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明敏 ：留學加拿大和法國

彭明敏撰 錄自《自由的滋味 彭明敏回憶錄》第5章。彭明敏於1948年台灣大學政治系畢業，1949年2月與李純結婚，1951年獲中美文化教育基金會獎學金，入加拿大麥基爾(McGill)大學法學院國際航空法研究所。1952年以法文發表太空法律地位研究論文數篇（胡適匿名贊助第二年學費），1953年取得麥基爾大學法學碩士，到法國。1954年夏天完成巴黎大學博士課程。分節如下：擔任台大助教 --- 薩孟武院長和傅斯年校長 --- 父親病重 --- 飛往加拿大 --- 胡適先生 --- 到法國留學。

擔任台大助教

國立台灣大學行政的混亂和變化無常，反映了此時所有國民黨機構的雜亂。中國內戰還漸在加緊，共產黨勢力不斷在增大，蔣介石政府陷於分裂，都無情地打擊著非共產黨的政敵，這些政敵包括認真提議成立第三黨以取代國共兩黨的自由派人士。這時，正直的人已很難在腐敗的國民黨政府中待下去了。1945年至1949年間，台灣也經歷著極大的混亂和剝削。這並不能歸罪於共產黨。當時在台灣無疑有共產黨特務存在，卻沒有重要的共黨組織。陳儀的繼任者魏道明，他之所以被選擇，主要是因為他頗為華盛頓政界所熟悉。事實上，他不過是傀儡而已。一般相信，魏太太在幕後操縱實權，並決定經濟政策。

雖然政治腐敗，台灣學術界卻開始顯露復甦的現象。因為共產黨在大陸上節節逼進，許多學術機構相繼瓦解，不少優良學者也四處流浪，輾轉到台灣來尋求一棲之處。1948和1949兩年，就有大約二百萬難民逃到台灣，一些公私立圖書館的藏書，研究資料以及藝術珍藏亦跟著搬來。一些著名的學術機構，曾經因為躲避日軍侵攻而東轉西徙，如今又渡過 台灣海峽，在台灣復建。中國最著名的學術中心機構——中央研究院，因為無處可去，最後只好搬到台北。台大是日人在1927年創建的，由國民黨於1946年接收，現在也開 始擴充了。有數百名從中國各省逃來的流亡學生也進入台大。

我進入台���政治系是從教員中最低的助教作起。法學院在從前日本高等商業專科學校����校舍。那時的系主任是萬教授，是一位能幹而有趣的人，但不久便不得不離開台灣。��說他在大陸時曾與蔣介石的政敵白崇禧、����仁等有過關係，因此很難在台灣待下去。1948年，蔣經國帶著特務組織進入台灣，開始清掃���己，以確保他父親能安全由大陸逃到台灣。其結果，凡政治思想不見容於蔣的人．如不遭殺害或逮捕．便被驅逐出境了。

1949年2月，我與台北士林一地主的長女結婚。

薩孟武院長和傅斯年校長

我當助教不久，法學院來了一位新院長，薩孟武。他是大陸人，畢業於我就讀過的日本第三高等學校，和京都帝國大學。他個人對我和好友劉慶瑞特別器重，劉也是三高畢業生。劉與我同樣，後來進入東京帝國大學，不過比我低一班，戰後也回來台灣，與我同時畢業台大，也是三三會的一員，而與我的表妹郭婉容結婚。我們同為政治系助教，成為好友。

薩先生鼓勵我們二人寫作發表學術論文。每當我們寫完，他就費很大功夫逐句逐字以毛筆修改我們的漢文。作為一個院長，這真是不尋常而莫大的功夫，使我們衷心感激。如此，我們寫了不少論文，他也花了許多時間和精力，修改它們。在他的鼓勵和指導之下，我們的漢文寫作能力突飛猛進，一兩年之內，大學的大陸籍同事莫不驚訝我們的漢文已經差不多與大陸長大的「真正中國人」一樣好了。這都應歸功於薩先生的耐心教導。他卻一再公開說，只有在日本教育制度下，才能產生像我們這樣的優秀年輕學者。

不久，我們開始聽到一些較年長的大陸籍學者說，我們將成為法學院的骨幹。劉慶瑞專攻憲法，我則專心於國際公法，當台大合併前日本高等商業專科學校時，也同時獲得了有五萬冊藏書的良好圖書館。此圖書館再度擴張，把台北帝大買下來的有關法學院藏書也收藏起來。在戰前，台北帝大圖書館擁有四十萬以上書籍，其中至少三分之二是西文的。如今，台大法學院又增加了中文書籍，但這些不斷增加的藏並末好好分類和整理。我們常進入書庫，在書架間濁覽，發現新的或有趣的書本。也就是在這裡，我偶然發現了幾部有關航空法的書。

尤其一法文巨著李果夫（Le Goff）的「航空法」（Le Droit Aerien），我讀了極感興趣。也許我之所以對這方面特感興趣，是因為過去在長崎的創傷，使我主觀地迷惑於飛機，尤其是戰時的飛機。

我再度沈迷於法文書籍，這次是法律著作。我決定將國際航空法作為專攻，開始廣泛閱讀有關文獻，並開始認真寫作。當時的論文還不算真正的獨創，但在中文方面，卻可算從未有人作過的新貢獻。我接二連三發表了不少中文論文，有些登在大學刊物，有的登在校外刊物。在研讀這方面文獻時，有一個美國人的名字經常出現。此人就是約翰．考博．古柏（John Cobb Cooper）。他公認是這方面的權威。當時他在普林斯頓的高級研究院研究。我曾直接寫信給他，他很誠懇而親切的回信給我。此後一年，我們斷斷續續地通了一些信。

這時，台大來了一位新校長，傅斯年。他是一位開明的自由主義者，雖然有時作事顯得相當專橫。他立刻查覺到台灣和台灣人環境很特殊。他公開宣稱，他相信台大最後有一天應由台灣人來管理，而他這個信念成為他的基本政策。他不但設法網羅台灣籍教授，並且努力培養已在大學裡的年輕台灣人。

傅斯年是個典型的北京大學學人，也是胡適的好友。胡適的父親在滿清統治台灣快要結束的時期（1891-1894）曾被派到台灣當過小官。此時，胡適是「中美文化教育基金會」的執行會長。此基金會是美國政府於1908年用庚子賠款設立，藉以培養中國的青年學者，其總部設在紐約。

傅斯年透過他個人的關係，從「中美文化教育基金曾」，為台大爭取到二個獎學金名額，一個給教員，一個給應屆畢業生。傅斯年並訂了一個原則，即兩名獎學金名額中，至少一個必須給台灣人。不久，傅斯年因心臟病，忽然去世。當時，我有一種痛失良師益友的感覺。在這個計劃進行到第二年，我申請教員部份的獎學金，說明我願研究國際航空法。我竟然獲得了這份獎學金。

對此，一些長輩教授提出抗議，質問校方何以讓這樣年輕的台灣人得到這份榮譽。台大的新校長錢思亮在教授會議中被問起這個問題時，公開答覆說他相信這一選擇是正確的，而必會有令人滿意的成果。

當獎學金之事確定後，我立即寫信給古柏，徵詢他的意見，我應該到那裡去深造航空法。他立刻給我回信說，加拿大蒙特婁的麥基爾大學剛成立「國際航空法研究院」，這是世界上第一個有關這行的研究所，他將應聘擔任第一任院長。他認為我當然應該到那裡，在他指導之下從事研究。蒙特婁早已成為國際航空事務的重要中心。聯合國「國際民航組織」和由諸航空公司所組成的「國際航空協會」都在那裡。

父親病重

我以極興奮的心情開始準備留學。那時，到國外留學的人很少。在加拿大或美國，連一個可以打聽國外求學情形的朋友都沒有。我雖然讀過不少西文書籍，對於實際情況卻可說是一無所知。我意識到即將遠離家人，到異國停留一段時期。我的兒子在1950年3月出生，如今將近18個月大，正是最迷人、活潑、天真的時候。父親為他取名彭玟。大都華人的名字有兩個字。但父親卻非常特別，認為他孫兒的名字只要一個字就夠了。他說，以兩個字取名毫無意義，若是只有一個字，寫起來比較簡單，而且省時。因此，他所有的孫兒女，除了

二個在戰時日本出生的孫女以外，只有一個字的名字。

在接受獎學金而準備出國時，最使我痛苦的，就是父親的健康已經非常壞。他個性很急，如果一個字就夠的話，他就不願意浪費時間去寫兩個字。他也富於想像力，解決問題若有較好辦法，他就不願意接受傳統的束縛。儘管他的脾氣急躁，大家都很敬愛他。至今我們都知道他在世的日子可能不會太久了。

在1945年與1947年之間，他曾過著很活躍的生活。但是經過陳儀統治台灣那段悲慘痛苦的歲月後，他徹底幻滅，最後，以絕望的心情從公共生活退隱，把全副心神放在自己醫院的工作上。他已六十多歲，健康已走下坡。身體檢查的結果，發現他的心臟肥大並有嚴重的糖尿病。醫生說他只能再活六個月。雖然醫生沒有告訴他，他自己看過胸腔的X光片後，也知道病情嚴重。

如果想獲得麥基爾（McGill）大學的碩士學位，我至少在國外要待2年。當時，一到國外，再回來探親是不可思議的事。所以我們彼此心照不宣地了解我大概再也沒有機會看到父親了。這真是一個慘酷的困境。依照傳統，父親去世時，兒子遠離他鄉，是最不孝的一件事。何況，我在出發以前就預先知道此事極可能發生。另一方面，在父親病危時倉促飛回台灣，不論在經濟上或手續上，都是不可能。依當時政府的規定，留學的人不能做短暫的歸國，不論任何理由，一回到台灣，護照就取消，必須重新申請出國，又得費時數月。

父親對這些事完全瞭解，堅持我不可錯過這難得的機會。他深知錯過這樣好的機會，對我的學術前途簡直是無法想像的損失。他也清楚，我一向對西方世界與他一樣具有濃厚的興趣。他對如今騎在我們頭上的中國人及中國搜刮者的痛恨，或許也加強了他要我把握這個留學機會的願望。正如他年輕時把握到台北去學醫的機會，然後，為他那一代的台灣人做了一點事，也許我留學回來後，也能為我們這一代做出更大的貢獻。可是事情不那麼簡單。有些親戚勸我不要出國。父親卻勸我不可猶豫。我決定按照他的意思進行、開始辦理極麻煩的出國手續，花了數月時間才辦好。雖然讀過15年以上的英文，我還是臨時到一位天主教修女處，補習英文會話。

一切準備妥當，護照拿到了，啟程日期也決定了，告別日子終於來臨了。我到高雄與父親做最後的聚會。醫生不許他走動太多，也嚴禁他旅行，所以我就陪他在高雄家過了幾天。離別的日子終於到了。我要搭夜車回台北。儘管我們反對，父親還是堅持要到車站給我送行。無疑地，我現在所做的，如果他在年輕時有同樣的機會，一定也會同樣地做。然而，對我來說，一想到這可能是此生最後的訣別，簡直不忍再想下去。

母親、姐姐、哥哥，很多同事和學生都到機場給我送行。我向妻子和小兒子道別。他們不久要回到高雄，與父母住在一起，這給父親很大的安慰。後來，他們祖孫兩人感情極為親近。

大哥慢慢接管所有醫院業務，父親日夜陪著小孫子，在他的小房子和花園玩耍。

飛往加拿大

要飛到加拿大的第一站溫哥華，只有用繞道的方式，先到馬尼拉，在夏威夷停留數小時，又在舊金山過了一夜。為了省錢，我從溫哥華乘火車，橫貫加拿大，到蒙特婁去。在中途與一位表弟共聚一晚，他是神學院學生，剛在火車所經過的一小鎮教堂，做暑假工作。

我的英文會話能力還是很不夠，有時覺得很難堪。在火車上遇到二個少女，她們很親切友善，送給我蘋果，使我較自在地用英語交談。火車經過加拿大中部一片廣大的平原。餐車上精緻的菜單對我是個難題，很多菜我根本不懂，所以嚐試過一次以後，乾脆放棄了，改在沿途的車站隨便買了三明治裏腹了事。這並不是一次愉快的路程。坐在火車裡一小時又一小時，我不斷在懷念父親，又懷疑自己的語言能力是否能夠應付未來的研究院課程，根本無心欣賞展開在車窗外的加拿大景色。

我在晚間抵達蒙特婁車站，乘了計程車，叫司機給我在大學附近找一間小旅社，住了一晚。一切都很陌生，覺得緊張又感憂慮，覺得精疲力盡。

第二天早上，帶著行李，到麥基爾法學院去。院長秘書菲麗絲．奧尼爾（Phyllis O,Neil）接待我，她非常親切可親，從那時起，我們的友誼，繼續到現在。我永不會忘記她那天所表現的仁慈。距離開學還有一個月，她暫時安排我住在一位日裔加拿大人姓山下的家裡。數過之後，我找到了一對可親的法人老夫婦，安頓下來。雖然房間很小，但是便宜而舒適。我很喜歡我房東夫婦和他們的兒子，他們是單純而寧靜的家庭。

我非常想家，而陷入極度的憂鬱中。很不巧地，我要再等近一個月才開學，除了在市區做漫長的散步以外，沒有什麼別的事情好做。我找不到一個能瞭解我的背景和心情的人。夜夜我暗自流淚，想念父親，等待家信。這是一生中最悲慘最淒涼的日子之一。雖然每一個人都很親切，我覺得自己是異鄉人，非常孤獨。

終於，古柏院長來任了，學生也開始報到，我們這班也在9月裡到齊。這是研究院的第一年，有十幾個學生註冊。班上同學的組成很富於國際性，有三、四位加拿大人，一位美國空軍軍官，一位埃及民航局的律師，亦有來自德國、希臘、英國、匈牙利的學生，我們大家對這個新的學術領域充滿了熱誠，覺得我們是這門學術的先驅和開拓者。古柏是一個自學成功的人，並無什麼學位，憑自己的努力，一步步爬昇到泛美航空公司的副總裁。然後受聘在普林斯頓的高深研究院研究。他和他的太太都有迷人而溫暖的個性，這點幫助他得以發掘不凡的人才，並激勵他們發揮所長。教授陣容雖不大，素質卻很高。在古柏領導之下，我們迅速發揮了明顯的「團體精神」（esprit de corps），過著愉快的學術和社交生活。我們作為先驅者，是很特殊的一群。我們在輕鬆而活潑的氣氛中進行小組討論，這與我從前的求學經驗完全不同。那一學年，我是唯一的亞洲人，更奇妙的是，我是有華人血統的台灣人，說英語卻帶有法國口語。那時，我的法文比英文講得好，很多當地的法裔加拿大人都以為我來自法國。

我要求並獲准用法文而非英文，寫作論文。我的第一篇論文，寫於蘇聯人造衛星史普特尼克（Sputnik）震驚世界之前，是討論太空的法律地位。它獲得古柏重視，馬上設法登在加拿大魁北克律師公會主辦的刊物上，後來法國巴黎素有聲名的「法國航空法雜誌」也轉載了這篇文章。它是那年學生唯一獲得發表機會的論文，同時也是全世界首次論及太空法律地位的文章之一，而成為這方面常被引證的早期古典之一。

我的第二篇論文則登在巴黎「航空雜誌」上。它是從法律觀點探索由最早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止的空中轟炸史。我對這個題目發生興趣，是有原因的。我曾親身目睹了第二顆原子彈在長崎爆炸，至今，每一國家都希望那是人類最後一次使用原子彈。 我的另外一篇有關太空法論文登在日本東京大學「國際法及外交雜誌」上，這也許是日文在這方面的首篇論文。

如此，我在麥基爾大學的第一年，發表三篇論文，登在加拿大、法國、及日本等地四個刊物，受到相當的重視。我非常用功，但也很喜愛同學間的社交生活。父親仍然在世，我們時常通信。好友兼表妹夫劉慶瑞也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留學。在第一年中，我與班上二位同學特別要好，一位是易安．麥克富遜（Ian McPherson），加拿大人，在第二次大戰中做過駐歐洲加拿大空軍轟炸機飛行員，也曾住過香港：另一位是漢彌爾頓．狄瑟修（Hamilton De Saussure），美國人，畢業於哈佛大學法學院，為美國空軍飛行員。在這個小班上，我跟另外幾位同學的交情也不錯，直到現在，我們的友誼仍持續著。另外，古柏太太和院長秘書奧尼爾也時常款待我們。

胡適先生

第一學年快結束時，我碰到一個難題。我的庚子獎學金，依照規定，以一年為限，但研究院課程卻規定至少要兩年才能獲得碩士學位。在第一年，我們得完成所有學分，第二年則專心撰寫論文。面臨這個問題，我決定寫信給在紐約的胡適先生。我從未見過他，但是與他通過信。聽說他曾經告訴別人，他對我在麥基爾大學的表現印象極深。我與這位好心腸的名學者第一次通信時，很使我發窘，不過倒使他感覺有趣。1951年聖誕節是我第一次在加拿大過節，我寄出一些聖誕卡片。那時，我就想到在禮貌上也應該寄一張給在經濟上支持我的基金會的負責人。不久，我就接到胡先生寄來極友善的回卡。不過，在裡面他加了一段話說，他既然是我的長輩，他願意坦白告訴我，我寄給他的那張卡片，是專用於贈錢的。我還以為卡片上的一個洞只���做為裝飾的哩！ 如今，1952年春，胡適先生來信道，按照規定庚子賠款獎學金�����許延長的，但是他願與麥基爾大學當局以及其他有關方面商量，看看能否設法使我能繼��在麥基爾讀第二年。胡先生和古柏曾與一些私���、主要航空公司，包括泛美航空公司接觸，但沒有結果。過了一些時間，胡先生又來信說，他終於找到一個人願意在經濟上支持我完成第二年的學業，數目與第一年的獎學金完全同樣，但是這個人不希望透露名字。他又邀請我在暑假時去看他。 暑假到了，我便乘火車到紐約去。這是我首次到美國城巿。我投宿於基督教青年會旅舍，住了幾天，也去拜訪了胡先生。他住在一間很樸素的公寓裡，房間裡，到處都是書。他是一位極溫暖仁慈的長者，對我在麥基爾大學的表現，讚賞不已。在談話之間，他也言及他父親在十九世紀末年到台灣去服務了兩年。當我告辭時，他送了幾本書，給我留念。 回到蒙特婁後，我開始著手撰寫論文。它是有關和平和戰爭期間軍用機法律地位的研究，相當專門的。這是很不錯的一年。最使我感到快樂的，是我的父親仍然活著。第二年註冊的新生又有十多人，同樣來自世界各地。夏天的天氣炎熱而潮濕，冬天則非常寒冷，但是我的小房間相當舒適，我也很用功。第二學期結束以前，我完成了法文論文，得到優等的評語，獲得法律碩士的學位。

到法國留學 我再度面臨問題了。下一步該怎麼辦呢？教授們和父母都鼓勵我繼續進修。在這專門的領域裡，我已有了好的開始，但現在要到那裡去呢？是美國還是歐洲？胡適先生來信說，如果我想到美國，他願意推荐我到普林斯頓大學。普林斯頓雖沒有法學院，他認為其政治系是很不錯的。經過相當的考慮以後，我決定到法國去深造，那是我一向嚮往的地方。我曾從二年的獎學金省下了一些錢，而父親也願意資助我一些，使我能繼續在國外求學。 1953年7月，我從加拿大起程，坐義大利的慢船。到英國南安普敦的一路上，風浪極大，而我仍然極易暈船。雖然如此，這是一次充滿了生氣和愉悅的航海。有許多學生搭乘這艘老船，有一天在甲板上我結識了二位活潑可愛的史坦福大學女生。我們一起在甲板打球、共進晚餐，觀賞晚上的表演節目已到了南安普敦後，我們又一起坐火車到倫敦。一位英國朋友為我訂了一間房間。房間雖然陰暗而不太好，我還是住下，每天與那兩位學生觀光英國數天。我那時對英國的印象並不很好。雖然那兩位女學生希望我與她們一起坐渡輪到法國，我則於一星期後自己飛往巴黎。 到巴黎後，最初幾天住在大學城的日本館，然後搬到希臘館。宿舍裡學生的一半來自希臘，另一半則來自其他世界各地。

抵達巴黎後幾天，整個巴黎的交通系統，因為戰後最大的罷工，而全部癱瘓。因此，我對這個城市的第一印象並不是在未來以前心目中那樣浪漫蒂克。 不久，那兩位史坦福的女生也從英國來了。她們租好房子，遊覽巴黎，我也加入她們的日程，過著忙而愉快的日子。我們參觀名蹪、拉丁區、吃餐館，到夜總會，包括聞名的「紅色磨坊」。

有一天，我一個人在蒙馬特區街上蹓躂，忽然跟前有一個東方人，看起來像個乞丐，瘦瘦的，穿著襤褸，又打赤腳。他一邊走一邊搖搖擺擺幌著一隻好像空醬油瓶似的東西。當我走到他身邊時，他看了我，突然以日本語大叫：「彭君！你不是彭君麼？真不能相信！」他是我三高的同學田淵。他於一九四三年從三高畢業後，進入了京都帝國大學的藝術系，其後已經十年不見了。他是我畢業三高以後碰到的唯一同學。其後，我也再沒遇見其他同學。我們都有很多話要說。他在日本結婚過，已有四、五個孩子，然拋妻棄子來到藝術家心目中的 聖地闖天下。他已到巴黎幾年，正在努力想在抽象畫界掙一席之地。他馬上請我到在附近的他的畫室去。它在一個古老建築的四樓，既無電梯，也無自來水設備，在那裡看到他的挪威籍女友。他的隔壁房間住的是一位日本的雕刻家。不到幾年，這兩位日人藝術家已成為法國藝術界無人不如的名人了。

幾天以後，我就帶領那兩位美國女大學生去參觀田淵的畫室，讓她們見識一下巴黎塞納河左岸真正的波希米亞式的藝人生活。那位挪威女子似不大高興這兩位衣著入時的美國女孩突然闖入。她以不耐煩而鄙視的口吻問道：「妳們在史坦福唸什麼？家政系？」這兩位美國女孩是非常聰明，見識豐富，又老於世故的，她們覺得受到侮辱，也不是沒有理由。

我註冊參加巴黎大學的博士課程。雖然功課很煩重，我開始欣賞巴黎的一切。我偶然認識了一位學音樂的法國少女，一起去了不少音樂會和戲劇表演。好友劉慶瑞已完成在明尼蘇達的學業，在環遊世界回合途中，來到巴黎看我。我們一起共渡很快樂的一週。

我的功課進行得順利，論文方面也是一樣，便我能比預計早一年完成學業。一九五四年夏天，我完成了博士課程，最後的細節也處理好後，準備回台灣了。我帶著很感傷而不捨的心情離開巴黎，心想這一輩子恐再也沒有機會來歐洲了。我搭乘火車到義大利去，一些朋友來車站給我送行。我在熱內亞搭乘了一艘新而舒適的義大利船，預定一個月抵達香港。 又如往常，大多時間我都在暈船，痛苦漫長的航程，只有沿路在塞得港、雅典、喀拉置孟買、可倫坡、新加坡和香港等地登岸小遊時，才稍覺舒服些。我在西方世界渡過三年，每次上岸在那些港口逗留，都使我有機會一瞥由殖民地而變成獨立國家的人民實況，這些國家包括了埃及、巴基斯坦、印度、錫蘭、馬來西亞、新加坡等。當輪船穿過麻六甲海峽駛向中國南海時，我敏感地意識到已經再回到東方世界了。

在香港，從漫長的航海和痛苦的暈船，稍微得到解放。在五天的逗留中，受到姐夫公司的同仁熱誠的招待，然後坐一艘古老的英國船向基隆出發。在這最後的航程中，我跟一位穿著長袍的中國老紳士共艙，起先我以為他只是傳統的樸素鄉紳，後來才發現他是頗有名氣的學者錢穆。他後來出任香港新亞書院的首任校長。抵達基隆時，蔣經國曾親自來迎接他，對他異常地客氣和週到。

我終於回到了基隆。最使我驚喜的是父親居然也從高雄趕來迎接我。母親、妻子、五歲大的兒子都來了。這是最快樂的天倫重聚，也是最令人興奮最難忘的片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