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仁愛醫師 ─ 願成為耶穌醫治之手的基督徒

陳美玲撰 《新使者雜誌》39期 1997年4月 p.23-28 高仁愛醫師（Dr. Jean Murray Landsborough, 1920-1993）即是蘭大弼醫師（Dr. David Landsborough IV,1914-2010）的夫人。 

1997年2月18日甫自加拿大溫哥華休假歸來，接到了蘭院長自英來信，這已是他自院慶大典返回英國後的第二封信了，老人家在字裡行間對於此次回來台灣參加彰基百週年院慶及接受李總統授勳等活動，仍沉浸在興奮的回憶。的確在他年老平靜的退休生涯，這一連串高潮迭起的慶祝活動真的是帶給他回味無窮，也讓他重溫過去生命裡許多不可分割的人與事，緬懷過去的歷史，他們父子兩代、加上婆媳共四人用生命寫下了彰基輝煌的史頁。在幾乎快被遺忘的時候，趁著百週年院慶活動，人們再掀起了記憶的門簾，共讀過往的歷史，也共同感念宣教師們所付出偉大的愛。

在蘭院長的信裡，可感受到他本人仍帶著許多美好的記憶，但在信的背後，隱約可尋到一絲絲的傷感和遺憾。在他連串的榮耀和快樂當中，缺少了伴他一生的愛妻──高仁愛醫師的共同參與，可想見他的孤單和寂寞。我常想倘若高醫師仍在世的話，此刻在倫敦鄉間的小屋裡，一定有更多的話題和回憶環繞著他們，也讓他們和這塊土地上的人民永遠緊緊的連繫在一起。

在彰基的百年歷史當中，兩代蘭醫師夫婦所留下的佳美腳蹤，印證及寫下了整部彰基的醫療宣教史。蘭氏家族中的四位成員包括蘭大衛醫師、連瑪玉女士、蘭大弼醫 師和高仁愛醫師，四位對台灣人的貢獻，也都具有其個別的地位與價值，但是在一般人中對老蘭醫夫婦的尊敬及對小蘭醫生的認識、了解，遠遠超過了那位一直在旁默默付出與協助的蘭醫生娘──高仁愛醫師。1990年小蘭醫生在退休離台前夕的一段肺腑之言，更道盡了高醫師平凡中偉大的一面，他說：「在我煩重工作的壓力之下，內人──仁愛，每天所給予我的情誼和精神上的支持，成為我不能缺少的幫助，而我虧欠於她的，卻是非語言所能道盡。」對於一向謙虛，不諭揚自己人的口中，蘭醫生這一段謙仰與深情的謝意，也正說出了高醫生一生充滿信德、智慧、仁愛的基督徒典範。她是位好媳婦、好妻子、好醫生、好媽媽和好老師，在彰基的 28年歲月裡，她一直扮演好她的角色，也一直默默的支持蘭院長一生事業的偉大貢獻。

高仁愛醫師（Dr. Jean Murray Landsborough）生於1920年9月1日，父親是位公共衛生醫師，戰爭時，任職相當於地方的衛生院長，在貧窮與戰亂中仍十分注重北倫敦地區的醫療、保健工作。他的公共衛生概念與行政工作深深地影響高醫師，因她自父親身上體會到透過當醫生能實際幫助人，並且學到了預防醫學的重要，特別後來在彰基28年的社區公共衛生工作，相信除了神的愛不斷在她身上彰顯外，她也帶來父親早年所播下的助人種子及公衛概念，並在台生根發芽。

高醫師自小反應機靈，工作敏捷，特別喜愛文學、藝術、歷史，對聖詩與聖經故事有很深入的研究。倫敦大學女子醫學院畢業後，正值戰爭，她當了兩年的住院醫師，並曾開業，這當中，受到了阿姨──杜雪雲姑娘（曾在台南長榮女中教書）和其父親一生想要當醫療傳道者的影響，她受呼召要當一名「宣教醫師」，於是主動寫信給初任宣教醫師的蘭大弼醫師。彼時蘭醫師正返英國，他回了一封相當長又很深入的信，說明他個人對宣道的看法，接到信後，她很興奮，旋即自倫敦南下赴風光明媚的紅丘鎮，拜 訪老蘭院長夫婦和蘭大弼先生，他們一起喝下午茶，聊了許多，很快地這一對熱心又愛主的青年墜入情網，在愛情的滋潤下，更加深了動機與加快腳步，高醫師積極 地向「英國長老教會海外宣道會」提出申請，並接受了三個月聖經訓練和熱帶醫學的一些訓練。當一切裝備都陸續完成後，她們的愛情也正成熟美滿，兩人於1947年6月14日在倫敦結婚，9月底離開英國一起前來中國福建的泉州。

在泉州惠世醫院約二年，那是高醫師一生中不尋常的經驗，因這是一個完 全陌生的國度，炎熱的氣候有別於溫暖潮濕的英國，擁擠的人潮，完全陌生的語言，生活上諸多的不便，沒自來水，供電不足，交通也很不方便，生活極其貧窮簡 樸，有許多熱帶疾病，和許許多多的傳染病，如傷寒、結核、腸疾，有時甚至還可看到被老虎咬傷的病人，醫院建築、設備都很落後。雖處在如此不方便的地方，高 醫師常說：泉州惠世醫院的經驗是神給他們的特別禮物，因為他們用年輕幹勁和無比愛的熱忱領著全體員工一一克服，在那裡高醫師也學習了解這神秘東方古國的 人。那是一個全新的認識和了解，文化、社會風土民情、生活習慣的差異極大，她得試著學習去接納、了解及無限的包容。

蘭院長因自小在台灣出 生、長大，語言對他來說毫無問題，而高醫師得重新學習這不同腔調、不同音階、也有不同意思的泉州話，由於她聰慧過人，又有語言天份，不久即能自由與人溝通。然而好景不常，1949年8月底因解放軍進入了泉州巿，情況完全改觀，1951年懷著極其悲傷的心情被迫離開了泉州，回到英國。

在英國這段期間，他們感謝上帝的恩典，領養了一對雙胞胎兒子──約翰和大衛（幾年以後，他們又在英國孤兒院領養另一女孩叫雪雲）。1952年一家四口，來到了台灣，在彰化基督教醫院開始了他們另一階段的醫療傳道生涯。來台的第一年，高醫師在家學習如何照顧小孩、上街購物和認識人，剛學的泉州腔與夾著許多「日本語化的台語」有相當大的差距，也造成生活上許多的不便，好在高醫師有語言天份，不到一年光景，就將泉州土腔完全改過來。

戰後的彰基，在百廢待舉中，亟待投入更多的財力、物力和人力。因著醫院的需要，高醫師開始由到醫院上半天班，到後來的全時間上班。她又創立了彰基婦產科，一度彰基的婦產科是中部首屈一指的，除了婦產科醫務外，高醫師更發展公共衛生，帶領醫護人員到山上原住民社區、到貧瘠的海邊討海人社區、到鄉下等地去作巡迴義診及衛教工作，民國五十年代，彰基的公共衛生，特別在婦女節育教導的家庭計畫與癌症預防檢查工作，曾是台灣公衛的先驅。

我與高醫師曾同工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在他們退休返英後，我因到倫敦醫院受訓幾個月，有幸也和他們住過，那真是一段快樂、美好的回憶。每憶及她的為人、處事與信仰，常常給我很大的鼓勵與學習的榜樣。她給我最深的印象包括：

高醫師是一位信仰十分美麗、敬神、也愛人的一位好基督徒，在他們居住南郭的時候，她開放他們家長期接納鄰居的小孩，有唱歌、講故事、作遊戲，甚至還為這些小 朋友準備麵包、餅乾，曾有一位已當母親的記者朋友告訴我說：小時候許多同伴一生中第一塊麵包或餅乾是在姑娘樓蘭醫師家吃的。她非常注重主日學教學，後來他 們的野外禮拜發展到成為蘭大衛紀念教會，使我有機會和高醫師一起教主日學，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當高醫師和我們這些老師分享教學心得時，一再提到不可用「騙」囝仔的心情來說故事或帶小孩，她尊重每個人，其至小小孩，為了故事的精彩性，我們常和高醫師一起作布偶演布袋戲、作風箏。因她講聖經故事表情豐富、生動扣人心弦，最記得我小女兒怡真五歲時曾是高醫師的主日學學生，有天自教會回來，女兒告訴我說：媽媽，那個耶穌教我畫圖，也教我唱歌，還手舞足蹈起來。大女兒問妹妹說：你說的是哪位耶穌啊？搞了半天才知，小女兒心目中認為高醫師和家裡照片的耶穌是一樣的，好一個純真的童言童語。後來我將這件小插曲和高醫師分 享，高醫師笑著告訴我說：「但願我們都學習在日常生活中有耶穌的形象。」

回到英國後的高醫師仍持續教主日學，一直到她謝世的前兩個禮拜。她愛小孩子的精神正如經上所說：「讓小孩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她一生中都在為所有的小孩開啟天國的大門。

高醫師是位好媳婦、好妻子、好母親，以前在彰化時幾乎每個到蘭家的人都是去看老蘭醫生媽或蘭醫生，特別在老蘭醫生媽七十多歲以後，腳膝關節有問題，行動不便，每次只要有客人到他們家，高醫師不管醫院有多忙碌都會儘量接待，同時在眾人對老蘭醫生媽的關心、關懷下，高醫師其實承受很多有形、無形的壓力，熱心的台灣人，有時好像不給建議，就不能表示和她的親密度和關心。在將近二十多年間，他們夫妻對老蘭醫生媽的孝心、孝道，曾是番社這地區人所津津樂道的。還記得，有一天在門診時，高醫師拜託我先給她一杯咖啡，因為今天早上她和蘭醫生抱老蘭醫生媽到樓下、樓下到樓上一共有四次，所以現在她很累，高醫師在說的時候沒有一點怨言或不滿，她以包容、寬厚的心說，她了解老蘭醫生媽腳疾的疼痛和不便。

高醫師和蘭醫生，兩人個性其實相當不同，許多觀念、意見也不同，在無傷大雅時會見到他們有點爭執，但最後仍能互相尊重、協調。高醫師反應相當快，也相當幽默、熱情，相對地蘭醫生就老成持重，一副英國典型紳士。 我在英國受訓期間正值夏、秋季，白天很長，常有機會在吃完晚飯後和蘭院長散步，到他們家附近的山坡看日落、聽鳥鳴，此時蘭院長常會分享他的信仰、退休生活 和許多感想。有次，他很感動地告訴我說：「仁愛，真的是上帝為我預備的婦人，她是一位極好的妻子、良母，也是一位好醫師；她的幽默、聰敏、飽讀史書和許多 小事是我一直都跟不上的。我們退休前的歐洲之旅，若沒有她的堅持和嚮導、解說，說不定我到現在都還不知道歐洲大陸是一個怎樣的地方呢？」高醫師雖然聰敏、 反應快、處理事情也相當迅速明確，但在公共場合她永遠在蘭院長的背後，不發言、不表露自己，絕不搶人的風采，甚至許多她可以出面、出風頭的場合，她也會技 巧性地避開或禮讓別人；醫院常有機會照全體合照或紀念照，高醫師也從不站在前面，每次都躲在最不起眼的角落裡，永遠謙遜地站在院長的背後；在彰基不遺餘力地工作二十多年，她永遠把最勞苦的事工攬向自己，將成就與光榮歸給別人。

在英國的那段日子，有機會看到高醫師和她的家人：兒子、媳婦、女兒、女婿及內外孫的家居生活，才知道作為蘭家的後代子孫是多麼地幸福，他們兩夫妻送給兒女的是最好的，而自己則是能省則省。

高醫師是位成功的教育家，番社（南郭）週六、日的蘭家課室，當可說是彰化最早期的補習班吧！在很早期，高醫師即感到教育的重要，覺得要讓人民接受教育，才可改善生活、提升品質。許許多多的國中生、高中生常會利用週末到他們家，除了可免費地學英語，還可飽餐一頓；許多家境不佳但優秀的學生，也受到了他們長期的幫助，有許多讀醫學院、神學院、一般大學或高中，而那是一筆不算太輕的負擔。

在醫院的教育工作也是高醫師相當注重的，不論對實習醫師、住院醫師和護理人員的再教育，或對社區民眾的衛生教育，高醫師都有其不同的高招，她自製教具、誇張與生動的表情，常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曾和她學過一段時 間的英語，她很注重說話的表情和語調，誇張的身體語言，有時會感到像在演戲，有點不好意思。可是現在，我因家裡遷居加拿大，每年總有一些機會和老外打交 道，的確，若是太木訥，還會被以為是剛到的菜鳥，但只要我提高一下音調、加上一點誇張的表情，所感受到就會有完全不一樣的反應呢！

她是位天使，接待離家的人，照顧需要的每一個人。高醫師和蘭醫師在退休後，他們全家定居在倫敦市郊，老蘭醫生媽還在世的時候，三人一起共度過一段快樂的時光。此 時，有相當多的台灣人到倫敦去看他們，不管是教會界的牧長、信徒、朋友、醫界的醫護人員，只要有人告知想去他們家，都會受到高醫師溫暖、熱心的接待。她善解人意，不分與人交情如何，此人地位如何，只要到他們家，她就真心真意地招待。曾有好多好多台灣醫界的朋友說他們曾在蘭家享受過世界上最美味的一餐，那是一生一世也忘不了的。她體貼離家的人，當有人在她們家吃到米飯、台灣料理或是在被招待的房間裡看到高醫師貼你或家人的照片，歡迎妳的到來，如此的巧思費心，讓到訪的客人有回家的感覺，每每那種感動、被接納與尊重，常常悸動著來訪客人的心。

高醫師是教會長老，也是位模範信徒，在生活上見證主耶穌的愛。她經常輸血給病人，幫助醫師站刀、拉鉤，不因她自己是主任就搶刀或一定要主刀。在醫院工作了二十幾年後，大家才發現到高醫師一直未支領醫院分毫，當大家為她抱不平時，她常笑著說：「我是院長聘的，為院長工作，英國教會沒有聘我，我當然就不支薪。」每當科裡有病人需要她幫忙，只要通知她，她一定立刻騎腳踏車趕到，有時忙到深更，到後來，蘭院長常會很捨不得愛妻在寒冬的深夜裡，還須在馬路上來往奔波。

她關心周遭的每一個人，看到醫院較瘦弱的同工，有時她會買奶粉送給他補一補，只要她參加過的同工結婚典禮，往後的結婚紀念日都會收到她的紀念卡或紀念品，對人的用心、關心與付出可見一般，有時真佩服她人雖瘦，但永遠有用不完的精力、耐力，生活又很簡樸、刻苦。以前我們在每年的最後一天常會在她的領導下，洗滌所有婦產科的布簾，那是個大工程，我曾問她為何要自己洗，她說：「我們整年都在這裡工作，接待我們的病人，把它當成這是我們自己的家，你就會洗得更乾淨。」後來，她還叫蘭院長來謝謝 我們的辛勞，害我真不好意思。另外，她長期關懷一精神異常的婦人，默默為她洗澡，洗了好幾年，直到她退休時交待同工要如何繼續關懷、幫助那病人，事情才暴露出來。

高醫師也是一位好病人。一位婦產科醫師，畢生關心致力於婦癌防治工作，到後來竟不幸罹患卵巢癌，換作別人或許是充滿了怨嘆、不滿，但信仰堅定的高醫師，並不向上帝討價還價，她平靜的將自己交給上帝，合作地接受醫師為她安排的所有療程計畫，記得當醫院派我到倫敦去幫助蘭院長照顧她時，看到此時的她因化學治療後，身體更顯衰弱，頭髮全部掉光，臉色蒼白，可是她仍不願整天躺在床上，她儘量不麻煩別人。有一次得知高俊明牧師赴蘇格蘭開會 途中，想來看望她，為了不讓高牧師浪費太多的時間在往來交通上，那天我們三人（高醫師、蘭醫師和我是坐火車到倫敦的事務所去和高牧師見面的，這件事，一直給我很深的感觸與感動，在她可以有很多正當的理由和藉口可用之時，她仍處處先為別人著想，體貼別人，一輩子都在付出，至死也不願放棄她為別人「捨」、 「給」的福氣。在病中她常利用她有限的精力，做一些家事，夫婦兩人同心學習未來新的變化，每當我聽到她虛弱的聲音，交待蘭院長如何一步一步的煮飯、洗衣時，常會讓我感傷得掉淚，也感受到他們夫婦感情的親密。想到蘭醫生即將失去這陪伴他大半生的女人，曾是他生命當中這麼重要的女人，即將逝去，對他而言是多 麼的殘酷與孤單呢？病體的摧殘，生命的期限，高醫師在9月初即將所有朋友的聖誕卡寫好，在信裡可見到她堅定的信仰與對人充滿關懷、關心。

每當想到她在最痛苦的癌症末期，仍不願錯過她對每位朋友們的最後一次問後與關心，令人感到心酸和心疼。她平靜的將自己交託給上帝，對自己的追思禮拜，甚至勇敢的說出愛吟的詩歌、聖經的章節及禮拜儀式。我在醫院工作看盡人的生老病死，目睹不少癌症病患，在家人刻意的隱瞞下，該說的話沒說、該做的事沒做，許多臨 終病人常常是在孤獨、痛苦、折磨中含恨而去。而我們敬愛的高醫師於1993年11月14日，在倫敦郊區寓所，熟悉的環境與親情的環繞下，在蘭院長愛的懷 抱中平靜逝去，對她來說，她用信心從容安排自己的結局，她更用信仰為每位同工上了最寶貝的一課。

記得當高醫師過逝在倫敦紅丘鎮的追思禮拜，醫院組了一個7人治喪團，我們於深秋的清晨抵倫敦國際機場，為了追思與悼念刻苦耐勞、生活簡樸的高醫師，由我帶領大家，加上由美國前來的許醫師，我們 由機場一路坐火車到維多利亞總站，再轉到史密登的小站，11月的倫敦陣陣的寒風，再加上細細的飄雨，當看到瘦了一圈的蘭院長孤單的站在車站迎接我們，寒風 吹亂了已漸稀少的頭髮，在他笑容裡也讀到疲憊、孤獨和失落。當時我和院長夫人都忍不住掉下了眼淚，我更是感觸良多，這是我第三次到倫敦來，過去在這兒留下 許許多多美好的回憶，而這次竟是為高醫師的追思禮拜而來，人生真的一定要面對殘酷的生離死別嗎？

在追思禮拜中，大家再次懷念著她，綜觀她的一生、愛人如己的精神，有如上帝派遣來的天使。她用生命傳講上帝救贖人的福音，是位名符其實的宣教醫師，幫助人肉體的醫治，也幫助人靈命的救治；她用她 的行動傳講福音，將醫院、社區都當成她福音的工場，在台灣28年的歲月裡，她獻出了她的血液、精神、時間，她的愛心和她高超的醫術，甚至一切，她真正完全的活出基督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