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倫踏查 尋訪甘為霖

邱大昕述 林婉謄訪問撰寫 《台灣教會公報》 3517期 2019年 7月22-28 日 p.4-5 邱大昕是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Q：請簡單自我介紹現階段職務與研究方向、學習歷程、興趣啟發……等。

A：我主要從事身心障礙研究，特別是台灣盲人歷史。甘為霖是台灣第一個從事盲人教育的人，因此對他特別感興趣。

Q：你決定赴英國查詢資料、進行研究，是因為甘為霖從事盲人教育與就業服務事工，但國內相關論述較少，所以希望發掘更多第一手資料嗎？

A：有關甘為霖為什麼會從事盲人工作，過去常聽到幾種說法：

一、甘為霖本人有一隻眼睛視力不佳，因此對視障者特別能感同身受。

二、當時台灣盲人眾多而且生活可憐，容易引起外國傳教師的同情。

三、「重見光明」在基督信仰中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耶穌就是讓盲人看見來傳播仁慈、博愛的精神。不過從當時台灣的實際情況來看，任何單一原因的解釋都不太有說服力。首先，19世紀從事盲人教育的宣教師大多視力沒有問題，視力不良的也不見得就一定會從事盲人工作。因此甘為霖的視力和盲人工作，沒有必然關連。其次，台灣盲人的就業情況不見得比英國更糟，當時英國盲人也是苦無出路，尤其工業革命後盲人的生活更為困難。當時在英國，很多盲人受了5、6年的教育後，仍無法靠習得的技藝自給自足，必須接受社會救濟。

第三，當時母國教會對各地宣教師的盲人工作並不熱衷，甘為霖創立盲校的經費，是他利用回英國休假時籌得。回台後，甘為霖擔心該筆經費會被挪作他用，因此特別在廈門的「香港與上海銀行」開戶設立「台灣盲人基金」（Fund for the Blind in Formosa），使該筆款項只用在盲人福利事業上。我想，如果多了解當時英國盲人的情況，或許將有助於了解甘為霖的盲人工作。

早期台灣盲人點字的演變也是我感興趣的題目之一，因此必須找到甘為霖最早製作的點字書，才能知道使用的是哪種點字。另一個讓我想去英國找資料的原因，則是因為台灣有關甘為霖生平資料太少。甘為霖雖然著作等身，但在書中很少提到自己的個人生活，也不太對同事提起年輕時在格拉斯哥（Glasgow）的事情，一般人對他的過去了解很有限，我才想說看能否到英國找到更多關於他個人的生平資料。

Q：此行蒐整資料的規劃、歷程、所獲新知、所遇之事中，最令你印象深刻的是？

A：去英國前，已在台灣將所有大學及神學院圖書館收藏的相關資料找過一遍，包括中原大學基督教史料室所收藏的台灣唯一一套「英國長老教會海外宣教檔案微縮史料」（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Foreign Missions Archives, 1847～1950）。另外，也先透過網路搜尋英國幾個重要圖書館，如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格拉斯哥大學圖書館及蘇格蘭國家圖書館等的館藏目錄。很多資料都要事先申請，預約好抵達時間才能順利取得。

在英國找資料時得到許多人的幫忙，英國的圖書館員都很熱心，就算一時找不到，找到後也會寫信通知。早期人口資料很多都是公開的，在台灣就可以透過網路付費瀏覽、下載，希望台灣的戶政單位也可以學習這點，不僅增加政府收入，對歷史研究也會有很大幫助。另外，我在亞非學院還碰到彰化基督教醫院院史文物館的研究團隊，他們和亞非學院有正式簽約，計畫逐批將和彰基相關的歷史檔案拍照建檔，將來的研究者就不用老遠跑到英國去找資料了。

尋找甘為霖墳墓的過程也很辛苦。一開始不知道要去問哪個單位，問到以後發現墓園很大，至少有上萬個墓碑，而手上的資料只有墓碑編號和大概位置圖，好像大海撈針一樣。由於年代久遠，有些墓碑當時沒打上編號，有些則是風雨侵蝕，字跡模糊難以辨識。而且有些墓碑都已經折斷傾塌，還得一個個扶起來看上面的字。墓碑都是石頭做的，有的很重，搬了幾塊都看不出半個字，心裡覺得很挫折。

當時想如果無功而返，回去後一定很懊悔。於是鼓起勇氣再次向墓園管理單位求助，沒想到隔天他們派了三個工作人員來幫忙。由於時代久遠，墳墓排列也不是很整齊，加上William Campbell在英國是個很常見的名字，所以他們也找了很久。中間找了幾個可能的墓碑讓我辨認，看看上面的描述是否符合我要找的對象。在不抱太大希望下，最後真的找到尚稱完整的甘為霖墓碑。我當時真的非常興奮和激動，墓園的工作人員看我那麼高興，還以為甘為霖是我的親戚，主動說要幫我和甘為霖的墓碑合照。我真的非常感激這些善良英國人的熱心協助。

Q：在比較有關甘為霖事工資料時，是否發現台灣特別缺少哪方面訊息或論述呢？又或是其中是否有相出入者？

A：過去關於甘為霖的記載有許多錯誤或不清楚的地方，比方大家都說甘為霖創立的盲校叫做「訓瞽堂」，然而甘為霖自己從來沒有給這所學校取過名字。當時《台南府城教會報》中若泛指中國或日本盲人學校時，會以開頭字母小寫的chhiⁿ-mî-h 或 chheⁿ-mê-h（青盲學）稱之。如果是特別指台南盲校，則以開頭字母大寫的 Chhiⁿ-mî-h 或 Chheⁿ-mê-h 或 Chhiⁿ-mî-h-tn̂g（青盲學堂）表示。畢竟只有一所盲校時，沒有必要特別為它命名。唯有需要與其他地方的盲校做區分時，才會在前面加上地名，像是「泉州盲校」。

「訓瞽堂」一詞最早出現在1897年8月《台南府城教會報》第149卷第59頁的〈Chhiⁿ-mî-h〉一文，當時台灣已經被日本統治兩年，而這所盲校在同年3月就已經關閉。「訓瞽堂」的「訓」字常見於日本盲啞學校的校名，如「東京に楽善会訓盲院」、「横浜訓盲院」等。而「瞽」字則常出現在中國盲校的名稱，如「啟明瞽目院」、「振瞶瞽目學校」。所謂「訓瞽堂」很有可能是將日本的「訓」與中國的「瞽」結合而成，後來的人沒有仔細考查，以致以訛傳訛。

Q：關於身心障礙者的福利與服務，歐洲經歷過機構化與去機構化過程，甘為霖在台事工是否也受到這種觀念的影響呢？

A：19世紀以前的西方社會，雖然有少部分身心障礙者是由宗教或醫療機構照顧，但絕大部分障礙者會結婚、生養子女，並和家人居住在社區中。除非障礙程度太嚴重，否則他們都有工作。生活也許不容易，但並沒有社會隔離這回事。這點在台灣過去也是如此。

19世紀，身心障礙者的機構照顧開始普遍，出現許多收容所和庇護工場。儘管如此，當時大部分的盲人都不是住在機構。以1853年為例，全英國有3萬名盲人，其中有3000人是21歲以下，這之中約1200人進到機構或學校短暫居住或訓練；21歲以上的2萬7000人中，僅約1000人領到每年10磅的慈善團體救濟金，其他有1萬至1萬5000人是靠乞討或教會救助維生。

甘為霖設立盲人學校並不算讓盲人教育「機構化」。盲生平時和明眼人一起作息、禮拜，上幾年課後，除了少數留在教會工作外，絕大多數還是回到原來的社會生活。

Q：當初甘為霖為盲人就業問題經歷多方嘗試與挫折，若從現代觀點遙想過去，當時盲人就業是否有什麼解決之道？

A：這是個很複雜的問題，我們能從事什麼工作和當時生活環境密切相關，現在盲人可以謀生的方式，換個不同時空環境不見得就適用。甘為霖並不是只從英國移植制度來台灣，他也試圖從本地經驗來尋找適合盲人的工作。比方甘為霖曾於1894年8月透過教會報紙舉辦徵文比賽，希望各地弟兄提供他們的觀察和想法，第一名賞7個銀錢，第二名5圓，第三名3圓。隔年選出2篇獲獎文章，一篇刊在《台南府城教會報》，另一篇刊在《漳泉聖會報》。

當時，在北京有一位蘇格蘭宣教師穆威廉（William Hill Murray，1843～1911年），同樣來自格拉斯哥，也做盲人教育。他的企圖心更大，他發明一套稱為「數示」（numeral）的點字系統，將中國北方語言簡化為408音，然後用數字代替中國文字；據稱這套系統可以讓盲人在6週到2個月時間學會讀聖經。如果這套系統能在中國普遍使用，不僅盲人可以和明眼人一樣閱讀，甚至可以讓盲人成為明眼人的老師，教不識字的婦女、小孩讀書。

當時中國文盲比例很高，宣教師希望透過文字的改革，一方面減少文盲，二方面創造盲人工作機會。可見這些宣教師並非只是墨守成規，而是積極透過各種途徑解決盲人問題。儘管好像沒有成功，不過事情成敗很難僅由某個時刻來判斷，因為播下的種子最後常在沒有預期的地方發芽。

Q：甘為霖在台灣經歷不同政權轉換，當時針對盲人的國家政策與社會觀念，是否也會因為政權不同而轉變、改觀？

A：甘為霖對日本政府頗有好感，對被日本統治的台灣也抱有很高期待。他認為日本比清帝國對外國人更友善，也更願意接受新觀念和做出改變。1897年台南盲校關閉後，甘為霖就鼓勵和協助郭主恩、蔡谿、陳春等三位盲校畢業生前往東京盲啞學校就學。

蔡谿、陳春兩人因個人因素提前回台，郭主恩則於1900年學成後，進到台南慈惠院剛成立的「盲人教育部」任教。按摩是日本盲人的傳統行業，甘為霖認為台灣過去沒有這種傳統，因此盲人可能難以靠此謀生。加上當時西方剛興起的復健按摩常和色情產生關聯，因此甘為霖尤其不贊成女性盲人從事按摩工作。

日本剛占領台灣時，台灣受過日本教育會講日文的人很少。甘為霖曾向日本政府建議讓受過教育、能說流利日語的盲人到政府部門從事通譯工作。不過從事按摩工作的收入其實相當好，1900年，日本從內地招募大批土地調查人員來台投入土地調查工作，陳春、蔡谿每年收入高達400圓。而當時公學校老師月薪不過十多圓，因此1903年郭主恩也離開盲校自行開業，從事按摩工作。

日本統治初期，盲人教育並非優先項目。如果不是甘為霖積極遊說日本政府支持台灣的盲人教育，台灣盲人也許會更晚才開始從事按摩工作。

Q：請問接下來的研究規劃大致方向是否已決定？又或是針對甘為霖的這些資料，將會以怎樣的方式呈現呢？

A：會整理目前蒐集到的一些甘為霖成長與家庭背景資料，寫一篇比較詳細介紹資料尋找過程的文章。至於書信部分，因為字跡不易辨識，可能還要一段時間才有辦法整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