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仔細讀了台灣傑出傳道人李嘉嵩牧師的回憶錄：《一百年來—事奉與服務的人生》，深受感動，乃希望從文明衝突的視野，來論述長老教會在台灣一脈相承的卓越貢獻。這些卓越的貢獻，如果沒有傑出的後來者踵事增華，發揚光大，繼絕學而開大平，可能很快便在浪淘沙的政治洪流裡，淹沒為廢墟古跡，被新生代的世俗人群所遺忘，徒供憑弔了。這是筆者於讀史之餘，時懷隱憂，知所警惕的危機感。

我在「一個朝聖香客的天路歷程—回歸基督信仰的見證」一篇自述裡，曾提到早期寫記「台灣自由主義的傳統」，只追溯到日治時代的「台灣文化協會」。後來才擴大視野，開始注意到長老教會的歷史。從1624年荷蘭改革派（Dutch Reformer），到1865年的馬雅各（Dr. James Maxwell），到1872年馬偕（George L. Mackay）等傳教活動，與蘇格蘭「自由教會」（Free Church）的淵源。信仰倫理崇尚「契約論」，議會組織實行民主代表制，反殖民地統治的獨立意識，反抗威權統治的公義精神，都體現在文獻裡，讓我印象深刻。現在筆者就藉《一百年來》讀後感，印證李家三代傳教的志業與事跡，並對長老教會在台灣的歷史，做一點解析與詮釋。

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於十七世紀上半葉，經略南台灣三十八年之久。荷蘭殖民台灣的最大動力是通商貿易，但同時也傳教佈道，對象主要是平埔族部落。以「新港社」為例，到了1659年時，其住民已有83%信仰基督教。現有留存的「新港文書」，其中重要一部份，乃是西拉雅的平埔族人用新港文和漢語族人簽訂的土地契約，被稱為「番仔契」。當時平埔族人與漢人訂契約，深恐漢人有詐，乃在土地契約上以拉丁字補充並列，以防被欺。新港文書的契約，充分說明了早期的荷蘭改革派輸入南台灣的喀爾文教義（Calvinism）中「契約論」的廣泛影響。大陸文明與海洋文明的基本分野之一，乃是海洋文明的「契約導向」（Contract Orientation)，而大陸文明則是「非契約導向」的。關於這一點，非本文主題，也為篇幅所拘限，未便於此從容論述。

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蘇格蘭自由教會的傳教士陸續東來，便在台灣隱然形成文明化的啟蒙運動。十九世紀的英國正逢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的盛世，殖民地遍及全球，號稱「日不落國」（The Sun Never Set）。在基督教文明的發展史上，李溫斯敦（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非洲廣佈福音的傳奇，幾乎成了時代神聖的典範。他們從醫療教育等草根性基本工作，來開啟服務社會，且造福人群的慈善事業。特別是他們律己謹嚴的苦行生活，犧牲奉獻的精神，以及愛、忍耐、謙卑、堅定的信仰等行為模式，展現在教徒面前，乃具有無可比擬的倫理說服力和道德感召力。這樣的典範模式，被廣泛傳承和效法，遂蔚為一個時代的風尚，歷久不衰，久而彌篤。在台灣傳教史上，也形成了一個典範性高峰，影響深遠，長達百年之久。這是一首令人縈懷的史詩，可堪比擬於古羅馬地中海域的「使徒行傳」。這部「使徒行傳」的傳奇人物數十人，而先驅性的典範首推馬雅各（James Maxwell 1836-1921）。馬氏英國蘇格蘭人，1860年愛丁堡大學醫科畢業後，赴柏林，巴黎深造，1863年奉英國長老教會之命東來，於1865年5月正式抵台宣教，以醫療傳道，設立醫館和禮拜堂，於1921年逝世。次子馬雅各二世受其感召，也來台灣行醫佈道。父子奉獻於台灣醫療傳教工作，長達七十年。其後絡繹於途的有甘為霖（William Cambell 1841-1921）牧師，盧仁愛（Jane Anne Llord 1870-1933），巴克禮（Dr. Thomas Barclay 1849-1935），李庥（Hugh Ritchie 1840-1879），余饒理（George Ede 1854-1905)，萬榮華（Edward Band 1886-1971），蘭大衛（David Landsborough 1870-1957），馬偕（George L. Mackey 1844-1901），吳威廉（William Gauld 1861-1923）等。上述列舉的長老教會在台灣的傳教士，僅是一些抽樣代表，是「使徒行傳」的部分精英人物。他們苦行與獻身的精神，樹立了無數的文明典範，感召教化所及，影響到新生代台灣人的立身之志與行世之風，而其典範性則直接傳承，並培植了一群卓越的，極具草根性和本土化的傑出神學家，開啟了一個「人權」與「主權」的啟蒙運動，在黃彰輝，黃武東，高俊明等主導下，陸續發表了「國是宣言」，「人權宣言」，「加入聯合國宣言」，「台灣人民自決宣言」（Formosans for Self-Determination）等，一系列反抗殖民威權統治的曠野呼聲，向國際社會與台灣人民，要求在美麗島上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至此，這個長老教會在台灣的「啟蒙運動」乃暫時劃下了一個悲壯的，階段性的句點。而李家三代的傳教事功，和長老教會的深厚淵源，也足以見證這個基督文明的啟蒙運動，演進百年的歷史滄桑。

回憶錄傳主李嘉嵩牧師，在本書最後一章：「回顧與展望」裡，有一段高瞻遠矚，語重心長的話，值得於此引述，並加以申論。

回憶錄的結論說道：「目前蘇聯與中共所扮演的角色，對世界人類具有的威脅是如何鉅大，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但是，基督教對這兩大極權國家所採用，所信奉的共產唯物主義，以及階級鬥爭，乃至世界革命等各項思想與行動，到底應該採取何種態度與方策來對付呢？」作者斷言：「從基督教聖經的真理觀之，共產主義的唯物思想，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以及世界革命等理論與實踐體系，如欲與基督教共同相處，根本是不可能的。…」這段精闢的決斷議論，對當代多少和平共存的幻想者，乃是警世的暮鼓晨鐘，足以振聾發聵。也令人不得不聯想到，美國哈佛學派一位極有智慧和影響力的政治思想家，而於去年（2008）聖誕節前夕去世的杭亭頓教授（Prof. Samuel P. Huntington）。杭亭頓在哈佛任教58年，著作等身，學術論著多達17部。而以1996年正式出版的「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r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最受學術界的廣泛注意和評論。

杭教授把當代世界文明劃分為八大類型，他警惕世人，二十一世紀乃人類文明之間爆發衝突的世紀。這個預言，果真就在美國2001年的「911」恐怖攻擊事件中，得到初步驗證，決非巧合。記得那一年底，筆者為紐約台大校友會舉辧了一次學術座談會，即曾邀請博學多聞的李弘祺教授，以「文明衝突論」為主題，發表了一次極深刻而精闢的演講，座無虛席，盛況空前。杭教授所關切的文明衝突，其實只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宗教信仰的，另一個是意識形態的。在宗教信仰方面，他坦陳所謂盎格魯撒克遜的基督教文明，對抗阿拉伯集團的伊斯蘭文明，這種信仰的衝突，自十字軍東征以來，歷千年之久，從未消融弭平。其實就筆者淺陋所及，回教文明與基督教文明，在歷史上矛盾衝突，其恩怨情仇，還可以淵遠地追溯到聖經舊約的記載，先知亞伯拉罕家族的血緣糾紛所播種下的禍根（距今約四千年前）。經歷了回教帝國的崛興與擴張，十字軍東征諸役，到近代大航海運動，海洋自由貿易的發展，歐亞陸路交通的沒落，中東區域經濟的凋零，乃至西方列強結合了工業革命，所展開的全球化殖民統治和侵略，再加上以色列的復國與建國，數千年的歷史滄桑，積鬱了多少種族的，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文化的誤解與仇恨，又不獨宗教信仰的歧異一端為然。如此分析起來，回教阿拉伯集團與西方基督教文明國家之間的衝突，要真正化解，消弭於無形，可預見的將來，是不可能達成的。

杭教授另有一本風行一時的著作，也可以說是最後的遺作了，書名叫「我們是誰?對美國民族認同的挑戰」（Who are we? Challenges to American’s National Identity），出版於2004年，充滿了典型的保守主義的觀點。對美國當代立國精神的衰落，特別是新教倫理信仰的式微，都揚溢著憂患意識和危機感，也體現了一個弘觀學人，關切社會，以天下為己任的愛國情操，以及洞察時代變遷的胸懷遠見。

另一個文明衝突的層面是共產主義的威脅，從馬克思主義到毛澤東思想，百年來，他們發展出一系列反基督教文明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他們主張唯物論，否定一切靈性的存在。他們提倡無神論，認為宗教信仰是鴉片，不但麻醉人心，而且毒害人性。他們強調鬥爭論，曲解了達爾文「演化論」物競天擇的自然法則的精義，從而為他們階級鬥爭的理論，尋找到科學的依據和思想的根源。在唯物論，無神論和鬥爭論的錯綜基礎上，他們建構了一黨專政，中央集權，專制獨裁的政治體制，厲行極權統治，還企圖搞世界革命。不但公然拒斥現代文明社會自由、平等、民主、人權、法治、開放、多元、理性、寬容、博愛、和平、環保等普世核心價值，反而窮兵黷武，擴張軍備，以世界革命者自居，要消滅資本主義，摧毀自由世界，顛覆基督教文明。二十世紀末年，「邪惡帝國」（Evil Empire）蘇聯雖然解體了，但是共產中國崛起。六十年來，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暴政，已完全背叛了儒教仁民愛物的傳統，更遠遠偏離了王道公義和平的軌跡。其領導階層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三十年改革開放，乃盜取市場經濟的某些策略，結合廣大農民工的廉價勞動力。整個國家，形同一個龐大奴工營，在生產力方面創造出所謂「奇蹟」。他們積極推行「憤青」式愛國教育，鼓動新生代偏狹的民族優越情結，製造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屈辱感與仇恨心，使舉國錯綜形成一種反西方，反基督教文明的症候群。這與地球村時代的願景和全球化思潮的動向，都是背道而馳的，可以說是一股逆流。

當代的共產國家，除共產中國外，尚有朝鮮，越南，古巴，外加緬甸。杭亭頓教授預測：「共產中國，將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即鴉片戰爭）以前，在東亞的霸權地位」。一旦這種霸權地位成了現實，那麼霸權與暴政內外交互為用的結果，共產中國勢將掀起另一波人類史上腥風血雨的文明衝突，威脅基督教文明的生存和發展。「中國威脅論」，已經是西方智者的共識，絕非杞人憂天，或天方夜譚了。

綜合解析起來，二十一世紀基督教文明所面臨的形勢是極端嚴峻和險惡的。彷彿有兩個撒旦出現了，一個惡魔是回教阿拉伯集團的復仇主義，另一個邪靈是共產中國主導的世界革命。這一代基督徒要接受考驗，要創造時代，不但要背負沉重的十字架，而且要復興十字軍的精神，為發揚基督教文明堅強奮鬥不懈。「傳道人」英文通稱「Missionary」，意即賦有「使命」（Mission）的人。每個虔誠的基督徒都是傳道人，都是賦有重大使命的，而最基本的使命是傳播福音，維護基督教文明的生存與發展。

正如本書所描述的，一百年來，基督教，特別是長老教會在台灣的傳教活動，其苦行實踐的歷程，用「堅苦卓絕」四個字或可堪形容。未來史家，將把這段不平凡的歷史，以神聖的筆法，寫出一本「使徒行傳」，一本新的「啟示錄」。筆者於此，要印證聖經新約馬太福音一段深刻的話，來讚歎他們的行跡。耶穌勉勵苦難的族群，要做「人類的鹽」和「世界的光」。鹽能杜絕腐敗，光可照耀黑暗，而腐敗與黑暗，乃是人間最大罪惡。我們服膺福音書的教誨：「建造在山上的城是無法遮蓋起來的。」我們更相信光明終將戰勝黑暗！

俄國文豪托爾斯泰，曾寫過一篇極富人生哲理的小說，他藉一個逃難的國王之口，請隱士指點迷津：什麼是人生最重要的時間、人和事？隱士回答國王說：「最重要的時間是現在，只有現在才能把握。最重要的人是你周遭的人，因你立時可以影響。而最重要的事是愛，沒有愛的人間，是不值得一活的！」

我們最後要借用托翁筆下那隱士的智慧，來指點時代的迷惘，來告誡台灣當代的政治領導者：最重要的時間是現在，因為現在的台灣正遭逢存亡續絕之秋的十字路口。最重要的人是台灣人民，特別是一個人民主權的時代，要如何從被殖民統治的奴役中解放出來，超拔出來，做一個現代化，有獨立尊嚴的主人。人類最重要的事是愛，鄉土之愛與草根之愛，犧牲與奉獻之愛，而不是名位之愛，權力之愛，貪婪之愛，掠奪之愛。長老教會的典範人物馬偕醫生，終身苦行，盡瘁斯土，秉持了對台灣的真愛與大愛，病逝後遺言葬於台灣，自傳最後一段銘言是：「我衷心所愛的台灣啊！我把有生之年全奉獻給你了！」沒有這樣的愛，台灣社會是不值得一活的，也是不可能永續發展的！一百年後，歷史的終極法庭，將給當代人一個極公平的審判。我們要的是永恆的禮讚，或是千秋的惡名呢？端看你對台灣之愛，真正做出多少奉獻了。就像長老教會百年來的典範先驅者，先行者，我們是永遠不會忘懷的，我們要寫記台灣版的「使徒行傳」和「啟示錄」，來追念他們，歌頌他們，讓他們永遠活在當代人心中，即是人生不朽的義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