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在十七世紀的台灣語言多樣性的問題一直困擾著那些來到台灣傳教的宣教師，西拉雅語文只是西部平原上眾多的語言之一，例如在虎尾地區有虎尾語，在南部有屏東一帶的居民說放索語（Pansoya），這些宣教師一邊學習語言，一邊建立字彙集，再接下來就是翻譯一些重要的基督教教義書籍讓原住民學習，雖然當時在荷蘭的出版事業已經非常蓬勃，而且在台灣的宣教師早就經由大員小會要求東印度公司出版台灣語文的教義書籍，然而在荷蘭離開台灣以前，沒有任何台灣語文的教義書籍在荷蘭出版，這也是為什麼尤羅伯的教理問答，花德烈的虎尾語信仰要項，哈伯宜的字彙集都是手稿型式的原因。諷刺的是當倪但理的福音書出版時，荷蘭人已經被鄭成功趕離開台灣了。
正如前述，台灣宣教之成功包含三類的文獻，亦即蘇西讚美尤羅伯的短文，甘為霖參考法連丹新舊東印度誌當中的十七世紀台灣的教會歷史以及荷魯特編著的台灣教會史料等。在教會史料集裡面，作者總共十一篇的翻譯作品，包括宣教師及台灣小會的書信，決議錄，日誌等文獻。將這些的資料與一九0三年出版的《「荷蘭統治下的台灣」（Formosa
under the Dutch）》 相比較，後者的版本較為完整。
「虎尾語的基督徒指導要項，印自1650年花德烈手稿
[13]，薩瑪蘭札的日本人與台灣人的對話以及哈伯宜的虎尾語字彙集」（The
Article of the Christian Instruction in Favolang- Formosan,
Dutch and English from Vertrecht Manuscript of 1650 with
Psalmanazar’s dialogue between a Japanese and Formosan and
Happart’s[14]
Favolang vocabulary）本書出版於1896年。
由上述的名稱就可以知道事實上這是三件文獻的合集，亦即花德烈牧師編寫的信仰要項手稿，薩瑪蘭札所出版的偽書「福爾摩沙」當中一個日本人與台灣人的對話，哈伯宜牧師收錄的虎尾語字彙集。
「虎尾語信仰要項」，所謂信仰要項事實上就是基督教的教理問答，編寫者是花德烈牧師，他在1647年到1650年間服務於台灣的虎尾地區，他依據當地的生活實況為他們編寫教理問答，但是因為神學爭論的關係卻沒有使用教理問答的名稱。
[15]雖然編著者在書名當中使用手稿這個名稱指稱這份文獻，但是事實上他所依據的是一本出版於八年前的書，書名叫做「虎尾語（福爾摩沙島）教義與講道集─作者雅各。花德烈：根據十七世紀手稿出版，巴達維亞藝術與科學協會」（Leerstukken
en Preeken in de Favorlang taal （Eiland Formosa）, vervaardigd
door JAC. VERTRECHT. Afgedrukt naar een handschrift uit de
zeventiende eeuw. Toebehoorde aan het Bativiaasche Genootschap
ven Kunsten en Wetenschappen）
在這個花德烈牧師的手稿裡面有他所編的信仰要項以及講道篇，信仰要項是虎尾語與荷蘭文對照，而講道篇則完全是以虎尾語書寫。前者的內容可以由荷蘭文方面瞭解文字的內容，但是後者卻已經無法瞭解文字的內容了，因為虎尾語早在幾百年前就已經佚失。
基督徒信仰指導要項的內容有：「主禱文」，「使徒信經」，「十誡」，「清晨的禱告」，「傍晚的禱告」，「餐前的禱告」，「餐後的禱告」，「禮拜前的禱告」，「禮拜後的禱告」以及最後「虎尾人與荷蘭外國人的對話」（Tsamen-gesprek
tuscehen een Farvorlanger en Hollander Vreemdeling）。前面的部分幾乎可見於所有的教理問答，但是最後這一段的對話卻是非常的特別，這種教理問答的方式的基本精神和尤羅伯的問答是相同，由此可以看到他們之間神學思想的相似性。
內容總共有八十個對話，可以根據對話的內容粗略分為十五個段落，主要的論點集中在創造世界的問題，因為虎尾人相信是海伯創造這個世界，但是在這問題當中，作者極力辯論是基督教的上帝創造世界。
內文中的段落粗分如下：
1-6,荷蘭人如何來到虎尾以及他們的目的。7-13,
上帝領人的靈魂上天堂，上帝創造這個世界。14-
17 證明上帝的存在。18--26上帝創造天帝。27-28天空和日月養護人和萬物。29-32世界萬物是被造不是自己存在的。33-38
世界是上帝而非海伯創造的。39- 47上帝的話─啟示出上帝讓人知曉。48-50上帝是靈，海伯也是靈，但是海伯是惡靈。51-53
壞海伯怎會是好海伯呢？54-58 欺騙人的海伯。
59-63
海伯原本是天使後來成為對抗上帝的惡靈。64-72
上帝將會懲罰海伯。 73-78
海伯引誘亞當犯罪，亞當的後代也因為祖先的背逆而遺傳罪。79-80無庸懼怕海伯，只要相信上帝。
《「荷蘭統治下的台灣」（
Formosa under the Dutch）本書出版於1903年。
這本書可以算是甘為霖牧師先前研究成果的一個總結，在這本書之後，他就不再出版任何有關十七世紀台灣教會歷史的著作，這實在可惜，因為如果本書與先前所出版的幾本書都是他翻譯的話，那麼以他的荷蘭文駕馭的能力，大可詳細的整理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在巴達維亞出版的一系列有關東印度宣教的文獻
[16]。
在作者序言當中，他向讀者解釋所使用的史料的來源：
第一部份是法連丹的「新舊東印度誌」有關台灣部分的英譯，包括台灣的地理位置，貿易，島上的宗教，再加上甘治士牧師所撰寫的「台灣島的對話與簡短的故事」或譯為「台灣略記」（Discourse
en cort verhael van ‘t Eiland Formosa）。第二部分是他翻譯荷魯特的「早期荷蘭教會宣教史檔案集」，這些的檔案包含有牧師個人的書信（brieven），台灣小會與巴達維亞小會，阿姆斯特丹中會的往來書信（missiven），小會的決議錄，命令，熱蘭遮城日誌，報告書，備忘錄，台灣長官的書信或命令等，等各種類行只要與台灣教會有關的資料都收錄在當中，總共有一一七件，在這些資料之後的是尤羅伯牧師所編著的小與大教理問答，講道篇，禱詞，信仰要項等屬於教育相關的文獻。
第三部分為「被遺誤的台灣」的節譯，他將之命名為「中國人征服台灣」（Chinese
conquest of Formosa）在這裡他是以荷蘭派駐台灣的最後一任長官揆一所寫的「被遺誤的台灣」（
‘t De
Verwaerloosde Formosa）的第二部分翻譯成為英文。他所刪減的部分是該書的第一部份有關台灣的略記，及第三部分，鄭成功的部下對荷蘭牧師所做的暴行的部分。
[17]
甘為霖所編譯的這部書是經常被使用與推介的一本書，因為在書本當中所收錄到的資料非常的豐富，幾乎可以算是無法閱讀荷蘭文獻的學者要研究十七世紀台灣歷史的一部百科全書。
這些書籍寫作的時間與動機
甘為霖會想辦法要將荷蘭時代的教會歷史文獻出版的原因有兩個，第一個是由於他自己和平埔族接觸的經驗，甘為霖牧師在1871年來到台灣，先前在台灣南部府城的宣教工作並不很順利，因此南部的宣教師就將他們的目標轉往屏東一帶，特別是在「岡仔林」與「柑仔林」平埔族人的區域傳教。當這些西拉雅族人見到西方人時，表現出對於基督教異常熱切的歡迎態度，他們向這些西方人表示他們是荷蘭人的後代，並且他們還保留有荷蘭時代所留下來的書籍，衣服等。並且他們認為這些西方人前來是要將他們佚失的語言帶來還給他們。
這些平埔族人對於西方人的反應自然會引起甘為霖牧師的注意，到底他們和荷蘭人的關係是什麼？為什麼西拉雅人表達他們是荷蘭人的後裔？荷蘭人在十七世紀時在台灣又作了什麼？
雖然荷蘭統治台灣的歷史對於英國人來說並不陌生，但是和西拉雅人接觸的經驗，驅使他在將來返回英國述職休假時，搭船渡過北海前往荷蘭去尋找答案。
他是在1886年6月開始休假到1889年11月9日歸台的那次返國的述職休假時前往來登大學尋找與台灣相關的史料，結果在圖書館當中找到了新港語的馬太福音書，也恰巧在當時荷魯特剛剛出版「早期荷蘭教會宣教史檔案集」，他由此翻譯當中部分的史料而成為「台灣宣教之成功
一卷，二卷」這兩本書，因此在這次的休假當中真可算是收穫豐碩，也是因此在短短的數年間就出版了兩本與十七世紀台灣教會歷史有關的書籍。
在回到台灣的七年之後，甘為霖因為身體不適再度申請休假，根據南部教會教士會議事錄當中的紀錄，1895年2月6日，台南教士會決議因為甘為霖的身體衰弱，為了他的健康著想，因此允許他在當年春天返回英國休假。這次的休假見到了數年前在巴達維亞出版的「虎尾語的基督徒指導要項」於是他將本書翻譯成為英文，再加上薩瑪蘭札偽書「福爾摩啥」（Formosa）當中的對話以及哈伯宜的虎尾語字彙集而成書。再將一切的事物安排妥當之後，他就再度返回台灣，在1897年3月3日到達台南。
最後的一本書是他的最重要著作「荷蘭統治下的台灣」，在這本書中他已經將荷魯特「荷蘭早期宣教檔案集」譯成英文，再加上新舊東印度誌的台灣部分和「被遺誤的台灣」而成書。這次書的出版是利用1901年到1903年那次的休假來完成書籍的出版，在議事錄當中記錄1901年11月27日，甘為霖將返回英國休假，1903年12月4日，記錄他的歸國。
甘為霖出版這麼多的有關十七世紀台灣教會歷史的書籍的原因除了希望藉著對十七世紀台灣教會歷史瞭解來幫助十九世紀的台灣宣教工作。除此之外，其實甘為霖也要告訴英國的讀者，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在英國的許多書籍當中對荷蘭改革宗教會在台灣宣教是一種「失敗的宣教」（lost
mission），這也是為何他在第二本書的書名是以「台灣宣教的成功」來命名。另外根據書籍當中的序言，他也希望藉著這些十七世紀荷蘭宣教的故事來鼓舞荷蘭人再度來到台灣協助英國長老教會在台灣原住民當中的宣教工作。
甘為霖沒有從事研究的書籍「基督教信仰要項」
這是倪但理牧師所出版的另外一本西拉雅文與荷蘭文對照的基督教文獻，本書出版於1662年，然而本書的命運也和馬太福音書相同，無緣見到西拉雅族人。和馬太福音書相同的，本是也是世界上唯一留存下來的孤本。
基督教教條書的原書名為「基督教信仰要項：包含對教條的解釋，使用福爾摩沙的西拉雅語」（PATAR
KI TNA-MSING-AN KI CHRISTANG, ka Tamki-papatar-en-ato tmau’ug
tou Sou KA MAKKA SI-DEIA. Ofte/ ‘t FORMULIER DES CHRISTENDOMS,
met de Verklaringen van dien, Inde SIDEIS- FORMOSAANSCHE TAELE
根據編排的內容來看，本書應該是荷蘭改革宗教會欽定的「海德堡教理問答」（Heidelburg
godsdienst onderwijs of Heidelburg Catechismus），只不過因為要讓原住民不產生排斥，因此不直接寫明該教理問答原來的名稱。[19]
倪但理牧師所編譯的海德堡教理問答是唯一甘為霖牧師沒有經手復刻或翻譯的荷蘭文獻，這並不表示甘為霖牧師沒有見過這個出版物，畢竟這個文獻也是保存再來登大學圖書館。只不過是因為這個海德堡教理問答純粹只是當時荷蘭教理問答與西拉雅文的翻譯對照本而已。
倒是在日本時代，台北帝國大學的教授淺井惠倫為了語言學上的興趣，在1939年將這個教理問答復刻重印，作為帝大文政學部的出版品。他在在本文之前寫了一篇序言記錄復刻本書的源由以及簡單的介紹其他與台灣相關的荷蘭文獻；但是其他的部分並沒有翻譯成為英文，仍然保留荷蘭文與西拉雅文對照的原始型式。原書也是由阿姆斯特丹的書商米契爾。哈托（Michiel
Hartogh）在1662年出版，比馬太福音書晚一年的時間。
根據倪但理牧師在序言當中表示，尤羅伯牧師離開台灣的時候，只留下一件非常簡陋的信條書，於是在經由台灣長官的命令以以及西門。范布鍊（Simon
van Breen）和約翰。哈博宜（ Johanes Happartius）的努力之下，將荷蘭本地所使用的教理問答編撰出來，後來發現新編撰翻譯的照理問答過於複雜，於是經由倪但理牧師的努力將它簡化，而成為目前的型式。[20]
十七世紀台灣基督教史研究的展望
先前受限於史料的缺乏以及語言的限制，因此有關十七世紀台灣教會歷史的研究幾乎只能倚賴百年前甘為霖牧師所開創的局面，但是隨著一些荷文中與台灣相關的史料次第的出版與翻譯，有關十七世紀台灣教會歷史的研究將會進入新的階段。然而新的史料就需要新的研究觀點與角度。筆者對於十七世紀的台灣基督教史或是台灣史有以下的幾點期待：
以世界史的角度重新來思考當時的台灣基督教史
台灣在十七世紀時所處的環境是一個歐亞交流非常密切的時代，而當時的教會組織的運作，與人員的往來也牽涉到台灣，巴達維亞以及荷蘭本國三地。這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如何這是先前研究著所忽略的。這三到之間的關係可以歸類到以下的三個類型，荷蘭與巴達維亞的關係，荷蘭與台灣的關係，巴達維亞與台灣的關係。在這裡所謂的巴達維亞是個簡稱，事實上他包括了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所統治的每一個地方，這包括印度，斯里蘭卡，南非以及印度尼西亞群島等地。第一個類型，已經有許多荷蘭或是印尼的學者做了許多的研究，並且也有相當的研究成果可以參考。第二種類型的研究，自岩生成一，中村孝志和曹永和教授以降，已經收集了出版了許多的史料，例如《熱蘭遮城日誌》，《台灣會遇》以及《西班牙在台灣》等書。而且也有一些年輕的學者在進行研究當中。但是在三個類型的研究，幾乎是一片空白。因此希望在將來隨著史料的整理出版，能有更多的學者能夠從事第三種類型的研究。
將已經整理出來的史料作一整理與研究
對於十七世紀的台灣教會歷史研究，隨著《熱蘭遮城日誌》的出版完成，應該有足夠的史料可以進行較為細緻的研究，因為在日誌當中已經記錄了許多以村莊為單位的記事，在這些詳細的資料當中也不乏教會的史料，因此將這些以出版的史料作相當的整理定然可以為十七世紀的台灣教會歷史描繪出更為清楚的輪廓。再加上日誌與其他的出版文獻當中不難找到當時在台灣服務的人員的傳記資料，因此將這些相當豐富的史料整合是需要努力的方向。
將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荷蘭學者對於東印度公司與荷蘭改革宗教會所做的研究作一整理與整合。
荷蘭的學者自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曾經出現兩次研究東印度教會的熱潮，其一出現在1880年代，出現的重要史料正如前述有兩本討論東印度教會的制度與宣教師傳記的兩本書籍，荷魯特的「早期荷蘭宣教史檔案」等書。而二十世紀初最重要的作品有茂壹（Mooij）的巴達維亞小會決議錄（這是一本史料的書籍，內容十七世紀巴達維亞小會的決議錄）。正如巴達維亞日記是研究台灣歷史相當重要的史料，因為在書中收錄有台灣相關的史料，相同的本決議錄也與台灣有關。
除外還有彼得。范。丹（Pieter
van Dam）第四冊有關宣教的書，茂伊所寫的東印度教會史第一卷等書。這些學者的作品向來是台灣方面所忽略的。如今沒有再繼續忽視的理由了，因為只有藉著這種較為寬廣視野的研究才能瞭解十七世紀台灣教會歷史的確實位置，也才能瞭解他們所討論的議題，在這個基礎之上才有可能開發出台灣特殊的議題。
新近發現史料的解讀與出版
荷蘭的國立檔案館（Nationaal
Archief, Den Haag）與印尼的國家檔案館（Arsip
National）在公元2000年敲定一項合作計畫，那就是由荷蘭的檔案館支援檔案員前往印尼協助整理收藏在印尼的荷蘭檔案，而整理計畫在去年（2002）發現台灣的教會檔案。
這些檔案資料在1662年荷蘭人被迫離開台灣之後就靜靜的躺在當時荷蘭殖民當局的檔案中，甚至連十九世紀末以及二十世紀初那些荷蘭教會歷史的研究者都沒有發現這批資料。因此這批教會史料的發現可以算是台灣歷史學界的一件大事。
這批史料算是印尼國立檔案館中保存情況較為理想的檔案資料，雖是如此，史料仍然有許多頁已經因為濕氣的關係，使得寫在紙上的墨水暈染開來，使得一些的書信幾乎無法閱讀。
這批史料在檔案館的編號是4043號，檔案的內容有三個類別：
第一類，往來書信（Briefwisseling
van de Kerkenraed van Tayouan）：大員小會（Tayouan
Kerkenraed）在1642年3月23日至1660年3月4日間，與巴達維亞小會、阿姆斯特丹中會（
Classis van Amsterdam）、威爾希蘭中會（Classis
van Walheren）以及台灣長官（gouverneur
van Taiwan）的往來書信。
第二類，決議錄：收錄有1643年10月5日至1649年6月的大員小會決議錄（Resolutie
van de Kerkenraed van Tayouan）。
第三類，商業文書：1662年和1663年的商業簿記（het
Negotieboek）的摘錄。
這批資料的意義
這批資料具有兩個方面的研究價值，首先這些資料是十七世紀台灣教會的史料，因此對於研究台灣教會歷史的人來說，這些大員小會的決議錄以及往來的書信是重要的史料。因為在這些史料當中解決了一些先前無法得到解釋的問題，例如有關尤羅伯牧師所設立的蕭壟小會的存廢問題就可以在第七次的決議錄當中看到解答。
另外，由於荷蘭人當中和原住民最直接接觸的人就是那些的神職人員，因此藉著教會的決議錄和往來書信就可以看見當時台灣社會的狀況。例如在1655年以後出現的馬可馬修士的淡水。基隆教務報告書當中可以見到當時荷蘭人，巴賽人（當時北部的原住民族）以及中國人之間的互動關係。希望這批資料能夠很快就能夠開始解讀出版，這將會對十七世紀的台灣歷史研究提供重要的貢獻。
甘為霖牧師的大作《荷蘭統治下的台灣》出版至今年為止剛好滿一百年，也就是說十七世紀台灣教會歷史的研究已經進入第二個世紀，在過去的百年間已經有累積相當的研究成果與史料的收集，期待學者能夠將這些的成果用於擴展基督教史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1]
「府城教會報」發刊於1885年6月，根據發刊詞所說的，是為了讓信徒能夠練習讀白話字以便自己在將來可以自己讀聖經，而不用倚賴牧師或是傳道人的講解。因此，發刊的同時也舉辦徵文比賽，題目就叫做「論白話字的利益」。
[2]
「訓瞽堂」在教士會的議事錄當中成為「洪公祠」，是為了教育盲人而設立的學校，這種幫助社會當中殘障的慈善工作一直都是基督教會的重要社會服務項目。當洪公祠的盲人教育開辦的時候，甘為霖牧師向英國暨海外的聖經公會募集馬太福音書，以及「廟祝問答」（conversation
with a temple
keeper）的盲人用點字版書籍，並且蘇格蘭「自由教會學生宣教師協會」還在1889年時將台灣的盲人教育列為他們年度執行事工的項目之一。請參考Campbell,
William “Handbook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south Formosa”．
[3]
十九紀所出版的廈門音字典，到目前為止容易購得而且廣為使用的還是甘為霖牧師所編的「廈門音新字典」，其他的字典，例如杜嘉德牧師
（Rev. Castair Douglas）
在1873年所編著出版的「廈門音華英字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麥高文（J. Macgowan）在1883年出版的英廈字典（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Amoy
dialect），以及馬偕牧師所編的「中西字典」等，當中馬偕所編的字典已經變成博物館的收藏物，杜嘉德與麥高文的字典雖然曾經重印，但是目前已經不容易找到。
[4]
在這裡所謂突破的意思是指一直到目前為止，有關十七世紀的台灣教會歷史，不管是日本時代或是戰後的學者，都是以甘為霖牧師的著作為主要參考資料。
[5] 倪但理牧師（
Daniel Gravius），原名為 但以理。范。德。賀拉夫（Daniel van de Graaf of
van de Graef）有的文獻寫成賀勞夫（Grauw）1616年生於荷蘭的多特烈支特（Dordrecht），1636年4月12日年進入來登大學，兩年後畢業進入阿爾登堡（Aardenburg）教會服務，1644年由希蘭省的為爾希蘭中會（Walheren
classis）封立為牧師後前往東印度，次年的7月14日到達巴達維亞，到達之後留在當地的荷蘭人教會當中擔任牧師直到1647年，1647年到1651年前來台灣服務，1651年因為和當時的台灣長官尼可拉斯。菲爾伯（Nicolaas
Verburg）發生衝突，因而被撤職送到巴達維亞，在當地停留三年，爭回他的名譽之後回到荷蘭繼續在教會服務。關於爭論的細節請參考：林昌華，「殖民背景下的宣教：十七世紀荷蘭改革宗教會與西拉雅族」平埔研究論文集，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1994.
[6]
甘為霖牧師在馬太福音書當中表示，雖然他前往倪但理牧師由台灣回荷後服務的坎。菲爾（Camp Vere）以及密德堡（Middelburg）教會找尋是否能夠找到完整的版本，但是並無所獲，因此來登大學圖書館當中所藏的新港語馬太福音書是世界上唯一保留下來的孤本。
[7]
目前在台灣可以買到南天書籍在1996年的復刻本，而本書是根據甘為霖牧師的版本重印。
[8]
本短文的寫於1649年，原文是以拉丁文寫成，內容是讚揚在台灣為五千九百名信徒洗禮的尤羅伯牧師，當時他剛由台灣返回荷蘭，正在戴爾夫特（Delft）擔任牧師。由於甘為霖牧師對於尤羅伯牧師非常欽佩，因此將這個流傳於英國的小冊放入他所寫的南部教會歷史的第一篇。
[9]
法蘭荷斯。法連丹（François Valentijn）於1666年生於荷蘭多特列支特（Dordrecht），1682年進入來登大學，1685年畢業並且由史希蘭中會封立牧師，同年前往東印度地區服務，直到一1714年回到荷蘭，在將近三十年服務期間，他將整個東印度地區的風土民情，風俗習慣以及他自己的實際經驗撰寫成一套大部頭百科全書式的「新舊東印度誌」（Nieuw
en oulde Oost Indien），是瞭解十七世紀亞洲地區極為重要的文獻，雖然他自己沒有來過台灣，但是在他的著作當中仍然收錄有台灣的相關資料。台灣大學與國家圖書館台灣分館各藏有一部。2002年，荷蘭的出版社以募集贊助者每套1200歐元的方式復刻重印六百多套。
有關法連丹的傳記請參考。Troostenburg De Bruyn, “ Biographisch
Woordenboek van Oost-Indische Predikanten” Nijmegen：
P.J.Milborn 1893. pp.435-436.
[10] Grothe,
J.A. “ Archief voor de Geschiedenis der Oude Hollandsche
Zending” 總共有六卷，第一和第二卷是荷蘭各中會（Classis）及大會（
Synod）議事錄中有關東印度地區紀錄的集成，第三和第四卷是有關台灣的教會檔案史料，第五和第六卷則是摩鹿加地區的宣教史料。為何台灣由其他地區分別出來，這反映出十七世紀台灣宣教工作的特別與重要之處，因為荷蘭當時所統治的其他地區並沒有所謂的宣教計畫，因為當時的東印度已經有葡萄牙所傳布的天主教會存在，而荷蘭東印度公司初期並沒有意願因為過於強調宣教而損壞和各地土王（Orankaiya）的關係，但是台灣卻是例外，完全是由無到有，建立一個整島性的基督教社會。因此台灣的宣教一直都是荷蘭學者關注的對象。
[11]
根據筆者的推斷，這些資料的翻譯可以算是甘為霖牧師打算進一步翻譯荷魯特史料集的先期成果，因為他所採用的資料包括早期和晚期（以1643尤羅伯牧師的歸返荷蘭來做切分點，請參考林昌華，殖民背景下的宣教，1995）的資料都有所取用。
[12]
這些簡短對話錄並沒有翻譯成為英文，裡面包括有四段的對話錄，第一段是彼得和楊的對話，第二段是孔雷李斯和德克的對話，第三段是尼可拉司和漢德利克的對話，第四段是大衛和荷列特的對話，至於對話的內容，第一和第二段對話是討論上課遲到或早到的問題，第三段與第四段對話是討論在課堂當中學習的內容以及利益等。
[13]
雅各。花德烈（Jacobus Vert）recht1606年生於來登，1625年進入來登大學就讀，1632年搭乘愛米里雅號（Emilia）由密德堡出發前往巴達維亞，次年8月7日在巴達維亞與一位英國上尉的女兒結婚，同月月底前往蘇拉特（Surate）擔任牧師，後來轉往安汶（Amboina），在那裡服務直到1637年或1638三年，在轉往阿魯群島（Aroe
eilanden）服務直到1647年，同年7月11日來到台灣，服務於虎尾地區直到1651年，後來因為和菲爾伯長官（gouverneer
Verburg）衝突因此與倪但理牧師一起回去巴達維亞。請參考Troostenburg De Bruyn, “
Biographisch Woordenboek van Oost-Indische Predikanten”
Nijmegen： P.J.Milborn 1893. p.455
[14]
希爾伯特。哈伯宜（Gilbert Harppart），他的父親父親名叫亞伯拉罕。希爾伯特（Abraham
Gilbert），是荷蘭城鎮胡斯（Goes）的牧師，因此希爾伯特。哈伯宜誕生於該城鎮，他在1643年畢業於烏特烈支特高等學校（Utrechtsche
hoogeschool）的神學科。畢業後在鹿特丹中會實習擔任牧師候選人（Proponent），1648年8月到達巴達維亞，次年3月29日到達台灣，最初計畫前往新港，大目降，目加溜灣等地，但是不幸因為來台之後不斷的罹病，因此沒有機會學習西拉雅語，因此必須留在熱蘭遮城當中擔任荷蘭人社區的牧師，後來在1650年因為與台灣長官菲爾伯的紛爭，因此也與倪但理和花德烈一樣回到巴達維亞。
關於他所編寫的虎尾語字彙集手稿是在1839年，被當時在東印度服務的牧師虖維爾（W.R van Hoëvell）在巴達維亞的檔案館中發現。而將它發表於期刊
Tijdschrift voor Nederlandsche Indië III （1840）,bl. 634.
請參考： Troostenburg De Bruyn, “ Biographisch Woordenboek
van Oost-Indische Predikanten” Nijmegen： P.J.Milborn
1893. pp. 465-466.
[15]
花德烈牧師畢業於來登大學，和甘治士牧師以及尤羅伯牧師是同班同學，他們都為原住民編寫適合原住民生活情境的教理問答書，但是因為花德烈牧師來到台灣的時候，較為保守的神學思想當道，雖然他為也為原住民編寫教理問答，但是為了避免和當時台灣的其他牧師發生爭執，因此沒有使用教理問答的名稱，相關的論文請參考，林昌華「阿立（Alid）塔瑪吉山哈（Tamagisanghach）與海伯（Haibos）──宣教文獻所見台灣本土宗教與荷蘭改革宗教會的接觸」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荷蘭時期台灣圖像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01年
[16]
十九世紀末有關東印度宣教的研究者最重要的人物是特魯斯登伯。德。布勞恩（Troostenburg De Bruyn），他在1884年以及1893年出版兩本非常重要的書籍，第一本是「東印度公司之下，在荷蘭東印度的荷蘭改革宗教會（1602-1795）」（
De Hervormde Kerk in Nederlandsche Oost-Indië onder De
Oost-Indische Compgagnie. 1602-1795）,
這本書是在討論荷蘭改革宗教會在東印度地區的制度史，因此章節編排的方式不是依照時間的順序，而是以主題的方式來討論，本書分為十三個章節，分別討論教會的統計，教會的建築，組織，法規，牧師，疾病慰問使，教會擴展，教育，教會的影響，教會的文字事工，東印度的神學訓練，信仰讀本以及基督徒生活等。另一本書為「東印度牧師的傳記辭典」（Biographisch
Woordenboek van Oost-Indische Predikanten）在這個辭典當中收羅自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曾經在東印度地區服務的牧師的簡單傳記。這兩本書是研究荷蘭東印度教會歷史最為基本的文獻。
[17]
請參考，曹永和 ‘台灣荷據時代的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 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
第306-307頁，至於揆一的原書可以在國立圖書館台灣分館的三樓看到影印重製的版本。
[18]
關於西拉雅人對於西方人的熱切態度，記錄於史溫侯的台灣筆記（Notes on
Formosa）以及必麒麟的台灣的先鋒者（Pioneering in Formosa）請參考，林昌華，
“阿立（Alid）塔瑪吉山哈（Tamagisanghach）與海伯（Haibos）──宣教文獻所見台灣本土宗教與荷蘭改革宗教會的接觸”國立台灣博物館「荷蘭時期的台灣圖像」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
[19]
十七世紀西拉雅原住民熟悉的教理問答是尤羅伯牧師所編著的「第一小教理問答」與信仰要項，但是因為神學差異的問題，在尤羅伯牧師離開台灣不久之後，大員小會就已經開會討論廢除原來的教理問答，而改用「海德堡教理問答」但是又怕原住民不願意接受，請參考林昌華，「殖民背景下的宣教：十七世紀的荷蘭改革宗教會與西拉雅族」平埔研究論文集，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4.
[20]
雖然和原來的海德堡教理問答比較其來已經算是簡化，但是因為教理問答當中所討論的內容和台灣的社會文化環境沒有任何的關連，因此對於原住民來講仍然是一個沈重的負擔。請參考註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