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的父母（伊藤邦幸、聰美），於1969年受聘為日本基督教海外醫療協力會
（The Japan Overseas Christian Medical Cooperative Service，簡寫為J.O.C.S.）的醫師，而於1971
1976年，共六年，在尼泊爾
（Nepal ）奧加東岳
（Okbaldunga） 做醫療事奉。此間六個孩
子，或就在日本親友家，或在父母膝下長大。我是老么，在腦海裡的記憶是返回日本以後的事。
母親出身台灣
（台南黃履鰲醫師之長女），她並不靈巧，但她的誠實、勤勉、溫和、堅強等，能彌補她的缺點，是極富活力的女性，她不僅是孩子們的母親，也是一家人的依靠。父親喜歡跟人建立師弟關係，連他的孩子們也是他作為教育理念的對象，孩子們仍喜愛爬樹玩耍的時候，他就常常引用康德（Kant）或尼采
（Nietzsche）和孩子們議論。以孩子的眼光來看，父親的正直信實是頑固，他交流之廣就是「愛好看」，他學習範圍之廣是不大專心的緣故。
孩子們對父母，尤其對父親持有批判的態度。雖然對父母在尼泊爾的事奉略感光榮，但不十分肯定，父母返國後，生活仍是忙碌。有時感覺父母採放任主義，是一種「偷工減料」。有時聽父親叫在外活動場所認識的年輕人「女兒」、「兒子」，感覺豈有此理；另一方面，遇到學校參觀日未見父母出席，畢業典禮時沒有親人來參加，也能自在。也就是說在潛意識之間，了解父母的使命感已超越家庭的框了。老實說，孩子們並不怎麼和父母合作，也不是真正的理解者。
六個孩子都有早熟的傾向，在學校我們都無法和同學融洽相處，並冷眼看待日本社會。對父母親也是一樣，我們不能單純地尊敬或自誇父母在社會上或人道上的貢獻，但也無法從「批判」提升到「相嘹解」的階段。我們向父母訴苦卻常流於感情用事而不能疏通意思，或避免接觸而甘願當「批判家」，這是我們不能成為父母親的理解者的心理因素。
痛苦的經驗
為了子女的教育.父母倆只好暫時結束尼泊爾的事奉而回國。孩子們要習慣於日本的生活，有幾項的障礙，因為我們是回國子女，尤其是混血兒，在同學間的地位是弱者。滯留尼泊爾時間較長的兄姊，受不了在日本如異邦人般被看待，甚至興起了要返回尼泊爾的念頭。
在家裡個個不相讓，在學校傾全力要爬出弱者的地位，也常常起了問題。親子關係是好是壞，暫且不談，父母對我們一定痛心極了。孩子們受了周圍的排斥時，母親有時表示同情，有時斥責激勵。後來才知道，因為母親是台灣人的緣故，在日本社會曾嚐過辛酸的體驗。
稍長大之後，我們就不再開口談起自己的海外經驗或父母之爭，從心裡將這些事抹去，對外能以從容的心態坦然去應付了。但究竟無法讓自幼即有的「自我表現慾」消失。
長姊進大學之後，其生活放蕩不羈；長兄進高校之後，其行為近乎「問題少年」；四個弟妹從外表看來並無異狀，但在家裡，不是與兄弟姊妹吵鬧，就是與父母不和，如果說我對這些未感覺有任何問題，就是撒謊；不過我還是喜歡這一家族。也許由局外人來看，我們六人實在不是志高的雙親的協力者、理解者，而是無用的負擔！
我們對父母所辦的讀書會、研究會，沒有一點興趣，當然就不大記得常來家裡的客人了。為了反抗雙親的緣故，我們也不親近雙親所信、所愛讀的聖經。父母禁看的電視或漫畫，我們反而精通。後來只有三兄
與我接受了信仰，但這是過了很多年以後的事。.
我們也有對自己「誠實」的一面。不管人家怎麼稱讚父母，總覺與我們無關。雖然我們對人生所知有限，但總希望自己能摸索出自己的途徑，我們對父母持批判的態度，也避免接觸那些將父母及我們看作同類的人們。
父母在尼泊爾第一、二期的事奉，我得知於傳聞。在附近醫院有國內外來的醫療事奉團，患者可住院，父親當外科醫生，母親當婦產科醫生，其實是「萬能」醫生，連麻醉、照X光也要處理的。四周住的是終生以農為業或勞動階級勉強為生的人。在這樣的環境裡，母親怎麼能培育子女？末兄生於首都加德滿都
（ Kadmanzu），位於尼泊爾深山，母親為了洗尿布而用水稍多，就感覺不好意思。又聽說穿紗衣的護士們對待孩子甚好。在這種不要說醫療設備，就是衛生也甚差的區域裡，我們也適應過來。當然；每人在嬰孩時被壁蝨虱咬而啼哭過，而我三歲時曾有服用瀉藥來驅除蛔虫等經驗…，但是得到上帝的保佑，一家終能平安度過。
返國之後約十年間，父母就在附近的醫院
（濱松市，聖隸三方原病院）服務，但仍協助
J.O.C.S.事工，為此也常常到海外參加會議或考察。他倆也熱心於研究會或讀書會，所以始終忙碌異常。
母親的使命感
我曾問過母親；「到底事奉和家庭何者為重？」母親即時回答：「兩者均重要，說不定該是家庭吧！不過我覺得能有一份工作是幸運。」母親的話，使我感覺她的事奉後面有某種使命感與熱情。
對父親，我始終沒有機會過問。一者，怕問了之後他會搬出所有學識而談個不停，再者，已多次聽到他決心從事海外醫療的機緣。他的恩師曾說過：「如果有人願意過像史懷哲 （Albert
Schweitzer）一樣的生涯多好！」父親就想「讓我來罷！」。對父親而言，海外醫療不是他的職業，而是他要實現理想的機會。
那麼母親呢？這個疑問始終在我腦海裡。她嫁給父親之後，才隨他到尼泊爾，母親的使命感是隨這種趨勢來的嗎？我想起母親曾經談到她弟弟聲義，就是我舅舅的往事，母親說：「弟弟是一個心軟的人，冬天在路上看到穿薄衣的乞丐，他就脫下自己的上衣給他。」知道這樣做是好的，但要做出來的確不容易，或許母親就是終生為了要實現「知易行難」而努力！母親有一妹，名祖香，患了小兒麻痺症而夭折，因此她立下志願當小兒科醫生，但父親說要在尼泊爾事奉，較需要婦產科醫生，母親就這樣改行了。
事奉、研究、育兒樣樣都忙，如果有體力，就可適應過去，就這一點而言，父母的身體是強仞的。我上中學的時候，日常就忙碌的父母才再開始爬山來鍛鍊身體，就是要準備及訓練第三次尼泊爾之行，我們當時就覺得再如此下去雙親可能會因過度勞累而死！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母親在登山
（富士山）時滑落山谷，因全身重傷而死去。
關於母親的葬禮，母親希望簡素，兒女們的意願也是這樣，但父親及朋友們卻採用在教會追思的方式、兒女們的意願未被尊重，看來父親與友人的關係似更親密！
參加葬禮的人都對父親第三次尼泊爾的計劃表示關心，我直覺地感覺父親不會放棄這個念頭，而母親也不喜歡父親放棄。
再赴尼泊爾
果然父親過了近一年落單生活之後，再度計劃赴尼泊爾，在我就讀高園高校一年級的冬天，他攜帶了母親的相片再到奧加東岳去。
爾來父女之間，以寫信方式報告學校生活，也聽父親的勸告及激勵。從每月收到的例行報告，我也知道父親的事奉情況：為了改善當地的醫療，盡量要用當地人，因而進行採用當地人計劃，但僱佣兩者間都有問題，所以計劃不十分順利。父親擔當的雖然說是醫療事奉，但實際要處理更廣泛的社會問題。
二姊、二兄、三兄和我曾到尼泊爾探視父親，看到他全身贅肉消失，一如動物園的企鵝回到南極似地有活力。在奧加東岳停留的一個禮拜裡，有父子間的爭吵、有家族會議……，但在那裡巡迴山區、探訪父親的醫療活動，而過了父子稍親密的一段時刻。
有一吹過了山河，去訪問母子診療所，看到父親只與婦女談話，而一切醫療工作交助手在做，就問父親
：「可以這樣嗎？不需您親自出動？」他說：「不要掛慮，除非有需要，不插手是上策。」或許這是對地域醫療需要的態度吧。
到台灣訪問親戚們時，聽了姨婆對父親的微言：「我實在不贊同他的作法，他熱心於事奉，但對家族都不關心。」她們生於儒教文化圈，因而有此感覺。兒女們非常感謝，但當時心裡也「微笑」出來，因為父親的熱忱絕不只留在家庭！
與父親死別
在尼泊爾三年之事奉期滿後回來，父親的熱忱仍不飽足，就決定要再以銀髮族事奉者（silver
worker）的身分前往事奉，而先赴美國的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接受訓練。其實應該是抱孫子的年齡了，他唸書要唸到死時為止嗎？有一天父親因腦梗塞在美國病倒了，很感謝，我們抵波士頓時，父親回復了意識。因身上安裝有呼吸器，只能用筆談，他最先所寫出的字，任何人都無法判讀，問他這是漢字？片假名？英文？他均搖頭，最後問他是不是尼泊爾文？父親點頭了。這是講雙語、三語的人們剛從昏睡中醒來之後都會有的現象；由此不得不承認父親的心實在就在尼泊爾！
約十個月間，得到許多人的關切及協助，使父親得以返國，其病情亦逐漸改善，�����們兒女們就決定，此後每二人輪班隨床看顧父親，然而將此事告訴父親之翌日（1993年8月8日）；���親卻因腦梗塞再度復發而去世。
父親罵兒女們、指使兒女做事，常會使我��感覺唐突，而他的去世也確實是突然而驚訝的，我現在能寫此文，是心情已稍做���適的時候了。有時我會想起史懷哲，他有家族嗎？如有，那會是什麼樣的家族？為什�����從來沒有想到這些問題？那個密林的聖者，是否能與家族持有互惠的關係？
父母給我們的，很多是不能以其他東西代替的。「與他人同行」，是母親所給予我們的。從父親學得作父母的態度。從父母，我們得有兄弟姊妹，所得的雖然是反面的教育，但其�����最大的��是父母對人生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