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歷於台灣教會歷史之海
很多人問我是哪一所大學的歷史系，我不是歷史科班出身，純粹就是高中畢業在社會工作一段時間之後，感受到上帝的呼召越來越強，所以辭職進入神學院。但是讓我對台灣歷史不只產生興趣，甚至成為自己一生使命的轉折點是鄭仰恩老師。
神學院前的經歷
詳細說明這個過程以前，我必須說明自己工作之前的經歷。我的故鄉是民風很單純的花蓮鄉下，花蓮中學畢業，學校的教師和教官幾乎全部都是外省族群，所以在學校中被灌輸強烈的大中國思想。心中總是期待有一天共產暴政垮台，可以前往中國發展一片天地。高中畢業隔年發生高雄事件，村裡的年輕人都支持政府鎮壓所謂的「暴民」。我當時的想法也不例外。由於是聯考的落榜生，所以我高中畢業後生活可以說是完全離開學校。曾經當過製作假牙和水電工人學徒，後來更到汽車教練場學開車，後來擔任汽車教練的工作。
一年後入伍服役是擔任憲兵，因為曾經擔任教練所以結訓後分發擔任汽車駕駛，後來更受訓專開鎮暴車的工作。當時的憲兵除了在部隊服役以外，放假外出時要作社情調查，所謂的社情調查就是蒐集政治異議份子的相關資訊，走在台北街頭感到非常的迷惑，在部隊當中的輔導長，講到政治的異議份子時彷彿是罪大惡極的人，但是街頭卻到處可以看到政治異議份子出版的刊物。諷刺的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台獨的思想反倒是在部隊書櫃中的一本《台獨思想批判》。我已經忘記該書的作者是誰，但有趣的是該書認為台獨思想的源頭是─「台灣民主國」。這和後來政府主張台獨是因為228事件之後才出現的想法不同，也為台灣獨立運動的提供歷史上的時間縱深。雖是如此，我心裡的大中國思想卻沒有減少。
這種情況到神學院3年級時鄭仰恩老師開了一堂「台灣史」的課，讓我的認同完全改變。
國家認同的覺醒
對於台灣史課程，我的第一個反應是台灣也有歷史嗎？我的祖先和故鄉可以成為研究的對象嗎？由於先前上鄭老師的課時我都會不斷的提出問題，所以他說有兩本書可以借我看，但是不要讓其他人看到，我當時的心裡想，啊哈！那一定是當兵時看到的那些政治異議性的刊物。最多是講高雄事件主角的遭遇而已。但是出乎意料之外。
國家認同的改變：《自由的滋味》、《被出賣的台灣》（1988）
這兩本書的內容我想大家應該十分的熟習，我不需要再講裡面的內容，但是我要講的是，我兩著兩天將書看完之後哭了一天，我哭的原因有兩個，第一個是我發現自己是被騙長大的，以前我所相信的一切全部是個大謊言，而我的世界也從秋海棠變成一條蕃薯，一時之間我不知道要如何反應。因為整個世界在我的眼前崩解。
第二的原因是，台灣人的命運為何這麼悽慘。在這種情況之下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無知的繼續支持這個曾經無情殺害台灣菁英的嗜血政權？
兩天之後走出房間，我決定到圖書館和書局去尋找所有有關台灣史的書籍，當時只要看到任何有「台灣」名稱的書就買，但是說實在的因為當時還算是政治相當敏感的時期，所以書局裡的台灣歷史圖書不多。
另外由於鄭老師的課邀請有限的幾位年輕的台灣史學者（如張炎憲、翁佳音、詹素娟等人）到學校演講，再加上有位同學他在念神學院以前，和一些政治人物有所接觸，所以也邀請了一些政治運動者到學校演講（如鄭南榕、邱義仁、楊碧川等人）。所以從1988年起，我從我們長老教會聲援蔡有全和許曹德的街頭運動開始，我幾乎參加了所有的政治抗爭運動，在這些抗爭中，被警察抬兩次，也被載到林口和台大。
當時心裡覺得只要靠者不斷的參加抗爭運動，就可以為台灣的獨立運動找到存在的舞台，但是後來我逐漸覺得光是靠政治抗爭是不夠的，後來促使我轉變的是「鄭南榕的自焚事件」，他因為《自由時代》雜誌刊登許世楷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而觸犯國民黨的法律，最後以壯烈的自焚來回應國民黨的壓迫。
聽到他自焚的消息，我和神學院那位熱情參與政治的同學在他的房間中，討論這件事情，我們除了心中非常的難過以外，也決定為自己找到可以投注自己生命為台灣奉獻的舞台，非常奇妙的就是在這個時候我的舞台出現了。那是當時台灣神學院的圖書館長決定在圖書館辦公室邊的一間小房間成立「台灣教會史資料室」。
台灣神學院歷史資料室（1989）
成立歷史資料室的原因，最主要是當時神學院的清潔工人整理孫雅各前院長的宿舍時發現一批舊資料，本來這些資料打算當成垃圾清運，但卻被陳嘉式館長看見，於是全部拿到圖書館辦公室邊的小房間中擺放，他並且向松山教會募款作為整理資料學生的工讀金。我當時非常喜歡在圖書館工作的一位館員，於是毛遂自薦向陳老師提出願意整理史料的工作，這是我和台灣教會歷史的首度接觸。
那批資料當中除了總會、中會的議事錄和台灣教會史的圖書以外，最重要可以做為神學院的主要收藏有兩項，第一項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期北部教會的洗禮簿。那些洗禮簿是以毛筆工整的寫在竹仔紙上面，當我的手摸著那些上面簽署著「馬偕」或「嚴清華」的洗禮記錄時，那種突破時空的歷史感，讓我覺得這就是我可以為台灣作的工作。
另外一批資料是「日治時期台灣神學院的教務文書檔」和「北部中會傳道局公文檔案」。神學院的教務文書檔所蒐藏的時間是由1918年到1945年為止。當中所蒐集的資料除得學校本身的公文以外，另外是和台北州廳往來的書信以及公文。另外傳道局的公文資料相對比較少，最主要原因我推測是因為孫雅各擔任「北部中會」傳到局長的時間必不是很長，所以接手的資料就不是很多。雖然資料不多但是裡面的資料卻很辛辣。因為在這些資料當中有很多是地方教會的陳情書，而陳情通常都和糾紛有關。
台灣神學院的教務文書檔曾經有幾位學者來看過，東吳大學的一位教授在得到這個消息以後，經過和神學院接觸得到同意後，以這份資料向國科會申請研究計畫，而神學院也藉著這個機會將這批資料做成微卷保存。我在台灣神學院的歷史資料室工讀5年的時間，我一邊整理也一邊閱讀史料的內容，這些資料給我許多的研究的養分，當時的我沒有想到，這些史料只是後來更多史料的「預嚐」而已。（pre-taste）。
研究所二年級末，決定以荷蘭時期的教會歷史研究作為我道學碩士論文時，上帝為我打開另外一扇窗，那就是中央研究院即將成立的「平埔研究工作會」。
中央研究院平埔研究工作會（1993─2000）
中央研究院的平埔研究工作會，根據官方網站的介紹成立的原因
「台灣平埔族群的研究，既有原住民的族群文化問題，亦涉及漢移民在台灣的拓墾歷史，關係到台灣歷史文化的形塑過程與內容；所以，有關平埔族群的研究，遂呈現出多學科的研究傾向。而各個學科領域的研究者，在「平埔研究」的面前，也都遇到了對其學科背景而言，頗為陌生的挑戰。
有鑑於此，平埔研究的同好，遂在1992年10月24日，成立了「平埔研究工作會」，會中推舉李壬癸擔任召集人，並請潘英海、劉益昌為執行秘書。主要的參與的人員，除前述三位外，還包括：施添福、林英津、溫振華、林
清財、林昌華、李國銘、李季樺、洪麗完、陳志榮、陳延輝、鍾幼蘭、郭維雄、詹素娟等人；其學術背景，涵蓋了語言學、考古學、地理學、歷史學、人類學、政治學、民族音樂學、宗教學...等，是一個跨學科的研究群，以因應過去相關研究者各自為政的缺點。」
平埔研究工作會是每個月召開一次會議，從1992年底開始不間斷的直到2000年工作會非正式的解散為止。總共召開45場次的演講，舉辦三場正式的國際研討會，我在國際研討會中發表兩篇文章一次的報告。第一次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後由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出版《平埔研究論文集》，我在論文中討論17世紀荷蘭改革宗教會宣教師、東印度公司和台灣原住民西拉雅族之間的互動關係。2000年的研討會我發表「馬偕日記當中的噶瑪蘭族」。
將近8年參與平埔研究工作會的經驗對我的研究生涯來講實在非常重要，除了接觸不同專業領域的學者擴展自己的眼界以外，這也讓我認識許多的人，當中最重要的是萊登大學的教授包樂史
（Leonard Blusse），由於認識他使得我在2002年有機會得到前往荷蘭進修的機會，這稍後再談。
聖望教會：樂生院史料與芥菜種會相關資料（1993-2000）
1993年我由神學院畢業受派前往新莊樂生療養院當中的「聖望教會」。這是我神學院畢業後唯一牧會過的教會，自然對我和我得家庭來講有特別的意義存在。
樂生院自成立以來，院民就是生活在「絕望和盼望」兩股力量間掙扎，因為他們在入院實是被當成「隔離治療」的個案處理，意思就是不能再回去社會當中，他們遠離家人，另外他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痲瘋細菌會讓他們的身體扭曲變形。這是他們絕望的地方；但是人總是要活下去，也要找個可以讓自己活下去的理由，而在我進入聖望教會服事的時候，他們大部分人的年紀都已經是60歲以上，那表示幾乎每個人都有一套如何在絕望當中找尋希望的方法。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族群，所以當時也作了一些的紀錄。
除了患者本身的記憶以外，孫雅各牧師娘的芥菜種會長時間關心樂生院的院民，而孫牧師娘更以她和院民接觸的經驗寫了一本有關聖望教會的書。
除了這些資料以外，當新莊捷運線動工，而聖望教會的老舊房舍開始拆除之時，我一疊即將被回收的物品當中找到日治時期，一位日本牧師小倉牧師所寫由1938-1942年間的集會日誌。另外一位老會友送我一本昭和16年出版，樂生院開院10週年紀念文藝特輯的《萬壽果》，裡面的內容，除了樂生院官員的文章以外，就是院民所寫的詩、俳句和短歌。很可惜我不會念讀日文，所以這批資料目前為止仍然沒有辦法作進一步的研究。
我在牧會期間所接觸最重要的史料要算是「馬偕日記原稿」的出現。
馬偕12冊日記原稿（1999）
這批資料是在1996年底，由加拿大回到台灣。但是在半年之前台灣神學院就以經由陳宏文處得到一套影印本，這是我第一次接觸馬偕日記的手稿。
嚴格來講，除了第3、4冊以外，馬偕的英文不難辨識，只要瞭解他的書寫習慣，閱讀日記原稿不是什麼問題。
我由1999年底開始將他的日記原稿抄寫成電子檔案，這個工作費時4年的時間，我在2003年完成12本日記的全部內容抄錄完成，在抄寫的過程當中，我也利用和噶瑪蘭族相關的資料在2000年的平埔研究國際研討會中發表一篇論文。
馬偕日記特別之處在於，他從1871年舊金山開始寫到1901年2月12日為止，沒有間斷的寫了30年的日記，而且還保存下來。這套日記應該不只是長老教會，應該是屬於台灣人民的共同文化財。
我在2000年底離開聖望教會之後，搬到淡水竹圍居住。在那裡一邊抄寫馬偕日記另外一方面也開始向荷蘭萊登大學申請入學。
荷蘭萊登大學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400年紀念會（2002）
正如前述能夠前往萊登大學求學和包樂史教授有很大的關係，但是首度和包教授見面應該向前推到1991年，我前往台灣大學歷史系旁聽曹永和教授開授的「台灣史專題研究」有關。由於曹老師是當時台灣唯一的荷蘭史學者，所以在他的授課時也教授荷蘭文，有一次包樂史來台拜訪曹老師，這是我第一次和他見面。由於他的研究集中於詮釋荷蘭宣教師在台灣的「教化」工作，這和我研究宣教角度有些許重疊，由於當時台灣的學生還沒有人作這方面的研究，所以這引起他的注意。
1993年平埔研究工作會的國際研討會中，我們前後同台發表論文，所以當2000年荷蘭開始進行TANAP計畫之時，他就邀請我參加。
所謂TANAP計畫是「走向夥伴的新時代」（Toward
a new age of partnership）的英文縮寫。這個計畫推動以前，聯合國的教科文組織剛剛通過將「荷蘭檔案」列為「人類共同遺產」的一個項目。所以荷蘭政府便藉以推動TANAP計畫。這個計畫分為兩個支計畫，第一個就是計畫和保存有荷蘭檔案的國家合作（包括印度、斯里蘭卡、越南、泰國、印尼、日本、台灣、伊朗和南非等地）的檔案館合作，登錄他們所擁有檔案的數量並且編制目錄。第二個支計畫就是邀請這些國家的歷史學研究生前往荷蘭學習17世紀荷蘭文，以便將來回國研究該國相關的檔案資料。由於台灣的聯絡人並不知道我的出身，所以包教授的邀請並沒有到達我手中，我想這是上帝的意思。因為2002年前往荷蘭有更重要的事情。
我在2001年最後一天到達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稍事休息之後我走出萊登街道，當時我的內心極為興奮，因為多年以來前往荷蘭進修的心願得到實現。並且上帝的恩典實在非常豐富，萊登大學不僅提供學費的全額獎學金，另外也包括在荷蘭的生活費以及台灣和荷蘭的來回機票。當時我手上拿著荷蘭基爾德到超市購買生活用品，當時沒有意識到隔天基爾德作廢，全部要換成歐元使用。這位我們帶來相當的不便，直到一個禮拜以後才逐漸步入正軌。這就好像我的第一次在荷蘭的求學也是如此。
到荷蘭唸書是我第一次在國外唸書，雖然我的英文在日常的生活使用沒有問題，但是要以英文為基礎進一步學習荷蘭文，對我來講是個很大的挑戰。當時我已經40歲，在這個年紀學習一個完全陌生的歐洲語言實在不是簡單的事情。再加上我的英文學習完全是倚靠不斷的對話和閱讀來學習，所以我對於文法的掌握比較弱。而荷蘭文則是個非常注重結構的語言。（雖然不像德文那麼嚴格），但實在也是夠我受了。
在萊登大學期間剛好碰到「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V.O.C.
成立400年週年紀念。
對荷蘭人來講，東印度公司所代表的不僅只於是一間商業公司而已，他所代表的是荷蘭的「黃金時代」，在那個時代荷蘭所擁有的兩個勢力（power）是商業和武力。擁有這兩個力量，所以17世紀荷蘭的船隻巡戈於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其聲勢不下於現在的美國艦隊。所以當時荷蘭人也在自問，「荷蘭人的黃金時代是否有再現之時？」。
由於我們的研究主體也是荷蘭東印度公司，所以我們這些學生也受邀參與荷蘭政府在海牙舉行的紀念會，這次的紀念會中和荷蘭的女皇碧翠斯和皇儲見面。但是對我來講更有意思的是和荷蘭檔案館館長見面的談話。
因為在紀念會舉行以前不多久，我才TANAP計畫的秘書手中拿到一批由印尼檔案館寄到萊登大學的資料，那是17世紀台灣教會的史料。總共有500頁左右的會議記錄和往來書信。這批資料在鄭成功趕走荷蘭人時，由台南的熱蘭遮城運往巴達維亞，然後就淹沒在檔案館當中，經過了300年左右才由荷蘭檔案館員發現。
我想在這個過程當中，上帝的安排實在非常奇妙，如果我是在2001年到荷蘭，那麼大概沒有機會接觸到這批資料。
先前說過荷蘭文的學習對我來講實在不是簡單的事情，所以在學習將近半年之後，我決定要學會這個語言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使用它，於是我就開始翻譯依位和蘭船長的航海記錄。2003年初，我將全書翻譯完成，並且交由城邦集團的果實出版社出版，《黃金時代─一個荷蘭船長的亞洲冒險》。
國史館「卸任元首口述歷史計畫」（2003-04）
2002年底回到台灣，拜訪國史館張炎憲館長、剛好他們正在進行「卸任元首口述歷史計畫」，他們需要有人整理李登輝前總統早年相片以及宗教哲學的主題。將近一年的時間在國史館服務，對我來講這一段時間對我最大的收穫是相片的編輯工作。由一堆的相片中尋找可以連結並產生意義的照片，我覺得再進行這種工作的時候就像是一個真正的歷史學者。
至於宗教和哲學的部分，由於先前主要的口述歷史是由鄭仰恩老師進行的，我的工作只是在他完成的基礎上，作進一步的釐清而已。
美國密西根荷蘭市「威士登神學院」（2005-06）
2005年暑假，我第二次出國進修，這次前往美國。2004年申請學校的時候鄭仰恩老師希望我能夠前往普林斯敦就學，但是我更大的興趣是到威士登神學院求學（雖然這間學校的名氣不若普林斯敦大學響亮），因為這是荷蘭人後代所居住的地方，我既然已經決定以荷蘭史作為研究的主題，到威士登會比其他地方更有意義。
雖然這次的求學沒有和台灣相關的重要史料出現，但是我卻發現荷蘭人到達台灣的同一年也在北美東北角設立「新尼德蘭」殖民地。而這個殖民地在1664年被英國佔領。這兩個地方實在很有值得比較的意義。所以我在威士登的論文便是比較荷蘭改革宗教會在台灣和新尼德蘭的傳教工作
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2007-）
2007年8月，我第三度出國求學，和先前兩次不同，我這次是自費求學，實在非常感謝中崙教會林元生長老、林皙陽傳道、中央教會和東門教會的協助，讓我能夠順利前往阿姆斯特丹求學。這次的進修最重要的不是在有新史料的發掘，而是將先前所蒐集史料的運用在論文的撰寫之上。
回顧這十幾年來與台灣教會歷史的關係，可以清楚的看到上帝一步一步的帶領與我同在。而這段時間以來，我對台灣教會歷史也由學術的興趣，為台灣的使命轉化而成為為上帝服事的使命感。其實用最簡單的一句話來講，就是「告訴台灣人，上帝過去400年來在台灣的作為」，我想這就是上帝呼召我的源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