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 陳乃菁撰「郭佳信神父：台灣人要有屬於自己的價值」《新台灣新聞周刊》361期 2003年2月20日。

郭佳信神父（Ronald J Boccieri）在彰化埔心羅厝天主堂付出大半的青春後，因為協助陳菊，被迫承受他一生最大的痛苦被迫離開台灣（1979年）。曾有長達十多年，郭神父對台灣魂牽夢縈，歸返之路卻如此漫長。至1993年才得訪台。2003年初他再來台3週。 

◆這裡，什麼都不能說...

1962年，天主教聖馬利諾教會的神父郭佳信，被派至台灣彰化埔心羅厝天主堂成為駐堂神父，一方面從事傳教工作，一方面深入當地社會，輔導青少年。學了一口標準台灣話的郭神父，很快地就獲得當地人的信任。

「我來到台灣，才知道台灣是個什麼樣的地方。到這裡我才發現，在台灣這個也不行說，那個也不行說......，」「我感覺很不爽快，因為都不能說，我來這邊工作，有什麼路用？」事隔多年，個性耿直的郭佳信神父想起那戒嚴壓迫的年代，依然氣憤填膺。

「尤其是那些年輕的學生，什麼事都要被別人管，頭髮要被管、衣服也要被管......，從小就不能有自己的想法，那款事情也會讓台灣人不敢團結，不敢提出反對意見。」面對社會不合理的壓迫限制，郭佳信神父總忍不住想「管」，於是他經常跟來到教會裡的年輕人比喻說，台灣人要是再這樣被壓迫下去，自尊心都快被磨光了，只會變成別人的傀儡玩偶。

在日治時代是日本政府的傀儡玩偶，在國民黨威權時代又是國民黨的傀儡玩偶，被執政者拖來拖去。「最重要的是台灣人要找回自己的自尊心。做一個老百姓，如果沒有自尊心，你就不是老百姓，你是牛！」郭佳信神父說。

也因為這樣，郭佳信神父在為彰化當地年輕人上美術課時，不會指定學生要做什麼，而由他們自己選擇想做的東西，一步步引導他們建立自信和自尊，告訴他們台灣擁有自己獨特文化的，與中國、日本都不一樣，「台灣人要有屬於自己的價值」。

◆台灣話一點都不粗魯！

不管會不會得罪別人，面對有些外省人對台灣人及台灣話的歧視，神父郭佳信會氣呼呼的替台灣人辯駁，「台灣話一點都不粗魯！台灣話比北京話的歷史還要久！」他說，那個年代有些外省人對台灣人不了解，以為台灣人拿到權利，就會把外省人趕出去，讓他們無路可走......，「我跟他們解釋，我遇到的台灣人，包括黨外運動人士，沒有一個是這樣的，台灣人很能接受外面的文化，自己有什麼熱鬧，不會去分你是哪裡來的人，都會很熱情的邀請你，你會覺得台灣人不好，那款事情是你們自己想的，那是因為你自己都沒有尊重台灣的文化。」

郭佳信神父表示，他到教會最主要的目的，並不是「傳教」，而是想做一個可以協助解決社會問題的人，雖然他這樣的觀念曾經引起教會同事的反對，認為他偏離神職上的主要工作，隨後也為他招來許多政治上的麻煩，但他仍堅持這樣的信念。「我二十八歲時選擇做神職人員，就是想這一輩子不要只是為了利益做事，不想為了錢做事，而是真的為社會公義做事。」

郭佳信神父這樣的理念，也吸引許多當時為台灣民主及社會運動所努力的朋友，譬如現為考試院長的姚嘉文、總統府國策顧問謝聰敏、勞委會主委陳菊等人，都是羅厝天主堂的常客，「來者不拒」的郭神父從不論對方背景為何，也從不管會不會招來警察的騷擾。

◆最壞，只是被驅逐出境

1979年，陳菊因為蒐集政治犯名單，並陸續將雷震的文稿送往國外，被警總在午夜搜查住處，於是透過台北幾位外籍傳教士的幫助，到埔心羅厝天主堂避難，躲進天主堂後的修女院。「我跟郭神父說，我不願拖累神父......，國民黨情治單位正全面搜捕我，沿海地帶和機場都有我的照片，我已是插翅難飛。」勞委會主委陳菊回憶道，「郭神父安慰我，說他是個美國人，最壞的情況只是被驅逐出境，他不怕被株連，保護我免於受迫害才是他對信仰的實踐。」

陳菊在羅厝天主堂躲了五天，第六天近百名警察將天主堂團團圍住，將她帶走。「郭神父眼看修女院四周密佈要抓我的人，聲音都哽咽了，一直拍我的肩膀說：『天主保佑你，你一定要勇敢』。」陳菊說。

因為協助陳菊，神父郭佳信被迫承受他一生最大的痛苦︱驅離台灣。

郭佳信神父深深地懷念台灣種種，雖然美國是他的原鄉，但他反而更寂寞。「你真的是美國人嗎？」許多時候，美國人會如此質問他。白皮膚、藍眼珠，卻說了一口自如、無任何外國口音且俚語流利的台灣話，想到台灣，他思念綿綿，如果說人的感情靈魂也能有個國籍，郭神父的國籍，應該是台灣。

◆十四年的思念之苦

「被國民黨政府趕回美國以後，我好想好想回來台灣，別人只要跟我提到台灣的事，我的心就真甘苦。」郭佳信神父說他被驅逐出境後，有很長一段時間無法平復心情，回到紐約州的家鄉，他在大學擔任心理諮商的工作，每一年都試著申請回台，卻每一年都因被拒絕而傷心不已。然而當他禁不住懷念之情，與其他美國人提起台灣事的時候，得到的，則常是「聽聽就算了」的冷淡回應。

直到1993年，在姚嘉文等人與外交部再三交涉下，神父郭佳信才得以在飽嘗十四年思念之苦後，第一次重新踏上台灣的土地。

「參與台灣民主運動的過程，對我來說是相當孤立且無援的，很難與國際接軌。像郭神父這樣過去居住在台灣、對於人性及人權都能尊重且維護的外籍人士，可以說是我們有力的依靠。」勞委會主委陳菊表示。

「台灣爭取民主的過程相當艱苦，絕對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許多人犧牲付出生命和青春......，那樣的奮鬥，是為了爭取人類社會一個美好的理想，但那樣的理想，現在已被很多人所漠視、遺忘。」陳菊語重心長地說，「這個社會變得沒有太多的正義，對於曾協助過我們的人，我們現在卻缺乏對他們的協助和感謝。」

◆我老了，台灣也變了

「這次再看到郭神父，覺得他老了不少，在那邊的生活好像也很孤單的樣子。」陳菊感嘆，台灣社會對於過去那些曾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努力付出的人，仍缺乏應有的尊重，似乎認為理所當然，很快就遺忘他們的存在。

然而，郭佳信神父似乎一點都不以為意，只是謙虛的說，自己只是做該做的事，而這一次再度回到台灣，看到很多老朋友，看到很多學生都長大成人，心裡實在很高興。「回台灣，每天都被學生和朋友帶著繞來繞去，每天都很忙啊，還有人借手機給我用，不然大家都找不到我。」他咧嘴開心笑著，但又忍不住擔憂地說出對台灣現況的關心，「民主運動是一輩子的事，做這種事不是為自己，也不是為了得到利益，不是說做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休息了......，現在才是剛剛開始而已。」

郭佳信神父過去教導的學生，現在都已四、五十歲，成家立業，許多人盼望在美國沒有親人的他，能就此定居台灣，但礙於國籍問題，再加上郭神父年歲已高，此願望恐難實現。「如果我再年輕一點點，我一定會回到台灣，我現在老了，台灣也變了好多，我什麼路都不認得了。」斑斑白髮的他，說得有些落寞。

2003年年初的台灣，當年曾經打壓台灣民主及人權的從政者，沒有為過去說過任何道歉，更趁著台灣人對過去歷史認知已變得模糊不清之際，大剌剌吹捧起一股「經國懷舊風」......。2月17日，回來台灣短短三個禮拜的郭佳信神父，悄悄搭上飛機，飛離這個曾令他輾轉難眠的心靈故鄉，飛離了他記憶中的美麗之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