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教師與台灣長老教會

台灣教會歷史與我

早期台灣基督教史研究

馬偕研究的史料問題

阿立、塔瑪吉山哈與海伯

荷蘭宣教師與西拉雅族

教會史家甘為霖牧師 

自從英國蘇格蘭宣教師馬雅各醫師踏上台灣、展開宣教後，長老教會設立迄今已逾140年。但其實在這之前，耶穌基督的福音早已遍傳各地千餘年。在認識宣教師之前，先讓我們宏觀的了解整個福音行進的脈絡。

耶穌基督門徒，往普天下傳福音

耶穌基督在宣告大使命的信息之後，基督徒便前仆後繼的離開故鄉前往異邦，他們的目的就是將上帝國的信息傳揚到未曾聽聞福音的所在。有名或無名的基督徒將福音由巴勒斯坦帶往歐洲，再由歐洲帶往非洲、美洲和亞洲，整個過程經歷1500年左右。

十七世紀─荷蘭人在台灣

宗教改革之後，新成立的教會將15世紀以來的歐洲基督教世界改頭換面，然後新教會的宣教師再度離開歐洲，前往美洲、非洲和亞洲。台灣教會就在這第波的宣教浪潮與福音信息首度接觸。

[台灣的教會歷史，曾經歷荷蘭、英國和加拿大三個地區的宣教活動，並且建立起將近400年的加爾文主義傳統。雖然這三地的宣教師來自不同的地域和時間，但是無可否認的，他們都是來自加爾文所建立起來的基督教傳統。]

荷蘭改革宗教會成立於1550年代，在荷蘭抵抗西班牙的獨立戰爭期間，透過參與獨立軍的過程取得接近「國家教會」的地位。進入1600年之後，荷蘭脫胎換骨，進入歷史上的「黃金時代」，17世紀初期成立的荷蘭東西印度公司，更將教會的版圖由歐洲推向亞洲、非洲和南北美洲。這是教會歷史少見的廣闊國度，而1627年成立的台灣改革宗教會，更是這個廣大地域教會頂上最燦爛的珍珠。

[就神學上來說，1618-1619年間，為了解決加爾文神學「預定論」或「自由意志」爭議而舉行的「多特會議」（Synod of Dortrecht），是改革宗教會重要的神學指標，分屬兩個陣營的宣教師先後來到台灣，各自以不同的神學瞭解來進行宣教工作，台灣教會也因此呈現出如徐謙信牧師所主張，以1643年為界，因截然不同的宣教方法產生的兩種教會面貌；雖是如此，] 17世紀台灣改革宗教會仍可說是整個改革宗教會在東西印度最成功的典範。

此時期的最重要的宣教師，如干治士（Georgius Candidius）、尤羅伯（Robertus Junius）、花德烈（Jacobus Vertrecht）、倪但理（Daniel Gravius）和韓布魯克（Antonius Hambroeck），他們建立起荷屬東西印度最蓬勃發展的教會外，也留下各樣的文獻和聖經，而成為研究17世紀台灣歷史的重要史料。 

十八世紀─台灣教會的緘默期

鄭成功趕逐荷蘭人離開台灣之後，原本繁茂的基督教會轉入地下，流存在曾經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原住民當中，根據史料所載，這些基督徒的信仰記憶至少保存半個世紀之久。之後雖然隨著時間的逝去而逐漸淡忘，但是他們並未完全失憶，因此19世紀當英國長老教會的宣教師馬雅各醫生對漢人的傳教失敗，卻在西拉雅人的地區獲致豐碩的成果，這是長久以來族群記憶的復原。

十九世紀─英國、加拿大宣教師來台

19世紀的英國和加拿大宣教師，大部分是來自蘇格蘭加爾文主義背景的長老教會。在神學上，這些宣教師相當程度受到啟蒙運動的影響，因而提倡教育、醫療以及新知識的研究；在靈性上打破一般人對信仰內容、教會生活的冷漠態度以及道德墮落的景況，注重祈禱、靈修、傳道、互助和服務來補足當時教會的缺陷。這些來台的宣教師就是在這種氛圍的環境中成長，受派而成為重建台灣改革宗傳統的使徒。

根據對教會歷史頗有研究的賴永祥長老的統計，出身自蘇格蘭的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有：杜嘉德（Castair Douglas）、李庥(Hugh Ritchie)、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巴克禮（Thomas Barclay）、宋忠堅（Duncan Ferguson）、梅監霧（Campbell Moody）、廉德烈（Andrew B. Nielson）等。這些宣教師可以說是19世紀英國長老教會在台灣宣教的骨幹。除了宣教工作以外，他們努力推動醫療、教育和文字工作，包括設立醫館、神學院、推行婦女教育、發行《台灣府城教會報》、編著字典以及翻譯聖經等重要工作。

來自加拿大長老會的馬偕牧師（George L. Mackay），他的雙親自蘇格蘭移民加拿大，因此，馬偕不僅以身為蘇格蘭高地人為榮，更以英雄的姿態，單打獨鬥的建立起北部教會的基礎。除了60間教會，他也設立神學院、醫院和女學。

日据時期--局面穩定．宣教長足進展

1895年，日本根據〈馬關條約〉而獲得台灣的統治權後，新的政局為宣教師帶來新的挑戰。日本領台初期，台灣社會動亂，南部宣教師巴克禮為了教會和市民身家財產的安全而引導日軍入府城；而北部教會也為了類似理由，由辜顯榮代表鄉紳引領日軍入台北城，此舉所引發的功過得失，一直是台灣歷史中受到爭議的一頁。不過，日本統治下穩定和進步的社會發展，為宣教帶來新的契機。1895年，南部教會梅監霧牧師(Rev.Campbell N. Moody)、蘭大衛醫生(Dr. David Landsborough)和廉得烈牧師(Rev. A.B. Neilson)來台，前兩者在彰化地區的醫療和佈道活動，讓南部教會逐漸擴充到中部地區。北部教會隨著創立者馬偕的過世，吳威廉牧師接續起整個教會的重擔，教會發展暫時以守成為主。1907年，劉忠堅牧師來台，以佈道作為主要工作內容，北部教會也獲得長足的進展。雖然日治時期南北教會分別成立中會，但是教會的規劃和財政都掌握在宣教師和教士會手中，這種父子的關係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宣教師被迫離台而終止。

戰後以及現在--台灣由容受甲子慧國際化成派遣國

二次大戰後，原來的宣教師返台，1949年隨著中國赤化，原本服務於中國的宣教師與差會轉移來台，為台灣的教派數帶來爆炸性的發展。這個時期的宣教師在教派合作之下，進行重要的事工，包括：社會服務事工、原住民的宣教和聖經翻譯、東海大學的成立，特別是台灣原住民的宣教成功被稱為「二十世紀的奇蹟」。

面對新的時代，台灣的教會也逐漸由宣教師的容受國轉化成為派遣國，泰緬邊境的宣教、中亞伊斯蘭教地區或是非洲的宣教，雖然剛開始步履蹣跚，但是這卻也是台灣教會回應主耶穌基督「大使命」必須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