診治社會:投身台灣農民組合的黃信國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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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啟明撰 《新使者雜誌》 169 期 2019年 6月10 日 p.56-60 黃信國雖然沒有像農組的簡吉、趙港等人具有高知名度,但他事奉教會,出錢出力;領導農組,藉由社會運動來實踐基督信仰。他不是脫離現實的唐吉訶德,而是一位明知不可為而為的良心醫者。  

前言
農民依賴土地維生,「作稼人(Cho-sit-lang)」無權無勢,是最容易被剝削的一群基層人民。日本時代,台灣被迫接受殖民統治,處處受到壓抑與差別待遇。可想而知,當資源的分配失去公平正義時,社會就跟著生病,需要有識者為之診斷,甚至操刀,以求根除民生疾患。日治時期的黃信國,畢生貢獻台南的麻豆教會和台灣農民組合(簡稱農組),正是一位身體力行、鞠躬盡瘁的良心醫者。
家世背景
黃信國(1886-1936),父親是嘉義教會黃西經長老(1840-1904),為大溪厝地區的務農家庭,手足有黃信期(傳道師)、黃信智(醫師)、黃信得(傳道師)、黃文(助產士)。黃信國育有六男五女,元配生正已、鑾、絨;繼室生正宗、正義、正德、正道、正芳、錦、釵、鍾,可說是一個子孫綿延的基督教家族。
黃氏學經歷方面,一九〇四年台南長老教中學畢業,一九〇九年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第八屆畢業,先到台南醫院任職,一九一〇年五月三十日在麻豆頂街開設「德安醫院」。一九二〇年起,被指派擔任地方公職,曾任麻豆街協議會員(相當於鎮民代表)、麻豆街信用組合理事(相當於農會理事)及台南州知事官房所得稅調查委員,頗為了解地方事務。
日治初期,一般台人對日本教育深感疑慮,唯恐子弟就學後被徵兵,但教會人士則認知到新式教育的重要性。是時,基督徒總人數不及全台百分之一,惟相較於一般台人,對新式教育頗能因應與接受。例如,早期醫學校裡即有不少基督徒,在一九〇〇年代約佔畢業生總數的四分之一,其比率足堪重視。再者,由於基督徒積極接受新式文化,開啟台人邁向高等教育之端緒。影響所及,基督徒長期迎拒或抉擇於「同化」與「現代化」之間,無不使其深刻思考身分認同的問題。黃信國同時身為基督徒子弟與醫師,就是大時代的一個具體展現。
教會生活
黃信國從一九一八年起,在麻豆教會擔當四任的長老,一九二六年建堂時,建築經費1,200圓(當時1圓約今700到1,000元),教會從結餘和會友奉獻200圓,仍大為不足,乃向黃氏夫婦借款1,000圓支應。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黃氏擔任教會的幼稚園長,招收學童50餘人,可惜經營不易,最後以收場告終,該年教會又向黃氏夫婦借款400圓支應擴建經費。直到該年末了,教會財政終於獨立,信徒人數將近300人,青年和兒童各約50人,教勢頗有進展。可惜的是,從這一年起,黃信國健康出了大問題,教會沿革寫:「因黃信國長老患病,教會失力」,簡短數語,道盡慨嘆。之後他回到故鄉嘉義養病,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三日過世,得年五十歲。
農民組合
黃信國英年早逝,可能跟他過去操持農組事務,積勞成疾有所關係。日本時代,官商控制農業,靠攏資本財團,實施殖民地式經濟,農民生活有苦難言。一九二五年,為爭取合理的收購價格,二林蔗農組合率先成立。之後,爆發了農民與製糖會社衝突的二林事件。此後,各地陸續發生農民抗爭事件,地方性農民組合接連成立。
一九二六年,在簡吉等人的領導下,全島性「台灣農民組合(農組)」成立,總部設在鳳山。一九二七年,在農組中常委改選後,黃信國因為了解地方經濟情事,被任命為財務部長;在年底的農組「第一次全島大會」時,從174位代議員中選出16位新的中央委員,黃信國膺任中央委員長,明揭16項議案,包括:組織特別活動隊、促成消費組合、制定日雇農最低賃銀法、確立耕作權和生產物管理權、禁止差押、反對惡法與職權濫用等。
在各地23個支部當中,最活躍的就是黃信國所在地區的「曾文支部」在他的領導,農民持續與明治製糖會社的總爺糖廠抗爭,而農組本部也移到他自己開設的麻豆德安醫院。鼎盛時期,農組會員達到20,000多人,演講會經常數千人參加,是台灣最大的農民運動組織。
農組推展的抗爭層面極廣,包括官有竹林抗爭、反對退職官員標購土地、對抗地主壓迫、反抗株式會社之剝削等。也獲得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東京台灣青年會的大力支持。然而,一九二九年後,因抗爭日益激烈,日警大力取締左翼團體,農組之總部和各地支部也被搜索,200多位領袖被捕,活動幾乎停止。該年黃信國被控違反《治安維持法》及《台灣出版規則》,遭日警逮捕,判處10個月緩刑,不得不請辭農組中央委員長。到一九三一年,總督府施加強大壓力,農組幹部在竹崎秘密召開擴大中央委員會議,達成支持台灣共產黨、組織赤色救援會等決議,隨後其活動即走入地下化,惟因核心領導群在警方取締台共的行動中被捕,最後農組全部瓦解。儘管如此,黃信國等人已經在台灣的農民運動寫下歷史性的一頁。
良心醫者
過去,吾人比較知悉的是一九八八年的「五二〇農民運動」,抗議外國農產品傾銷台灣所造成的衝擊;近年來,則有勞資爭議和資源分配的問題。然而早在日本時代,就已有全島性農民運動組織,對抗龐大的殖民經濟體系,訴求土地正義。黃信國是一位醫師而非農民,他本來可以過著優渥安逸的中上階級生活,根本不需要和社會運動沾上邊。但他一向關注民心動向,投書報刊申明己見,包括一九二七年台中一中罷課事件、一九三〇年的霧社事件,至於攸關農民的灌溉設施之運作,都是他關切的問題。
黃信國雖然沒有像農組的簡吉、趙港等人具有高知名度,但他事奉教會,出錢出力;領導農組,藉由社會運動來實踐基督信仰。他不是脫離現實的唐吉訶德,而是一位明知不可為而為的良心醫者,他憑藉僅僅一襲白袍,挺身挑戰殖民經濟的大怪獸。
彌迦書六章8節說:「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祂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先知所處的時代其實是社會病入膏肓之時,毫無社會正義可言,更經常是「狗吠火車」。儘管如此,仍然無法叫他們噤聲不語、作壁上觀。黃信國亦是如此,他誠然是農組時代一位不可忘卻的諍諍者。

 

  1. 不著撰人,〈南中通訊:追念故黃信國長老〉,《台灣教會公報》616(1936.7),頁17-18。
  2. 林朝會,《蔴荳教會設教由來》(手稿本,1952)。
  3. 賴永祥,〈史話350:黃西經長老及其裔〉,《教會史話4》(台南市:新樓,1998),頁119-120。
  4. 盧啟明,〈日治時期麻豆教會的發展〉(台南:國立台南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專題研究報告,2006)。
  5. 詹評仁,《柚城寫真史話(上冊)》(南縣:柚城文史采風社、麻豆鎮文化館,2004),頁48-49。
  6. 詹評仁,《耆老口述歷史紀錄》(南縣:麻豆鎮公所,2002),頁96-100、167-169
  7. 何義麟,〈台灣農民組合〉,《台灣歷史辭典》(台北:文建會,2004)。
  8. 陳景峰,〈「曾文農民組合」中領導分子的角色探討〉,《台灣風物》57:1(2007.3),頁143-164。
  9. 簡吉,《簡吉獄中日記》(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05)。
  10. 蔡石山,《滄桑十年:簡吉與台灣農民運動1924-1934》(台北:遠流,2012)。
  11. 楊渡、簡明仁,《帶著小提琴的革命家:簡吉和台灣農民運動》(台北:南方家園文化,2015)。
  12. 《台灣日日新報》1926.06.29,9394號4版;1926.08.20,9446號4版。
  13. 《台灣民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