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台灣教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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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謙信


『我與台灣教會史』

《台灣教會史論文集》自序

今日台灣教會之前史

 

 

  一九九0年感恩節

徐謙信撰

收載於《台灣教會史論文集(一)》跋文


  1. 我初讀神學校之時候,台北神學校在淡水借用「牛津學堂授課,並沒有特設「台灣教會史」之課程。或許這是由於「北部設教六十週年」之紀念會曾在淡水辦得盛況空前,而記憶猶新吧!不過常常看見柯維思夫人(馬偕博士次女偕以利)帶著「北部教會五十年史」(台語羅馬字書),做為他巡迴地方教會「婦人會」之課本。

  2. 二次大戰中,我曾經將From Far Formosa之首部五章翻譯為日文並發表於戰時版日文「台灣基督長教教會報」(蕭樂善、黃六點主編)上。當時該書是已絕版的珍貴本, 所以人家就認為我是研究「台灣教會史」之傳教者,台灣光復後,吳天命牧師就任戰後首任「台北神學院」院長(一九四六年至四七年),又他亦聘我為「台灣教會史」之講師,而後北部大會亦聘我為該歷史委員會之一員。

  3. 當我開課「台灣教會史」時,便告訴同學們我們須注重什麼是「第一史料」(Primary Sources)。什麼是「次要史料」(Secondary Sources)。台灣光復了,我們應有研究歷史之自由因此,我便向日本歷史和吳鳳故事開刀,並效法歐美的「東洋學者」(Orientalist),主張日本史應以聖德太子之「大化新政」為始,其前的不過是神話而已。因此,日本國之成立,應該是公元第五世紀,即西羅馬帝國崩潰時代,並不是戰前我們所說建國二千六百年。又關於吳鳳故事,我亦指出「雲林采訪冊」(一八九五年集成)之最古記錄和「日本小學教科書」之吳鳳的異同,並引用早稻田大學文學部長坪內逍遙博士於台灣始政四十週年紀念博覽會來台時,「台灣事情」(台灣總督府刊物)曾經為之舉行的座談會席上所說的話「小學課本之吳鳳故事不過是我日本人之作品而已」而提醒大家關心「史料」(texts)和「作家」(compilers)之解釋學的問題(a hermeneutic problem

  4. 何當台灣總會將要成立歷史委員會時,黃武東牧師看著我所蒐集的數冊甘為霖著作,並說他在英國要找的甘為霖文獻中,找不到的我都有。因此,他不但聘我為總會歷史委員會委員,而且使我和南部的楊士養牧師輪流擔任主委,甚至於「基督教在台宣教百週年」(一九六五年)慶祝籌備會時,亦任命我為該歷史組長。

  5. 隨著「基督教在台宣教百週年」慶祝大會之結束及總會歷史委員會之解散,我雖然失掉歷史委員會之職位,但還能取得別的委員所取不到的一個無形的地位和特權,即繼續成為總會屬下機關之台灣教會史論文審查員並發表其論評和採點(打分數)給總會培考委員會。此工作。直繼續到一九八五年六月,即我在台灣神學院退休並須前往美國定居之時侯而終止。因此,我將離台之前夕,總會傳道處幹事羅榮光牧師前來找我在台北市大直寓所,並贈送一個晝繪匾額表示他們的敬意和謝忱。又關於我所審閱過的那些論作,有的亦是「台灣教會史」之極重要的「個案研究」(casestudy),因而真的受益者未必是那些論作之作者,而是審閱他們的論作之我。

  6. 這樣地,一九六0年代後半,為期而始在台灣的社會變動,又使我們的研究更啟開了一個新的局面。這是台灣島之人口向南北兩大都市(台北和高雄)之集中,經濟的成長和發展,十大工業建設等所引起的。此種新的治史方法(new approach)是配合社會學,統計學等更有學術性的方法,並由我們稱之為「社會學,神學的方法」(a socio-theological approach)。當然此種新的「台灣教會史」是由如下文獻和我教會有關的諸大家而啟開的

C.H. Hwang, Joint Action for Mission in Formosa, New York: Friendship Press,1968

George Vicedon, Faith that Moves Mountains, A Study of the Tribs Church in Taiwan, Printed in Taiwan by china Post, 1967.

Justus Freytag, The church in Villages of Taiwan, The Impact of Modern Society and Folk-Religion on Rural Chruch, Taiwan: Research Center, Tainan Theolo. College, 1969.

Justus Freytag, A New Day in the Mountains, Problems of Social Integration and Modernization Confronting the Tribal People in Taiwan, Taiwan: Reserch Center, Tainan Theol. Collage., 1968.

  1. 從一九七0年代起,隨著「普世教聯」(W.C.C.)和「世界長老教會聯盟」(W.A.R.C.)對人權問題及落後國家的惡政之關心,我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亦隨之關心我國家的國際地位之惡化,內政的矛盾及民心的不安,並連續發表三次政治聲明,就中兩次最重要,即「國是聲明」(一九七一年)及「人權宣言」(一九七七年),包括我總會總幹事高俊明牧師被捕和受審入獄四年半之久(一九八0年至八四年)以及「新信仰告白」(一九八五年)之出現。這些都是我台灣教會史上未曾有之事,因此,並有如下著作及論評

The Future of Taiwan by International Affairs of the British Council of Churches and The Conference of British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1972.

Justus Freytag, Gerhard Frits, & Frank Kurchner, Taiwan, Texte und Fragan, Hamburg, Hermannsburg: Missions-handlung, 1980.

John J. Tin, Christianity in Taiwan [in: T. K. Thomas.K.Thomas (ed), Christianity in Asia, pp.89-112], Singapore, 1979.

Choan-seng, Song, Testimonies of Faith, Letter and Poems From Prison in Taiwan, Printed in Switzerland, 1984.

高李麗珍輯「廿世紀的保羅 高俊明牧師獄中書簡」,《台灣教會公報》社,一九八三年。

日本基督教團台海關係委員會編「台灣長老教會の歷史と苦難」一九八二年出版。

徐謙信「祂降生為人,為我們的弟兄」論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信仰告白的關鍵性一節及其含義(「台灣神學論刊」一九八二年,紀念刊,頁119-136)。

  1. 總之,台灣教會史是台灣教會暨信徒們之「過去的足跡」(a Past Footprint)並遺留在記錄上。或許它和「俗世的歷史」(Secular History)一樣能留存於圖書館或博物館裡,但以基督徒而言,是充滿了意義的(a meaningful)。我們相信上帝是歷史之主,而由祂完成「歷史的意義」(the meaning Of history)。歷史並不像希臘的哲學家或無神論者所認的一般,是循環而無目標的。它是指向一 個目標摧進而完成它的意義的。自一九八五年我離開台灣以來,台灣的教會和社會亦無時刻在轉變。一九八七年七月曾受政府禁止回台的我教會人士,即黃彰輝,黃武東,林宗義,趙有源等亦能回台訪問。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七日黃彰輝牧師竟去世在英國。他是今日台灣總會創設功勞者之一位,享年七十五歲,生前,即八八年三月間來美國時,他曾說,未能見到台灣人的「出頭天」而遺憾。


補記

 此「跋文」係由我於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夜曾經寫於聖誕卡之後面,並自紐約州伊薩卡寄給在波士頓哈佛燕京圖書館之好友賴永祥先生之舊批信稿件而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