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前輩畫家廖繼春之子廖述宗在出國深造第二年，就因熱中參與海外台灣人活動成為「黑名單」人士，之後終生致力於台獨運動。他在分子生物領域花了近50年時
間研究男性荷爾蒙，又在癌症、老人痴呆、糖尿病、禿頭、氣喘等新藥研發有意外收穫。他傳奇的一生，代表了某個受壓抑的世代，在台灣政治黑暗時期避居海外盡情演出……。
和李遠哲有個畫家父親李澤藩一樣，中研院院士廖述宗也有一位畫家老爸廖繼春，加上兩人年歲相當，又都在化學領域發光發熱，常被拿來評比一番。不過，在美國留學時，廖述宗不僅積極活躍，而且以參與台獨、反國民黨著稱，「獨」幟鮮明，而對李遠哲「不參加台灣同鄉會」、「沒幫台灣講話」頗不以為然。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廖述宗還在華盛頓郵報上與137位教授聯名刊登抗議國民黨政府的廣告，當時，他是極少數敢用「真名」連署的人。
引但丁名言勸李遠哲挺扁
雖然他不怎麼認同李遠哲在海外「獨善其身」，在科學領域也和李遠哲有點「瑜亮情結」，但兩人還是遠遠地惺惺相惜。2000年挺扁的國政
顧問團成立前，二百多位學者和大學校長簽名施壓，希望時任中研院院長的李遠哲保持中立、不介入政治時，一度讓李遠哲遲疑該不該那麼直接表態挺扁，急壞了獨派人士，於是到美國搬救兵，找上了廖述宗幫忙勸進。
當時，廖述宗給李遠哲簡簡單單地寫了一封信，卻發揮了神奇的效果。除了開頭的稱呼「Dear
遠哲」和最後署名「廖述宗」外，內容只引用但丁的一句話：「如果在國家社會有難時，你還選擇保持中立，日後你將下到地獄最熱的地方……」。後來李遠哲站出來登高一呼，沒多提自己的心情轉折，倒是引用了但丁的這句名言。
廖述宗反國民黨之堅定、對台獨運動之熱中其來有自，不論是父系還是母系親戚，都有「受政治迫害」的成分，家中長輩的身教言教，自然而然成為他最深刻的「台獨教材」，造成他從小對國民黨沒什麼好感。但有幸生在廖家，給了廖述宗充足的養分自由發展，讓他在美國的據點成為醞釀台獨思想的沃土。連父親接受美國國務
院資助赴美創作，暫住他家，父子二人深度思想交流也改變了父親的畫風，由具象逐漸轉變為抒情抽象。身為天字第一號獨派科學家，廖述宗的人生歷程與台灣始終脫不了關係。以下是訪談紀要：
問：在海外科學家中，你堪稱最「獨」，而且始終如一，家族中有特殊政治淵源？
「蔣介石偷走台灣人的錢」
答：我外祖父是工程師，曾在八田與一帶領下，參與嘉南大圳建設，他應該覺得日本人比國民黨對台灣有貢獻。
二舅林朝權在中國時和孫文（按，孫科吧）、李宗仁很好，回台曾任國大代表，二二八事件發生若沒走肯定被捉，他逃往香港再進大陸，沒想到還是躲不過牢獄之災，被共產黨關了二十五年。之後被鄧小平特赦放出來，他又忍不住罵了一句：「中國這種政權不行！」馬上再回籠二年。出獄後，他語重心長告訴我們：「台灣不獨立不行！絕對不能給中國拿去。」
三舅林朝棨（1910-1985），在日本時代是有名的地質學家，發現八仙洞和十三行遺址，證明台灣的歷史比中國黃帝還久遠，我最喜歡跟著他去撿海螺。他因曾到中國做研究，回台後進不了台大地質系教書，就去台中師範任教，由於台中師範是二二八事件慘烈的戰場，學校師生常被迫停課觀看行刑處決，他曾親眼看見不少台灣精英在台中一中操場邊被槍斃。這種揮之不去的噩夢，讓他總對後生晚輩殷殷告誡：「這種政府一定要推翻！」
除了母親那邊的親戚，二伯廖繼成早年也曾任彰化銀行董事長，與國民黨有印象深刻的交手經驗。我從十四、五歲開始，就常聽二伯說國民黨如何巧取豪奪國家公產、強占銀行股權，尤其在四萬元舊台幣換一元新台幣時，很多台灣人辛苦攢下藏在米缸裡的錢，都被國民黨正大光明給「偷」走了……。二伯說的，我長大才懂。《經濟學人》在1980年左右，曾經討論蔣介石到底偷了台灣多少錢？我記得答案是包括銀行存款和美援在內，至少兩兆元。
不想記206根骨頭，台大醫學系只讀3天
至於父親廖繼春，雖在師大任教，可是終其一生不肯加入國民黨。他是個藝術家，不批判時政，但崇尚自由，鼓勵學生思考，教畫時從不抓著學生的手作畫，很尊重每一個獨立個體的發展。他對學生都這樣了，對子女教養更是這樣。
問：你沒耳濡目染往藝術發展，反倒成了科學家？
答：其實不只我父親，我母親（林瓊仙）也經營「文藝社」，是個才女，出身台南，家世不錯，但因為父親完全不想錢的事，母親只好放棄興趣，傷腦筋理家。我兄弟姊妹沒人繼承父親衣缽以繪畫創作維生。
我大學本來考進台大農化系，大二時，大家都想轉進醫學系，在幾百個申請個案中，我是「唯二」轉系成功的人。但只讀了3天，就因為教授要我把人體的206根骨頭記起來，我覺得這種事叫電腦記就可以了，我不想把腦力花在記憶和背誦，所以去找當時的教務長錢思亮商量重回農化系。
問：你在芝加哥大學待了半世紀，為什麼？
答：其實我在台大農化所時，對種香菇很有興趣，因為光用水和藥品就可以種出品質很好的香菇，不必靠樹木或有機土壤，這項技術可以幫公司賺錢，所以一開始是申請伊利諾一家食品公司的獎學金而去美國。結果人到那兒後，對方才說種香菇的獲利太小，不太能賺錢，轉而要我去參加另
一個大計畫，就是從伊利諾州的河水中去提煉抗生素。結果，我在實驗室裡做了3個月，完全做不出這個結果，心想這下子只能回台灣了。後來發現問題出在他們，
我鼓起勇氣去跟實驗室主任說，他們少了一個動作，沒有量河水的酸鹼值，難怪得不出那樣的結果。
保住了「專業」信譽後，我順利申請到康乃爾大學獎學金，準備要做核酸研究。搬進校舍後，因為閒來無事，就想到附近以景色聞名的芝加哥大學校園逛逛，當時心想既然人都已經到了芝大，何不找個人來聊聊，於是就主動去拜訪芝大生物系主任，問了一下他們的情況。結果我才剛回到康乃爾宿舍15分鐘，就接到芝大生物系主任的電話，請我第二天再去一趟。
我也搞不清楚是什麼狀況，第二天一進他們專門研究癌症的實驗室，就有人把實驗衣往我身上一掛，我也莫名其妙跟著做了一天的實驗，直到下午4點喝茶時間，他
們給了我一堆資料，說明天大家再研究。我一再表示我申請的是康乃爾大學的獎學金，但系主任卻幫我打電話去康乃爾大學把事情搞定，我就這麼誤打誤撞地進了芝加哥大學，而且一待就是50年。
在芝大一待就是50年
一個人最重要的兩個東西就是腦力和時間，我之所以從沒想過要換地方做研究，是我斤斤計較通勤的時間，希望能把握分秒投入研究。我在芝大，從家裡走路到實驗室只花3分鐘，我算過，如果一般人平均上下班約需花費2小時，那我這50年來，至少就比別人「多出」10至15年的時間做研究。
問：你被譽為是男性荷爾蒙研究的第一把交椅，但未能得到諾貝爾獎，會不會覺得遺憾？
答：人生的際遇真的很難講，如果我當初是進康乃爾大學，那個研究室在1968年就得到諾貝爾獎，比李遠哲得獎早了18年。但在芝大也很好，除了研究男性荷爾蒙，我在膽固醇代謝受體的研究中，為了治療動脈硬化，也意外找到可以治療癌症、老人痴呆、糖尿病、禿頭、氣喘……等藥物。但是礙於學校是非營利機構，申請專利也不能量產販售，最後若干技術被學生帶走，拿去美國默克大藥廠生產新藥。後來經過我不斷鼓吹，一直到1980年代後期，芝大商學院才設立一個資本額三千萬元的創投公司ARCH，為我們的研究成果找出路，並由我負責募集一半資金，當時我回台灣找了台中一中時代的老同學梁國樹幫忙，他那時候在當交通銀行董事長，所以後來交銀就成了ARCH的股東。能得諾貝爾獎對從事科學研究者是很好的肯定，但我因為研究膽固醇有那麼多
意外收穫，解決人類難題，有沒有得獎就相對不那麼重要了。
問：你這麼專注做研究，怎麼還有時間在海外搞台獨？
答：「學術沒界限，學者有鄉土」，我認為台灣學生出國求學，應該好好集思廣益討論怎麼幫台灣的忙，所以同鄉會、獨派團體很多討論事情的場合，都發生在「廖家廚房」。我太太很了解海外學子思鄉之情，為解他們回不了家的鄉愁，認真去學包肉粽、捲潤餅、炸油條……，得到「肉粽嫂」、「潤餅嫂」的外號，籠絡了獨派分子的胃，為台灣獨立運動盡了很大心力。
多年來，我一直把「家庭」、「學問」和「台灣」當作我人生同等重要的三件事，我不參加專業協會，只參加有特別意義的會，因為我不喜歡「做頭」（當領袖），所以能夠省下很多時間來愛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