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見到安慕理牧師（Rev.
Boris Anderson）和傅明珠老師（Mrs. Clare
Porteous Anderson），是國中一年級的時候(1987年)。當時他們兩位為與黃彰輝牧師、黃武東牧師一起接受台南神學院頒發的榮譽博士學位而回台，爸爸(盧俊義牧師)為了接他們兩位老人家，特地跑去跟教會的長老商借當時很拉風的Audi轎車，帶著我們一家人和安牧師夫婦兩位奔馳於高速公路上，結果收到一張由高速公路警察局開出的超速罰單。那時的我還沒有辦法將所學的英文單字說成一個完整的句子，沒想到一路上安牧師和傅老師都是以流利的台語和我們對談。
第二次再見到傅明珠老師，是2000年的夏天。我藉著到法國參加普世教會協會舉辦的「普世教會協會與五旬節教派諮詢會議」的機會，和弟弟展開我們人生中第一次的自助旅行，拜訪在德國和英國的家族朋友，其中之一就是去找安牧師夫婦。當時安牧師夫婦的健康狀況已不是很好：安牧師有帕金森症，手抖個不停；傅老師有糖尿病，需非常注意自己的飲食。即使生活如此不便，他們還是帶著我們兩個小朋友到附近的國家公園健走，其間傅老師不停地拿出相機拍攝我們和安牧師的照片與經過的風景。短暫停留的兩個晚上，我們討論很多話題：我的碩士論文可能的方向、弟弟未來人生可能的方向、台灣當時的政治與社會局勢、長老教會的生態與當時地方教會的狀況等。回倫敦前，傅老師要我與她的女兒仁愛（Jane
Anderson）和女婿Philip聯絡。聯絡的結果，竟是吃到Philip
大顯身手、赫赫有名的私房菜以及與他討論關於Benedict Anderson寫的《想像的共同體》和台灣當時對於「認同」的討論。
第三次見到傅明珠老師，是參加她的告別式。電話那頭聽到鄭仰恩牧師轉告傅老師過世的消息，並未太過傷心，總覺得這下子她可以好好地休息、擺脫身體病痛的折磨。得到公司允許可請假飛到英國參加傅老師的告別式的同時，決定順便藉這個機會去拜訪已經有四年沒有聯絡的老朋友李怡道和施怡廷一家人。歷經倫敦轉機的惡夢、輾轉難眠於倫敦郊外過境旅館和擔心著行李，我終於抵達怡道一家居住的Newcastle
Upon Tyne。顧不得沒時間燙平衣服，匆忙換好衣服之後，怡道開車載我到距離Newcastle一個半小時車程的小鎮Northallerton參加告別式。
與其說是告別式，還不如說它是場惜別感恩禮拜更來得恰當。禮拜儀式很簡單，小小的禮拜堂中間放置著棺木，棺木上以顏色鮮豔的花朵裝飾。禮拜基本上是以故人略歷為中心，由傅老師的妹妹Alison和女兒女婿從不同的面向介紹傅老師的一生。由他們的介紹，可以發現傅老師一家人在亞洲有著無法脫離的關係。
當她和安牧師在台南神學院教書的時候，她的妹妹Alison一家人居住在日本。藉著他們的分享可發現傅老師是一個多才多藝的女性，不但在文學和語言有相當高的造詣，對於巴哈和莫札特的作品亦有涉獵。
她的生平最多被提及的幾件大事，包含她遇到安牧師、兩人決定受派到亞洲宣教，後來輾轉落腳台灣，台南成為他們奉獻人生最精華歲月的地方。他們的小孩仁愛與Robin皆在台南出世，為了小孩的教育，他們決定以「在家教學」的方式教導小孩，也因此她成了黃彰輝牧師的小孩以及蘭大弼醫師小孩的老師。之後為了小孩的教育，他們決定回到英國，卻沒想到兒子Robin在21歲時因不慎而溺斃。Robin的離去成了安牧師一家人心中永遠的痛，傅老師也因此將自己封閉了一段時間。幸好之後女婿Philip的出現，逐漸填補了Robin在安牧師夫婦心中的位置。
傅明珠老師在1979年美麗島事件之後所扮演的角色也是大家都會提及的一個重要標記。透過她與正在英國唸書的爸爸一起過濾所有在海外可接收到關於美麗島事件所有報導，集結成一本小書“Taiwanese
Voice, The Kaohsiung Incident”，同時又不斷地透過英國歸正教會等管道遊說人權團體，以致於國際特赦組織決定發出紅色警戒，要求全球分部與人權團體特別關心台灣的人權問題。聽說安牧師後來還被英國女皇伊麗莎白二世召見聽取台灣的政治與人權狀況。甚至當時傅老師顧及爸爸回台之後的安全，在出版上述刊物的時候，還特地使用化名「安明」。
她的晚年因為糖尿病的關係，身體飽受折磨，加上安牧師有帕金森症，生活變得更加的不方便。儘管如此，她還是很盡力用心去過她的每一天。夫婦兩個時常外出爬山、健走、整理自家花園，每晚固定以長笛和鋼琴合奏巴哈和莫札特的樂曲一直到她因身體不適送醫。
整個告別式很簡短，也很簡單。不同於台灣教會告別式的哀淒，傅老師的告別式是充滿笑聲，特別是聽到她小時候一些調皮的情節時。期間當然也有淚水，可是卻是淚水中帶著笑容。
會後有個茶點會，邀請所有參加禮拜的朋友們留下來互相交陪聊天。可能是因為在禮拜中我曾以台語對安牧師說了幾句話，因此我和怡道好像變成了焦點。才剛坐定，發現身邊坐了一位白髮阿公級的人士，西裝領口附近別了一個台灣加上長老教會英文縮寫的別針。一問之下，才知道他就是懷約翰牧師（Rev.
John Whitehorn），過去在台灣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投入於原住民聖經的翻譯與原住民的神學教育。之後又有一位亞洲面孔、看起來很像日本人的男士走向我，自我介紹說：「妳好，我的名字是Andrew
Coe，我爸爸是Shoki Coe。」啊！黄彰輝牧師，也就是在普世教會神學界最有名的台灣神學家Shoki
Coe，我曾見過他，還和他合照過。
心裡正想著「我還有機會見到黃彰輝牧師的兒子」的時候，
又有一個人走向我，說：「妳好！我知道妳從台灣來，能不能請妳跟我爸爸用台語聊天？我父親的名字是
David Landsborough。」一聽到這個名字，整個人不自覺地從椅子上跳了起來，三步併做兩步地走過去。果然！那個駝背、手拿著柺杖、歪著頭與人談話的身影再熟悉不過。過去只能在報紙看著他的照片，用心去記念感謝他們一家人對台灣醫療的貢獻，如今本尊就在眼前而且身體狀況看起來還不錯！那是蘭大弼醫師！蘭醫師說話很溫和，不過因為年紀大了，轉個頭剛剛問過的問題從頭再問一次：「妳從哪裡來?
我們在台灣沒有見面過嗎？這次要待多久？妳確定我們從未見過面？」
我和怡道趁著空檔時間，趕快找了安牧師聊聊。儘管與自己走過大半人生的伴侶已離他遠去，但安牧師看起來卻是相當的平靜。我們用英語和台語互相加雜談論。我們討論現此時整個長老教會生態的改變，愈來愈多的地方教會改以北京話聚會禮拜，他的臉上浮現了失落與失望的表情。我們也談到這次總統選舉民進黨的大
敗，他則是相當的難過。當他說出：「我恩望台灣可以趕緊get rid of KMT」這句話的時候，我不禁當場大笑。「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我的心裡如此說，卻不忍這樣告訴安牧師，因為我知道他對這批當時因美麗島事件受掠的政治受難者，也就是現此時民進黨所謂的大老們，有著一份無法言喻的情感。說著說著，他竟然還唱起國民黨黨歌，而且還會跟著節奏有停頓。我很婉轉地告訴他，民進黨政府這八年真的表現不好，他還幫他們找理由，認為可能是因為經驗不夠的關係。
那晚， 我因為時差睡不著，腦袋想著這場感恩禮拜以及在回Newcastle的路上與怡道討論到的許多話題。真的很感謝上帝讓我在一天內有機會和那些可說是「阿祖級」，且台語說得比我這個所謂台灣人來得流利的宣教師認識――與過去只能從歷史課本認識的蘭大弼醫生聊上幾句，與爸爸的老師安牧師和他的女兒女婿以及孫女
們聊聊我們的生活。看著眼前這些阿祖級英國人，將他們最寶貴的青春時光無怨無悔地給了台灣，即使回到他們的故鄉，台灣依然是他們心中無法放下的地方。他們在台灣政治最為動盪不安時期所做的事情，即使到今天，我們未必有同樣的先見與勇氣。
只不過，如果安牧師和傅老師知道長老教會已經不再是過去那個被普世教會夥伴稱為「具有先知異象（prophetic
voice）」的教會；如果他們知道我們的神學教育的失敗、即將畢業的神學生不願意受學校差派；如果他們知道教會牧長為了總會的職位而將外面選舉的花招帶入每年的總會年會、甚至有牧長四處發函給各地方教會牧師推薦自己競選總會書記；如果他們知道有教會為了在「量」上的成長，一窩峰地以市場導向的方式瘋狂引入敬拜讚美方式的禮拜；如果他們知道這些由他們打下的神學教育基礎所教育出來的牧者們忘記上帝賜給我們有最基本的理性判斷和理智思考，而盲目地追隨醫病趕鬼與特會，卻忘了最基本的聖經教育；如果他們知道我們為了不要讓自己脫離所謂的「世界潮流」，拼命地學英文而將最基本的母語福佬話擺在一旁，他們會做何感想？
想著想著， 眼淚不聽話地流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