條件幫助他們。等後來條件有了，想開始孝順他們 ，他們也已經不需要我們的協助了。
此外，還有一件傷心事：二姨父在世的最後10年，他都是在病床上渡過的。自從1986年他的四公子張道成（音樂家兼醫學院學生）因病早逝之後，二 我覺得我這一輩子欠二姨父太多，無論如何也無法償還。我只有把油廠校友會頒給我的那個無價的獎牌獻給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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