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戰敗而廣開大門

 

 

劉革新原文日文) 1995年撰。

譯文見於劉克全編《永遠的劉瑞山》2004年刊 p.300-303 ;《半個日本人》第11章。


處在現今的社會中,若沒有接受過教育而想立足於這個社會,恐怕是不可能的事。在聖經中,要進入天國的門是相當狹窄的,就如同升學的窄門般激烈。

前幾天,我的學妹問我,明年母校也就是台南花園小學將舉行建校百年慶祝活動,我是否會參加?花園小學成立於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年一月,是在日本統治台灣初期所建的學校。

小學時代,經常可從校長口中聽聞有關伊澤修二以及已殉職的「六氏老師」的事蹟。馬關條約訂立於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年四月,但直至六月,日本軍方才進駐台北城。而後在七月中旬時,伊澤修二設置了日本語教學所,這一連串的變化不但快速且驚人。又在三年後,設置了花園小學,但當時的授課地點多半借助孔廟進行。台南的孔廟興建於清朝時期,是全台灣最古老的文廟。入口處大門則刻有「全台首學」等字樣,聞名全台。

日本統治台灣後,一開始在台灣設置的小學都是為了日本子弟所設置的教育機關,台灣人的教育則分別在寺廟或者是教會等地舉行。世界各國情形皆然,對待自己的同胞都是有別於其他民族,皆是以本國人民為第一優先考量,行有餘力再分給其他民族。

我的父親劉青雲在孩提時代,則是在太平境教會以及新樓書房的私塾中接受教育。及至中學時期,才得以進入在日本統治台灣時期即設立之長老教中學。父親的兄弟姊妹眾多,但幾乎都是受日本教育。但再近一步想想,他們身處的時代是無法接受學校教育,更甚而須遠至日本才能接受教育。當時的總務長官後藤新平並不認為殖民地的人民需要受教育,因此後藤長官除了普及醫學院以外,高等教育幾乎都是毫無貢獻可言。

所以,對在經濟上余裕的台灣人家庭而言,為了使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則須將孩子送往日本就讀。

但是,即使從學校畢業了,除了極少數人以外,台灣人幾乎難有一官半職可升任。或許是因為當時的日本並無殖民地政治的經驗,也或許是歧視台灣人,因此日本政府從未考量過台灣人的就業機會。

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畢業於日本慶應大學理財科的父親,也是因台灣人身分而不被錄用,當時普遍勸導進入蔣介石的軍隊。當時蔣介石急於成立革命軍,因此請父親任職為陸軍大佐。但當時,正與日本女子陷入熱戀中的父親,卻毅然決然的拒絕了一切。我曾經問過父親是否確有此事,父親即斬釘截鐵的表示確有此事。甫自學校畢業的張學良,年方二十四歲即任少將;而蔣緯國亦是在二十四歲那一年當上大佐。這在中國,先前的事或許是例外。

從我幼稚園直至戰爭結束的十數年間,一直都是與日本小孩一起上學,但從幼稚園到中學為止,是否有台灣的教職員則不得而知了。只記得小學時,在販賣部有一位姓薛的女職員;另外有一個與日本人丸山先生結婚,之後在當護士的台灣人,僅只兩人而已。在台南一中時,有一個後來改姓為竹田,文書課的人;但到了高中時好像完全都沒有了。

我小學時代的好友中,亦只有二個台灣人,即何榮庭一個成為大事業家的同學。另外一個小學四年級時,從當地(台)轉來的張良楠,但不久後他又轉走了。

在台南一中,日本人學生佔了大多數,台灣人能進入就讀者少之又少。但對台灣人而言,能進入日本學校就讀更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因此即使晚一年或二年進入就讀的人亦不在少數。對本國人而言,台南一中是廣開大門歡迎他們進入;但對殖民地的人民而言,卻是一道窄門。

而我則是萬分幸運的繼續升學,而後順利的進入舊制的台北高等學校。台灣的教育狀況一直到明石總督時代才獲改善。在高等教育機關方面,於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年設置台北高等學校、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成立了台北帝國大學、接著在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在台南成立了高等工業學校。

不久之前,看到了「台高會名錄」,在台灣學生的名字後面亦附有原畢業學校。根據名單,從台南一中畢業的學生,截至戰爭結束時,共計二十六名。且絕大多數都是以文科以及醫科為第一志願,只有在戰爭結束前入學的最後二個人是以工科為志願。

這些都是一見即可明白的事實,在日本統治台灣時期對台灣所開的門幾乎都是醫生與律師的職業,而這也都是千真萬確的事情。不管是升學或者是就業,殖民地的人都是倍受歧視、排斥的一方。

戰爭結束後,學校又再度復課,而學制也從原先的仿效日本改為仿效中國,但學校的名稱亦從台北高等學校改為台北高級中學。不過,另一方面日本的舊制高校,亦紛紛升級為大學,如此一來台北高校在不久後又再度降級了。但對我們而言,最重要的仍是升學考試。當時在籍帝大預科的人,可以不須經由考試即可進入大學,這件事情亦是引起軒然大波。

當時我住在七星寮,與他人商量的結果,即懇請洪達觀眼科醫生以及杜聰明博士等有力人士,請他們代我前去向大學交涉。最後,我們全部的人都不須經過入學測驗即可進入台大就讀。假若當時沒有人幫忙的話,即使我們全力以赴去參加考試,但在中文閱讀方面不佳的情形下,不知又變成如何?

但是事實上,先前的擔心根本是不需要的。日本送還台灣大學,當時的學生人數蓼蓼可數,光是取得遞補學生名額就是相當辛苦的事。因為大學預科部的學生大多是日本人,只好緊急地成立「先修班」,開始招收學生。另一方面,在台北高校部分,新就任的張金潤校長,帶著一家大小來到了台灣。第一屆台北高級中學招收台灣人約八十名,第二屆則約一百五十名。在那些學生當中混雜著以前難以進入之台高普通科的在籍生。但是到了第三屆之後,人數則銳減。因為在學校名稱方面,即使是附有光環的台北高等學校,一與其他舊制的中學一比,頓時只變成了高級中學。但之後,建有氣派校舍的台北高中後來改制為現在的師範大學。

另一項要注意的是,在名單之中,與我同屆的學生中,包括在戰後入學且畢業至台北高級中學的人,在後來幾乎全都進入了台灣大學。

戰爭終於結束了,在台灣一向是窄門的升學門,瞬間成了「大門」,就如同潰堤的河川,不但你不但我大家都能繼續升學了。

另外介紹一個住在台南的人。他就讀於日本小學,而後當然與日本人一起接受中學入學測驗。當時的申請書中皆須附上戶籍手抄本以及健康檢查報告。在之後的第一次考試中,項目包括了身體檢查、體能測驗、口試以及有關國民精神、德性的筆試,通過第一次應考者方能接受第二次考試。第二次考試中,則有文章修改、算數、國史等筆試測驗。但是他在第一次的考試中落榜了,後來又再重唸小學的高年級一年,翌年再接受一次入學挑戰,但結果仍是和去年一樣名落孫山,後來才知道原因。因為戶口名簿中記載他的父母親分居,因此使得他無法入學。在這些中學中,對於台灣學生都會刻意找出許多細鎖的事情當作理由而特別刁難。

最後,他則是比其他人晚了二年才進入台灣人就讀的中學。戰爭結束後,他則是進入前面所提及的台大先修班就讀,後來還是畢業於一般認為難唸的台大醫學院。他的祖母則是高興的掛唸著「光復得福」,似乎是意味著台灣光榮的回歸祖國,一切也將開始得福運。在當時,光復因日本的戰敗投降而與台灣人的幸福牽扯上關係。

假使當時台灣的殖民地政策仍繼續下去的話,只能一生死守著小學教員或者警察官的人,亦會出現榮獲博士的大學教授。

李登輝總統即是當時舊制台北高校的學長,之後畢業於稱為公學校的台灣人國民學校,不過並未考上師範學校,之後比他人晚了一年進入沒有日本人的淡水中學就讀。

或許台灣人並不會把話說出口,但心底對日本人確有一種難以言喻、錯綜複雜的情緒。在戰後,多數的日本人也開始反省對台灣人的差別待遇,而後抱持著互惠的情誼繼續交流,如此亦是一件相當值得慶賀的事。

但是,有一部份的議員先生以及教授們,至今仍是稱讚過去日本的統治相當成功,但對於深知過去日本人極度歧視台灣人的我們而言,相較於他們的不涉及台灣史書,只能抱以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