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明敏：1947年二二八事變

彭明敏撰 錄自《自由的滋味 彭明敏回憶錄》第4章

台灣的地位

台灣的法律地位非常奇特。中國於1895年將台灣和澎湖割讓日本。日本讓島上居民二年時間選擇國籍。有 數千台灣人選擇離開台灣或登記為中國僑民。可是，大部份住民並沒有那樣做，所以其後五十年，他們的子女和孫輩在法律上是日本國民。他們如想移住中國大陸也 可以做到。有些人做了，但是絕大多數都留在島上。在日人統治之下，他們倒也得到法治的好處。日本警察非常嚴厲，往往很粗暴，而且日本殖民當局將台灣人當做次等國民看待。不過，在日本人的重整和引導之下，台灣經濟有了可觀的發展，生活水準急速提高，在農工業技術、交通、公共衛生以及一般公共福利方面，在亞洲 國家中，台灣已僅次於日本。我們祖父母那一代目睹了這個僅在名義上屬於中國的島嶼，從落後、惡政和紊亂中，蛻變出來。他們並不喜歡日本人，但他們重視這和 平的五十年所帶來的經濟相社會利益。在同的時期，在大陸的中國人卻在忍受著變亂、軍閥割據和內戰。

父親和我們這一代，成千受良好教育的台灣人始終支持台灣自治運動。他們首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組織起來，因為美國總統呼籲世界承 認少數民族權利而受到鼓勵。在整個1920年代，台灣人領袖不斷要求日本政府讓台灣人參與台灣的行政和立法，到了1935年，日本政府不得不開始讓步。由地方選舉成立地力參議會，投票權逐漸擴大。1945年初日本政府終於宣佈台灣人可與日本人享受同等的政治權利。

但是這已經太遲了。日本已面臨著戰敗的命運，年經的台灣自治運動領導者已知道美國對他們保證於戰後在民主的中國可以得到新的生活。 對台灣人來說，這意味著參與台灣政治各階層的自由，並選舉代表參與中國中央政府。

日本於1945年9月3日在橫濱投降，將台灣交給盟軍。但是，在法律上，台灣主���的轉移，要等到和平會議正式締結條約之後。根據1943年開羅會議羅斯福總�����對蔣介石所做的承諾，以及杜魯門總統在波茨坦會議所做重申諾言，美國命令台灣和��湖交給國民黨政府管理，以待主權的正式����。 在這過渡時期，盟軍並無保留任何權利，對台灣人權益也未作任何保留。與1895年時不同���並無任何規定讓台灣人選擇國籍。所有台灣人，不論願意或不願意，一律交給中國政府。

對國民黨政府來說，台灣真是一個極豐盛的戰利品。基隆和高雄兩港遭受到嚴重的破壞，台北也未倖免，但基本的農工業結構仍然留存，倉 庫裡囤積滿滿的糖、米、化學品、橡膠和其他原料，都尚未運送到日本。發電廠和糖廠也未遭嚴重的損害。日本在於1945年10月25日將所有公共和私人產業作成一份精確仔細的清單，交給陳儀。總計，這些被沒收的日人財產，其價值約合當時二十億美金。在重慶和南京，蔣介石周圍的各派系，軍閥、官僚、黨工和蔣夫 人家族的豪門組織，彼此激烈競爭，覬覦這富庶島嶼戰利品的控制權。臨時省政府（長官公署）成立，蔣介石任命陳儀為行政長官，在其周圍則精心安插了主要派系的代表，如陸軍、空軍、蔣夫人的集團等。宋子文曾僱用美國公司，為他私人調查台灣的工業資源，而這些調查隊遠在陳儀到達接受日本的正式投降和移交以前，便已抵達台灣了。

陳儀官員的無能和腐敗

美軍飛機和艦船將國民黨人員由中國人陸運送到台灣，1945年10月，台灣人熱烈地歡迎他們，以為一個嶄 新的時代來臨了。不到幾個星期，台灣人便發現陳儀和他的官員輕蔑台灣人，而今人無法想像的是貪污和腐敗。整整一年半，他們大肆劫掠台灣島。這些新來的中國人一生都生活在內戰和日軍侵略的騷亂中。他們以征服者的姿態出現，儘管搜刮，把台灣人當做被征服的人民。

在十九世紀，台灣曾受一個無紀律的軍府統治，他們即使在中國也是以腐敗和無能而惡名昭彰。但在日本嚴厲統治半世紀後，台灣人學得了法治的價值。有契約，則應遵守；應推定自己的鄰居是誡實的人；在商店裡，固定的價目使每一個商人易於經營。台灣人已學習到現代交通、科學化農業和有效率的工業必須依靠誠實的量衡、遵守合約和正確準時等等，才能操作。

我們的新主人完全不懂這些標準。台灣人經常受到輕侮看待。外來的這些官僚和較有教育的搜刮者，很明顯地，將台灣人的誠實看做可笑的愚蠢。在戰爭期間中國人長期生活在狗咬狗的亂世，這些人得以倖存並且能達到目前的地位，主要是依靠詭計、欺騙和兩面話：這些通常也是他們能在中國城市生存 的唯一法寶。由他們看來，老實的台灣人是鄉下的粗愚，極好欺負。

中國大陸人傳統一向看不起台灣，認為只是一個蠻荒的屬地。新任的教育廳長抵達不久，向學生演講，便極粗魯不客氣地這樣說出來，因而 激起憤怒的抗議。另一方面，台灣人則公開嘲弄這些新來者，因為他們經常表現出不熟悉現代器具和組織。許多中國人古怪的事例，廣為流傳。他們不學習，便想開車，大概以為如果愚蠢的台灣人都會開車，他們為什麼不會呢？由大陸內地被拉來充軍的中國兵，對現代機器，一無所知。他們許多人不會騎腳踏車，而又偷竊來以後，將其背在肩上揚長而去。

1946年是幻滅日增的一年。在政府和經濟企業的各階層內，台灣人被解僱，以便安置陳儀組織的親戚朋友。陳儀的秘書長一口氣安插其親族七人在有利可圖的肥缺中。其中一人是負責數百萬美元的茶葉外銷。台中鳳梨公司，戰前的產量世界最大的，其新任經理是上海的基督教青年會（YMCA）的秘書，從未看過一顆鳳梨植物。高雄新任的警察局長據說安插了四十多個親族領薪。農林專員企圖沒收東海岸的許多私人船隻，藉口那些船隻在基隆政府監督之下可獲較好保養。其實，大家都曉得他的下屬正在那裡經營走私船隊。

1947年，緊張局勢瀕臨爆發邊緣。陳儀親族在公營機構有直接的利害關係。生產者被迫以一定的價格將其產物賣給公營機構，其後那些產品則以更高價轉賣於福建或大陸各地。財務、交通和工業主管彼此之間設計出一套複雜規則，使他們能完全控制並榨取台灣的經濟。任何外銷或進口都得付些稅金、佣金或其他費用。

在一段時候，我們這些攻讀法律、經濟或政治的學生，即三三會，繼續鑽研於書本和抽象的理論。我們雖未熱衷於實際政治，對於日增的危機，也無法完全矇蔽耳目。蔣介石的官員將中國的濫權帶到了台灣。這種濫權使他在大陸的地位削弱，以至於垮台。到了1946年底，陳儀的官員急切在進行其無止境的貪婪。他們要在國民黨政府垮台之前，儘量養肥自己。

父親（彭清靠）當時是高雄市參議會的議長，還未受到騷擾。但是他知道不少勒索和非法沒收台灣人產業的事件。不少台灣人在過去五十年中，與日人合夥經營事業，任何無恥的中國人，若想佔有那些台灣人的有利產業，只要抓住機會指控「漢奸」即可。

1947年初，我們正專心於讀書之際，陳儀一連串的措施激起了強烈的抗議。財政、交通和工業主管連同公營企業機構，發佈了一系列的新規定，加緊控制專賣，以「必要的國家社會主義」，榨取台灣人的財富，盡入政府高官和他們在大陸的庇護者私囊之中。南京的中央政府宣佈「民主的中國」採用了新憲法，但是陳儀卻奉蔣介石命令，告訴台灣人，因為他們還不熟悉民主的程序，有些憲法條文必須經過一段政治開導時期之後，才可以適用於台灣。換句話說，在國民黨領袖們認可以前，台灣人無法在行政上享受有效的發言權。我們知道，真正的原因是政府知道台灣大眾多麼厭惡它。一個突發事件終使眾怒爆發，幾乎將陳儀和國民黨逐出島外。

1947年2月28日晚上，公賣局的查緝警察，粗暴地毆打了一名在台北圓環兜售私煙的老婦人。這使路人憤慨，要攻擊那些查緝人員。查緝人員被追趕人於附近警察局。他們的吉普車被焚燬了。隔日，全台北群情激憤，到黃昏時，台灣人與佔領者中國人之間，展開了全面衝突。抗議狂潮的第一波，指向煙酒公賣局，公賣局的辦公室被搗燬，職員被痛打。民眾湧向公賣總局，要求緩和公賣局的專斷政策。群眾再向長官公署抗議，陳情。當他們抵達大門時， 無武裝的民眾便遭到機關槍的掃射。

二二八事變爆發

台灣人壓抑已久的憤怒，全部爆發了。隔天黃昏時，陳儀的長官公署實際上已經癱瘓了。高級官員和有權勢的 搜刮者，在台北北郊成立一個防衛營地，將妻子和大批私人財寶送到那裡，由重兵守衛。其他由大陸來的平民則躲在家裡，害怕曾有大屠殺。

事實上，那種可能並不存在。台灣人沒有武裝，而警察任務已暫由嚴守紀律的學生接管。最初兩天，雙方都有暴力。陳儀的巡邏警察任意射殺人民，企圖恐嚇人民。台灣人也有時訴諸於木棍和拳頭。幾個公賣局職員被毆打重傷而致死亡。一些台灣人中學生曾到鐵路局詢問火車何時恢復營運，以便南下回家，他們都相繼失蹤，更激怒了一般民眾。

第三天，陳儀宣佈他願意聽取人民的意見。他指定一些著名的台灣人成立一個委員會，與他的代表會商，為解決這次事件，擬定一個改革計劃，以便送請中央政府考慮。他答應撤退市區街上的巡邏軍警，並保證不會讓軍隊進入台北。這個委員會具有相當的代表性，他們代理著已躲藏起來的陳儀部屬的職 責。代表陳儀的人當中，竟有些出生在台灣而在1920年代曾到中國大陸去，然後便為國民黨效勞的台灣人。他們於戰後回來台灣，在陳儀手下工作。這些人只能形容為「以台灣人為職業」，得到優厚待遇，以「台灣人」身份，向外籍訪問者為陳儀政府辯護。

在委員會成立時，陳儀宣佈他希望於3月14日能夠收到一份改革計劃的意見書。台灣全島各城市因而成立了十七個委員會分會。每一個委員會，討論了台灣人的不滿，擬定了建議，然後送到台北的處理委員會。處理委員曾在台北中山堂集會，每次會議，會堂大廳都座無虛席。

在事件發生後五天中，台北顯得沈靜，但氣氛緊張。商店重又開門，糧食也開始由鄉下運到市區。陳儀雖然信誓旦旦，卻設法將軍隊由南調北，企圖在收受改革建議書前，先發制人。幸好，2月28日和3月1日的事件消息已傳播全島。新竹一帶頗有警覺的市民們，在一些地點，拆除鐵路，阻擋軍運火車。陳儀的欺騙陰險，更加深了台北市民的不信任和憤怒。在有些城市裡，為反抗陳儀手下的控制，而發生暴動。有些共產黨員，在1945年底，依麥克阿瑟將軍命令而由日本監獄釋放出來，試圖利用這場混亂。但是他們未能獲得追隨者。日本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採取的堅決反共政策，已使台灣人恐懼共產主義了。

台北群情高漲時，我們大學裡的同學也集會於台大醫學院禮堂，討論時局。但是我們沒有組織，討論也沒有結果。我們在校園裡的情況還算不錯，而我們仍然生活在與現實分離的世界。我們但願有更多更好的教職員，但在學業上沒有什麼真的可以抱怨。我們可以抱怨的都是個人的和一般的，如個人家庭和一般台灣人所遭受的困難、創傷以及損失。當我們的集會開散後，每個人都心照不宣地走上其認為在這危機中所應該走的路。

陳儀和其重要手下，不時向民眾廣播，要求人家保持沈靜，並說大家的改革要求是正當的，而會得到慎重的考慮。但是我們卻開始聽到謠言，隔著一百浬台灣海 峽對面的福建，已有大批軍隊聚集了。因此，委員會匆促地完成改革草案，知道如果國民黨軍隊真的開來台灣，陳儀將根本不理曾改革建議。

整個星期，報紙除了定期發行外，還有號外，讓讀者知道委員會進行的情形，中山堂的會議也常廣播出來。3月初一個星期，市民所談論的 全是這個話題。3月7日，委員會主席，與十七個地方的處理委員會討論後（我父親也是地方處理委員會的委員），將改革建議交給陳儀。

一些學生也擬就一份改革建議送交陳儀。他們在陳儀辦公室受到有禮貌的接待。陳儀的手下稱該建議很有用處，很有禮貌地請每一學生寫下他們的姓名住址。他們一派天真地照做了。

國民黨軍隊展開屠殺

在這個時候，我的父親（彭清靠）則在高雄身歷著一場殘酷的經驗。高雄是成立處理委員會的十七個城市之一，而父親被選為主席。在這不安的過渡期間，他們要負責維持法律和秩序，還要磋商改革建議，以供台北的中央委員會作參考。因此，委員會決定要求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禁止他的士兵再繼續射擊市民或威脅委員會。他的巡邏隊每看到台灣人集合在一起，便隨意射殺。父親率領的代表團是要前往要求彭孟緝撤退那些巡邏隊，而在地方領導者應陳儀要求而集會討論改革建議期間，將軍隊暫留住軍營內，不准外出。

高雄要塞司令部設立在一個能俯視全市和港口的山上。當我的父親和其他代表一進入司令部營地，他們立即被逮捕，並以繩索捆綁。其中一 個代表涂光明，是一個衝動的人，他是由大陸回來台灣，曾一度在蔣介石死對頭汪精衛之下做過事。此時，涂忽然破口大罵蔣介石和他所任命的陳儀。他便被帶離代表團，以鐵絲取代繩索捆綁起來，鐵絲並以老虎鉗旋緊，直到涂痛極慘叫。經過一夜苦刑之後，涂被槍殺了。

父親和其他代表隨後又被繩索捆綁，在頸後打結，十兵不停地用刺刀指向胸部。他們也等待著隨時被槍殺。但是，在隔天父親忽然被釋放回家。這是因為彭孟緝出面干預，表示仁慈說：「我們知道彭先生這個人是好人，我們沒有理由傷害他。」

父親精疲力竭地回到了家裡。他有二天沒有吃東西，心情粉碎，徹底幻滅了。從此，他再也不參與中國的政治，或理會中國的公共事務了。他所嚐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到了這個地步，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

對於這些事，我在台北一無所悉。我們只能從收音機聽到各地衝突的消息。還有苗栗附近鐵路被拆除使陳儀軍隊不能進城的故事，以及謠言說山胞也由山區下山來幫助台灣人對抗中國人，等等。

我的外祖母是台北與基隆間的八堵的人，有許多親戚在基隆。3月10日下午從八堵來了一位驚惶的訪客，說大陸派來的軍艦已經到了。而且在未靠岸以前，便開始砲擊海岸和港灣。如此，基隆和台北便為恐怖所籠罩。國民黨軍隊一登上岸，便開始向基隆市街流竄，射擊或刺殺市民，強暴婦女，搶劫民家和店鋪。有許多台灣人被捉到，活活塞進帆布袋，堆積在糖廠倉庫前，然後一個個扔進港囗海中。其他有些人乾脆只被綁起來或鏈鎖起來，從碼頭被推下海。

到了夜晚，國民黨部隊已抵達台北，開始向全島展開。同時，另一支軍隊也從海上開到高雄，與彭孟緝的軍隊會合後，重演與基隆和台北同樣的野蠻屠殺暴行。陳儀已下決心要恐嚇所有台灣人，並徹底消滅所有曾膽敢批評他的台灣人。

直到3月8日以前，處理委員會的台灣人以及許多非委員的人士，不斷呼籲改革，並一再向蔣介石請願撤換陳儀和其手下要員，以較誠實的人取代之。到了3月10日，這些台灣人領導者們，大部份已被殺死，或被逮捕或躲藏起來而找尋途徑逃離台灣。3月12日，國民黨軍機低飛於台灣各城市上空，散發「中華民國總統、陸海空三軍總司令、國民黨主席蔣介石」的文告。其內容卻摘自他在南京向高級官員就「二二八事件」所作的評論。他完全支持陳儀的政策。他說，「暴動」的領袖，是「共產黨徒」和「被日人奴化的台灣人」。他說大陸人曾「辛苦奮鬥五十年，以求光復台灣」，因此，台灣人欠中國人很大的債。

在這數週內，死了多少台灣人，沒有人知道。但一般估計是在一萬到二萬之間。處理委員會的委員首先失蹤。編輯、教員、律師、醫生等凡曾敢批評政府的人都被殺死或遭逮捕。那些曾攜帶改革請願書到陳儀辦公署，而天真地留下姓名地址的學生們，都一一被找到，而被殺害。數週前曾代理膽怯的中國人警員而維持秩序的許多中學生也被殺死了。從此，1945年以後，凡曾敢嘲笑中國人落後或批評政府腐敗的任何台灣人，都有性命危險。

在這恐怖的數週，我保持沈默，待在外祖母家裡，害怕而憂慮。我從���屬於任何政治組織或團體，我的名字也不曾登上請願書或宣言。沒有軍人到我們家裡搜索。我雖在大學唸政治系，對實際政治卻很隔離，而且非常天真，我仍然未發覺，此時對我們自由和權利的威脅，更甚於日本人統治時期。這時，����了幾封信給父親，對於發生於台北的恐怖事件，表達了憤怒。那時我不知道父親的信件受著檢查，直到有一天，高雄警察局長偷偷地警告父親，通知我不要再寫那種文章。就那樣，我的名字也列入黑名單了。

在二二八事件中，以及國民黨軍隊抵達以後數週內，高雄的情況很慘。在這時期，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得到了「高雄屠夫」的惡名。比如，當許多高雄市領導人士聚集於巿政府禮堂討論這次危機時，門突被關閉再用機關槍掃射；家人被迫在火車站前廣場觀看父親或兒子被槍決；在槍決之前，還有許多慘絕苦刑加諸人犯。父親一生是樂觀的理想主義者，至此變得更加痛苦和絕望。

事變之後

台灣全島有名望或有財富的人，莫不遭到卑下國民黨官員的威脅和勒索，揚言以「反政府」罪名控告他們。例如，高雄市議會副議長便被幾個年輕軍官敲詐，幾乎被迫將年輕女兒交給他們。他本來是有錢的人，但因此近乎破產了。有一度曾有謠言說，我的父親即將被捕，並以曾任地方處理委員會主席的罪名受審。他曾被監視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最後僥倖地逃過如許多朋友一樣的噩運。

台北漸漸恢復了平靜。陳儀被召回南京，任中央政府資深顧問。不久，蔣介石又任命他為浙江省主席，一個大而重要的省份。他在台灣的繼任者是一個法學家，魏道明。他曾任駐華盛頓大使，有許多美國朋友。

我們學生也一個個回到學校。我們不敢隨便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聚會，而只能把我們的恐怖和憤怒在校園三三兩兩邊走邊談地表達。我們已發現在校園佈有打小報告的線民。有時候，可怕的特務、憲兵或警察會突襲學生宿舍。被捕的，有不少是來自大陸的自由派的傑出學生。他們對政府的批評，與我們 一樣的激烈。我們察覺到中國人最慣用的手段之一便是僱用線民，他們得到的酬傭便是一些現金或公職肥缺。

畢業台大

1948年夏天，二二八事件後16個月，我從台大政治系畢業。我們這些三三會會員，在兩年以內修完四學年的學分，但事實上，除了磨練了中文以外，沒有學得什麼。可是，總算得到南京政府所承認的中國學位了。

如今，我必須在學術研究和商業界，做一抉擇。台北第一商業銀行給了我一份工作。這是一個重要的機構。前任台北市長黃朝琴，因為在二二八事件中與國民黨合作，而得到擔任該銀行董事長的酬勞。政府擁有該銀行股份的半數以上，因此可以說是半官方機關，但是允許黃朝琴專權經營，因此銀行幾乎變成他的私人事業。無疑的，我所以有這份工作，因為黃本人是父親的老朋友，他的妹妹又是母親的最好朋友，黃也把有錢的妹夫，納入董事會，他與我也熟識。另一方面，我亦被聘為台大政治系助教，可以作研究並協助系主任處理系務。

要選那一職業，真是一個難題。銀行的薪水約有大學助教薪水的三倍，而且如果我的表現不錯，可以升遷得很快。但是我的興趣實在不在於商界。儘管如此，我先決定進入銀行工作看看，而到初級實習班報到。有一個月之久，我每天都報到參加訓練。但是自己愈來愈清楚，我沒有興趣一生在銀行裡工作。高薪的誘惑力消失了。三十天後，我自動辭職，回到台大當助教，如此，我的前程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