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進一步學習台灣話』    

戰爭結束了，整個國家局勢亦頓時改換。不管是在以前的世俗眼光中能上貴族學校者爾或是未能進入高等學校者，兩者之間已無太大差異了。即使我在日本語的漢文測驗中得滿分，但在不會說中國話的情形下，等於幾近一個聾啞。

在我幼稚園時，父親常抱著我坐在他的膝上以台灣話學習漢字，如三字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而後升上小學之後，則改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但若不知其義的話亦即無樂趣可言了。

假如當時我能在台灣人的主日學中上課，且學習以羅馬字拼音（白話字）的話，或許今日我亦能以台灣話閱讀聖經了。但就是因為我參加的是日本人的星期天基督教會學校（日曜學校）而錯過了那樣好的機會。

去年（1995年）母親過世回台奔喪之際，我在教會中連台灣話的聖詩都不會唱，想來真的甚感羞愧。也因此前往一家名為新樓書房的書店為的是購買學習台灣話的教學錄音帶。雖說如此，但幾近古稀的年紀，頭腦已不復當年的記憶能力，此一來又是三分鐘熱度罷了。若說當年我能用心記憶父親教我的語言且繼續學習中國話的話，或許今日我的日本語以及中文均能應用自如了。但為時已晚，後悔也只能是此時的感想了。

日據時代來到台灣的日本人，並無興趣學習台灣話。這種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的微妙關係，相同的即如：英、法、荷雖佔領亞洲的殖民地但卻不會去學當地的語言一般。更遑論如台灣話如此難的語言，相當然爾學習的人是幾近於零。

但是在台灣出生所謂的「灣生」的日本人當中，就我所知仍是有人記得台灣話、仍是有人願意學習台灣話。比如說，原台南實踐女子學校的校長，其公子三原正之先生在校友會誌中曾尋找學習台灣話的教材。已是十年前的事情了，當時在廣島召開的畢業同學會中，與我同屆的豐田幸一以及後藤正孝即自豪地以台灣話發表演說。這也讓我深知，戲劇人生的第一章幼兒期即須相當慎重。

但是反觀今日，完成台灣話字典的竟是英國人甘為霖牧師的「廈門音新字典」。他是以台灣話的表記法、教會羅馬拼音的方法來編續，且得其摯友陳大鑼先生的鼎力相助而完成此一巨作，實屬台灣不可滅之功績。時至今日的台灣教會仍是依照甘為霖牧師的表記法來書寫台灣話。

戰後，從大陸退居台灣的中國人，只對說標準中國話的人才不致多加限制。這種情形下，我們慣用的地方語言即被捨置不用，在公共場合時亦禁止使用台灣話了。

戰爭結束後，因北京話已成所謂的「國語」，台灣人也開始一窩蜂的學習北京話。當時的台灣人幾乎都不會說國語，但無論是誰都抱著學習的意願，因此多半的人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即能流利的說北京話了。

當時的我仍只是一個高中生，即使戰後已過了二個月，仍是沒有人會說中國話。為此，當時的校長下川履信先生，懇聘自京大「支那語科」（中文系）畢業的吳守禮先生歸台並回母校執教。吳老師即殷切、認真的從發音的啟蒙開始教授中國話。而我一直是到了將進大學之際才開始學中國話。

從那時候開始，市面上也陸續出現了學習北京話的小冊子，且銷售速度驚人。當然了，在人手一本的情況下，我亦有那樣的小冊子。相信所謂的「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不止如此，在我每天如廁之際，亦不忘隨身攜帶小冊子以便能隨時唸書。

我在戰後來到了美國，一晃眼歷經二十年後才第一次回來台灣。許久不見的高中同學也是大學的同學，為我開了一個歡迎會，期間才發現長年在外的我或許已不太會說北京話了。

當然這是有因可循的。在大學一年級時，學校有安排中國話的教授課程。當時任教的老師是一位甫自北京大學畢業、年輕漂亮的白慧貞老師。白老師的教學觀念中，書寫並不非常必須的，如此一來同學們更是不會抱著必死的決心去學習中國話了。反倒是對在日本統治台灣時期不曾遇過這麼年輕漂亮的女老師，相當好奇且有興趣，上起課來也頓時生趣不少，如此可想見同學是進步神速了。

在美國時，經常可見來自中國大陸的中國人。是一種恭維罷了，他們經常稱讚我的「您的中文發音挺好的」等等寒喧語。我想我的「北京話的恩師」非白老師莫屬了。

時序也不過五十年。風水的輪流轉，白老師因其是共產黨員身份的原因，聽說已被通緝了。但願白老師仍是健在的活著。

現今的台灣已是全面義務教育了，任誰都須接受國中教育。且對年輕的學子而言，「國文」都是共同必修課目。與他們相較之下，我這個中學畢業後才開始學習中文的半調子，猶如是天壤之別了。我也甚感困擾的即是，在我寫信給兄姐時可以以日文暢所欲言，但寫給弟弟時，則須有中文字典隨恃在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