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 5月8日，我接到消息說，我的恩師安慕理牧師娘（Mrs. Boris Anderson,台語名字「傅明珠」Margaret Clare Porteous）走了，出生於1923年出生的她，享年85歲。
認識安慕理牧師夫婦，不是在台南神學院，而是1979年11月至1980年6月我在英國進修的那段時間。從那時開始，我們就保持著聯繫。
安牧師夫婦曾在廈門當宣教師，後來因為中國變色，共產黨驅逐所有外籍宣教師，他們和其他宣教師都因此離開中國。
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台南神學院復校辦學，請黃彰輝牧師擔任台南神學院院長，他因為在英國劍橋大學時，和安牧師是同學，於是就邀請他來台南神學院協助教學的工作，就這樣，安牧師夫婦在1948年前來台南神學院，成為英國差派到台灣的宣教師。
在台灣期間，他們生下一男一女，他們自己在家裡教孩子讀書，直到孩子要上中學，安牧師娘就先帶孩子回英國。在咱台灣長老教會慶祝成立100週年之前，
也就是1963年，安牧師回到英國後，隨即就被推舉擔任英國聯合歸正教會（United
Reformed Churches In The UK）海外傳道部總幹事，負責聯合歸正教會在世界各地宣教事工的所有事務。我去英國之前，總會已經先行通知安牧師，請他協助照顧我在英國的生活和必要的訪問與活動。因為工作的關係，安牧師夫婦對世界各地教會的動態相當了解，也深知許多地區遇到的困境。他們曾住在台灣十多年，對台灣相當有感情，因此對台灣教會和社會的動態，相當關心。
1979年11月9日，我抵達英國伯明罕，在雪梨奧克學院安頓下來，在拜會了總院院長，以及了解大略環境之後，才正想好好學語言和讀些書，台灣就發生大事情。12月10日的晚餐之際，我的老師，也是雪梨奧克學院總院（共計有八個學院）副院長彌迪理牧師（Rev.H.
Daniel Beeby），匆忙地來到我住的聖安得烈學院。他在院長的陪伴下到餐廳找我，要我即刻去他家，在路上��他才跟我說：「俊義，高雄發生大事情，有很多人被抓。消息傳來，說要抓更多的人。」
這就是後來的「高雄美麗島事件」。
從那時起，我每次和彌牧師交換相關事件發展的情形，我的學院院長也開臨時會議，暗中派幾個同學「盯著我，特別是在高俊明牧師4月底被逮捕入獄之後，無論何時都有人跟在我身邊，晚上時間不准我外出。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會這樣做，是深怕我「想不開」，我笑著對院長說，這很像國民黨在台灣所做的。但也從12月中旬開始，在彌迪理牧師的保證安全下，我幾乎每個禮拜五中午就搭火車南下倫敦，展開一連串的救援」行動，禮拜日晚上才回到學校來。
我的工作就是先去位於倫敦的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總部，協助閱讀從各地湧入的與事件有關之所有文件，並將之整理分類，且回答有關的疑問。我跟該組織認識，是由彌迪理牧師介紹的，那是我剛到英國之後一個禮拜，那是經過特別安排見面的。另一方面，有一卷錄音帶是國際特赦組織亞洲區理事法蘭絲小姐（Fran
Ç oas Vandala），在高雄美麗島事件發生之後，專程來台灣了解案情時，有人偷偷地塞給她的。但該組織辦公室的人無法了解帶子講話的內容，他們將帶子轉交給安牧師協助。因為安牧師夫婦都會講台語，就這樣，在安牧師的家，我和安牧師娘一起「翻譯」這卷從台灣帶出來的錄音帶，那是美麗島事件發生時，現場錄音的帶子。我們用了一段時間整理該卷錄音帶，由我說明其內容，再由安牧師娘負責將之翻譯成英語。
就這樣，我跟安牧師夫婦開始熟了起來，也開始聽他們細說初期到中國福建廈門當宣教師，以及在台南神學院服務期間工作的情形。有很多時候，他們都會問我關於台灣的情形，這對他們來說很重要，因為經常有人會想要了解高雄美麗島事件的背景，包括英國BBC電台記者、泰晤士報（Times）、衛報
（Guardian）等媒體，都很關切這件事情的發展，特別是發生在1980年2月28日的林義雄先生家中滅門血案，這些媒體更是想知道其背後緣由。後來，有一次我去安牧師家，安牧師告訴我說，英國女王邀請他入宮去說明有關高雄美麗島事件的經過，以及可能的發展。這讓我聽了之後，感到相當地振奮。因為事件發生之後，有一段時間遲遲都沒有看到國際特赦組織發出救援函給各分部，也因此，那段時間，彌迪理牧師、安牧師夫婦、和我，都為此事急得焦頭爛額。尤其重要的是，若能獲得國際特赦組織正式關懷美麗島事件，對那些被逮捕入獄的人一定有很大的幫助，至少，不會被國民黨情治機構給暗中「做掉」，這點是可以確定的。
果然，當我們都在焦慮之時，有一天早上我要到學校去，正在等候綠燈之際，看到馬路對面彌迪理牧師站在辦公室的窗邊，手上拿著一份粉紅色的紙，一直向我搖著手，我知道一定有事，於是衝了過去，跑上二樓他的辦公室，他顫抖著手秀給我看，原來是國際特赦組織發出的緊急救助行動（Urgent
Action），我們過去的努力終於有了成果。真感謝上帝。
之後，安牧師夫婦開始安排一連串的機會，讓我四處去請安，並且說明有關台灣長老教會所做的事。我因為英文很差，所以安牧師娘就成為我的幫手，經常替我修稿、糾正發音，也建議我應該怎麼講，英國人才會聽得懂我的意思。她利用許多時間教導我，讓我認識西方人對事情的看法和價值觀念，讓我更清楚東西方在文化上的差異。非常有趣的是，每次我去安牧師家，我們都會一起喝咖啡、聊天，然後都是安牧師親自下廚，我想大概是故意要讓我看，學會讓淑英陪伴賓客聊天，由我下廚作菜吧。
早期宣教師，都是夫婦同心協力投入宣教的事工，除非沒有結婚，否則幾乎沒有「單身」工作者。在台灣，安牧師教新約，牧師娘教英文和希臘文。牧師娘同時在成功大學開英國文學的課，教莎士比亞的詩歌，也教拉丁文和希臘文。安牧師夫婦都出身劍橋大學，他們都有很深厚的文學底子。安牧師娘會寫詩，且是寫得一手好詩，文學造詣甚佳。有一個鏡頭是我很難忘記的，就是每次和他們用完晚餐後，安牧師會吹長笛，牧師娘彈鋼琴。因此，大約有一小時的時間是這樣子開「家庭演奏會」，而我是僅有的聽眾。
我去英國前後大約八個月，在課堂上的時間其實非常短，語文的基礎相當弱，而在安牧師家的時間卻很長，他們有如我的家庭教師般，講許多英國聯合歸正教會差派在世界各地的宣教師的故事。從他們的身上，我學會分享的重要性，也學習到傳道者應該具備的獻身使命感以及應有的堅持。
退休後的安牧師夫婦，搬去英國中北部的北約克郡（North
Yorkshire）居住。簡單的房舍，卻在他們設計和整理之下，看起來古色古香。退休後的他們，並不是到處去遊玩，而是投入社區工作，安牧師繼續協助鄰近弱小教會的牧養工作，而牧師娘則是在社區學院教希臘文和英文古詩課程。她一直對古希臘文有相當的興趣和偏好。可惜，安牧師娘在大約12年前開始得了糖尿病，但對參與社區工作的熱情，依舊不減。
我離開英國回來之後，我們一直保持聯繫，從未間斷過。在嘉義西門牧會期間，他夫婦兩人曾去探望我們。而我也在1992年藉著去日內瓦開會的回程路上，去他們在北約克的家探望他們，然後1997年帶淑英再次去拜訪，後來悅文和東元也曾特地去英國探訪他們。最近一次是在5年前，我和淑英再去英國看他們，安牧師娘因為糖尿病的關係，身體狀況一直很不穩定，且是每下愈況，已經不再去社區學院教書，而安牧師則是用更多時間陪伴牧師娘運動。兩年前，他們的女兒仁愛（Jane。安牧師的兩個孩子都是在台灣出生，其中男的，有一次游泳不幸溺斃。時至目前，Jane的身分證上還寫著出生地「Taiwan」）和她的夫婿菲利普特地來台灣旅遊看我們。
我一直將安牧師夫婦當作是我的恩師。也因此，當我接到鄭仰恩牧師跟我說總會有接到消息，說安牧師娘去世的事。隨後，就收到仁愛的來信，她告訴我她母親的告別禮拜是16日（上禮拜五）下午1點，在他們鄰近一間安牧師協助牧養過的教會舉行。我原本想親自飛去參加，但卻因為禮拜六、日都在台中豐原的大社教會有演講和培靈，只好請悅文向公司請假，代表我去參加她的告別 禮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