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蕉兵時代的回憶』

 

 

劉革新原文日文) 1995年撰。

譯文見於劉克全編《永遠的劉瑞山》2004年刊 p.305-314 ;《半個日本人》第12章。


日本佔領台灣時的台北高等學校為日本最南端的高等學校而散發異彩,其校徽是以三片香蕉葉及「高」字組成,因此高校同學會就戲稱「蕉葉會」。1945年,也就是大戰結束的那年3月,日本當局即下達軍事召集令。我們台北高校的學生被編成二個中隊來擔任保衛台灣的部分兵力,所以我們這群學生部隊便自稱為「蕉兵隊」。1995年適逢戰爭結束50週年,因此寫下當年學生兵時代的種種回憶,以為紀念。

日本有史以來第一冊文字記載是由椑田阿禮口述,由大安萬侶筆錄,為有關傳說時代的歷史「古事記」。我相信各位蕉兵隊員一定也還記得大戰期間在八里、大屯、七星等地親身經驗過的種種事情。我們既然身兼阿禮與安萬侶一身,能說且能寫,那麼當是應該將大家身為蕉兵時代的經歷呈現出來,為那個時代作見證,也免得我這篇文章淪為虛構之說,所以請各位學長踴躍提筆,一起為歷史作見證。 

一、               台北高校入學前

昭和20西元1945)2月,當我們參加台北高校入學考試時,硫黃島決戰正如火如荼地進行中,因軍方刻意隱瞞戰爭時況,所以老百姓並不覺得戰火已是迫在眉梢。翻開地圖,就可發現硫黃島約和台北同緯度,和日本距離相當於從台灣到日本九州的距離而已。

入學考試後不久即放榜了。台南一中的畢業生共有6名被錄取,且因應當局之需要,全部進入理工科。不幸的是,才剛接獲入學通知的川中忠雄於31日台南大轟炸時,在校區內被炸身亡,當時我就在不遠處,也差點送命。若他還活著,必然也將成為13862部隊,第五中隊蕉兵隊的一員。

先談談川中同學死亡前的最後時刻。2月一日當天早上,台南一中的學生們去學校附近的空地種地瓜,收工後回到學校午餐。中午12點時,我拿著步槍到存放日本天皇玉照的真影奉安室輪值衛兵,川中則於一點整來接班。換班後,因堂弟和鄰居的孩子來學校參加入學考試,我就往校園方向走,想去探望他們。就在那時,突然空襲警報聲大響,不久就看到一大編隊的B-25轟炸機群從安平上空向市區侵入,這時我才警覺到這次的警報與以往不同,是真的有大空襲。當時校區內的防空壕已全部讓給來參加入學考試的學生,因此我只得以雙手掩護雙眼和耳朵,趴在大樹下,求神保佑。不久爆炸聲此起彼落,剎那間整個學校已變成阿鼻地獄,同學淺野一郎則被炸死在我身旁,之外其他兩個同學也被炸身亡,川中則失去了蹤影。隔天,看到川中的妹妹站在防空壕旁,哭紅了雙眼,守護著半身還埋在溝壕裡的哥哥的遺體。那天,如果晚十分鐘換班,則川中與我的命運可能會整個對調過來,一想到我是他去世前最後一個談話對象時,真不知該如何去安慰他的家人才好。

為了趕上320日台北高校入學典禮,我特意提早了一天北上。當時台灣的制空權已淪落美軍手中,為了安全起見,我決定乘夜北上。傍晚到台南車站等車時,發現從高雄開往台北的火車早已被逃離旅客擠得水洩不通。我拿著行李袋,前前後後忙亂奔跑,卻不得其門而上。正當無計可施時,得上帝保佑,在我前面的車廂,有一位乘客因車內空氣污濁而將窗口推上。我趕緊抓住機會,懇求他將窗口開高一些,然後車箱內連廁所都擠滿旅客,根本無法動彈。等天亮到達台北市下車時,看到車廂內到處濕濕的,且有些尿臭味。

下車後,從車站提著行李走向住在大安十二甲的姑媽家,途中又傳來警報聲,已有遇襲經驗的我,比一般台北市民警覺,早已一步跳入防空洞內。躲警報時,因為太疲倦了,幾乎睡著了,等警報過後,到達姑媽家時已過了中午。

二、               高校生活第一天

抵達台北的第二天終於走入夢中的台北高中大門,並住入七星寮宿舍。大石舍監親切地帶我到北寮二樓第四寢室。當夜在燈火管制下幽暗宿舍餐廳內舉行迎新會。學長們致歡迎詞後,全體靜聽瀨川治久陳述川中喪生的情形,然而除了南部學生之外,其餘的人好像無法體會那種在炸彈下逃生的恐怕感受。最後所有的新生一個個上台自我介紹,並說出對將來的抱負或希望。由於我的日語帶有濃厚的台灣腔調,且幼時又被教以「無言便是德」有耳無嘴,加上本身缺乏領導才能,因此站在台上面對眾人時,竟膽怯得說不出話來。不過四十多年來,本來膽小木訥的我,早已變成喋喋不休的人了。離開台南之前,我迫不及待地請人在學生帽前端繡上我渴望已久蕉葉校徽,但報到後與真校徽一比,立知真假。戰後復學時,學長王育德將他那神氣十足校帽真品送給我,使我如獲至寶,這位王育德先生就是曾成功地向日本政府交涉,使日本發放弔慰金給二次世界大戰中,為日本戰死或受傷的台灣軍人。這種交涉本應由政府負責執行,但是由於政府無能,反而由被政府通緝的王育德先生來完成,所以誰才是真正關心台灣人的利益,不是一見分曉嗎?邱永漢所著「わが青春わが台灣」一書中,有王先生戴著台北高校校帽的英姿,而五十年前我也曾有幸帶過同一頂帽子。

開學後,學校現有的防空壕已不足容納所有的學生,因此校方覺得首先即必須趕建避難所。在標榜學術自由的學校裡,大概從沒想過有防空壕的必要,所以只有一些裝飾、濫竽充數的防空壕。因此開學的第一天,學校就派全體學生前往距離學校約15公里處,步行約需3小時的草山(今陽明山),每人用繩子拖著一根大圓木。經草山街道、宮前町、運回學校,作為防空壕的建材。不過因為學生們在326日便應召入伍,來不及建防空壕,所以那些大圓木,直至戰爭結束之後如是仍堆集在校園中。

戰爭期間,台北高校並未蒙受炸彈其害,這是有原因的

原來大戰前,在高校任教的美籍教授George Carr,戰爭時回美國任職海軍顧問,由於他的極力維護,高校才得以免於美軍的轟炸,不過帝大(今台灣大學)倒是蒙受多次炸彈的攻擊。這位Carr教授戰後任駐台副領事,於1966年在英國出版了「Formosa Betrayed」(被出賣的台灣),這本書以嚴厲的口氣批評國民黨對台政策而聞名於世。台灣民主化後,這本書的中文版亦在市面上通行了。

三.    蕉兵入伍

1945326日奉召入伍時,我已是個17歲又3個月的青年。當時的同盟國德國徵召15歲以上的少年入伍,甚至還有更小,稱之為「希特勒幼根德」的孩子們也穿上軍服,加入戰爭的行列。

326日當天,我依照召集須知,只帶些內衣褲和背包,其餘的日常用品則都帶到北宿舍二樓第六室寄放,然後便去部隊報到。住在台北地區的同學大多由父母親陪同前往報到,但我們這些住宿生則沒有福氣享受父母親叮嚀的溫情。

在入營通知單上特別強調「自帶背包」,因為軍隊已沒有任何存貨了。為了背包,我真是傷透了腦筋。所幸天無絕人之路,當我去求助於住在七星寮後面的單身叔父時,他馬上把用米袋改制而成的唯一背包「借」給我,替我解決了燃眉之急。不過,當我看到那些通學生從家裡背著高級背包,好像是去部隊遠足一樣,真令我感到不好意思又不自在。

報到後,每人分發戰鬥帽、衣服、褲子、靴子和綁腿等等,武器是一八式的槍及配刀,還有用泥燒製而成的泥盔。全副武裝後,看起來真像正在玩戰鬥遊戲的小孩子,不同的是衣領上多了一顆表示二等兵的黃星階級章而已。這就是我當「大日本帝國」陸軍軍人的雄姿,也因此康州住家附近的中國人給我的暱名即是「皇軍」。幾年前,當昭和天皇駕崩時,我曾經去過紐約的日本領事館,在簽名簿上簽下了「第13862部隊陸軍二等兵劉革新」,以示弔意。入伍後,我被編入第五中隊、第一小隊、第二分隊。中隊長則是富村勇四郎學長,他是一位頂天立地、負責任的男子漢。其他尚記得名字的有,濱野光雄、幸田秀夫、桑木宏、森田耕等高年級生;另外還有奧井雅衛、斥井光、野田宏、高橋昭、以及野村理等低年級生。

每天,起床號一響,大家便爭先恐後的奔向洗臉台和廁所。有一日本俗諺「快吃快拉」,這也算是一種藝術了。但是正值發育中但又吃得少的男孩那有什麼「渣」拉得出來。記得在廁所牆上曾有人這樣寫「Essen and Fallen, fallen and essen, das ist das Prinzip des Lebens」。直到戰爭結束我們畢業時,這句廁所名言仍是完好如初。

早餐是米飯加上沒洗乾淨,連小蟲一起煮的菜葉湯,雖然軍事訓練如同兒戲,一點也不覺得辛苦,但是平時因睡眠不足,加上營養不良,所以晚上站衛兵真是讓人受不了,不過幸好我只輪過一次而已。

有一件事我至今仍疑惑著。據說日本人一天不洗澡就活不下去,但我們入伍十多天也都沒洗過澡,全身散發軍人特有的「氣息」,可是怎麼大家都活得好好的呢!

軍隊生活雖然辛苦,但也有開心事,雖然我們剛入伍不久,不過星期天卻照常放假,准許外出。我因不太熟悉台北市區,所以便跟著大家一起逛街。走啊走的,突然大家一窩峰的衝入八角堂,原來那是西門町最有名的餅店。我不禁想起以前常看到駐紮在台南市的步兵第二連隊的新兵們,頭戴紅色軍帽,在台南火車 站解散後,便急忙奔向サカリバ去打牙祭的情形。這真是人同此心,彼此彼此。 

四、 移八里

整個戰爭局勢以驚人之速開始惡化。我們入伍不久,硫黃島守軍全體光榮戰亡。3月底美軍開始進攻沖繩島,4月初小磯內閣請辭,由鈴木貫太郎取代首相之職。超級戰艦「大和號」以必死的決心,在僅只裝備單程燃料向鹿手名出發,同時日本以敢死特攻隊一波一波地撞擊美艦,得到些許戰果以延緩戰敗之勢。

美軍奪回菲律賓群島之後,大家以為下一個目標就是台灣。當時美艦隊司令尼密茲上將主張進攻台灣,而麥帥將軍則主張直取沖繩。經與羅斯福總統在夏威夷召開討論會之後,決定採取麥帥將軍的建議。麥帥將軍之所以決定直取沖繩是特別有原因的。原來麥帥將軍智囊團中有一位蔡姓台灣人,他曾對麥帥將軍力陳台灣人並不是日本人,因而左右了麥帥將軍的決策,也扭轉了台灣人的命運。當時美軍若進攻台灣,我們這些頭戴泥盔、手拿一八式廢槍的蕉兵隊,必定會全體喪生吧!尼密茲司令的兒子後來也晉升為海軍上將,退役之後曾在我們公司當了好幾年的CEO

我們奉命於45日早上,從台北高校轉移八里庄。途中行經北門、大道埕,然後渡大橋到淡水對岸的八里庄。八里庄左邊面對優雅的觀音山,右岸隱約可見七星、大屯諸山,那些山峰看起來好像伸出雙手,要將我們擁攬在懷似的。當我們在台北市區行進時,還蠻像受過良好訓練的軍人,但一過淡水河,我們便三三兩兩地散開到馬路兩側,低頭默默地走向目的地。期間曾經聽到警報聲,但並沒有任何美機出現。下午3點,我們終於到達八里庄國民學校。那些為了實施義務教育所蓋的教室等建築物,比起我讀過的為日本人子弟所建的小學教室實在差的多了,但那卻已是八里庄最好的建築物了。我們以為已到達目的地,沒想到住所卻是在稻田盡頭,還要往山上走二公里的深山裡。一直到近日暮時分時,我們才抵達目的地,與上野隊會合。 

五、掘山洞

為了對抗裝備精良的美軍,日本發明了一種山洞戰術,就是

在山腰或懸堐到處挖洞。當美軍登陸時,日本軍隊便如狡兔般躲在洞窟內,等待適當時機才出來對敵人射擊。

我們歸屬上野隊的第2天,便開始興建營房以及挖山洞的工作。分配給我們小隊的茅草房屋太小,不夠全隊人員住宿,我們便自己動手,以不熟練的雙手,利用供給的木料、竹材和茅草蓋了新茅屋。新屋完成後,唯一的工作便是不分日夜、輪班以鏟子和畚箕不停的挖山洞。雖然這不算是非常粗重的工作,但是因為食物不足、再加上體力不支,所以在休息時間只能靜坐閉目養神。有強烈精英意識的我們,面對這種可悲的事實,不只感到失望,心中更覺茫然所失

在約六、七寸寬、數丈長的土溝旁插上幾根茅草,那就是部隊重要的公廁。因怕「納稅」時土地公好心找零錢,所以將腳台加高一點,以防止土地公的好意。當「奉獻」滿額時,就將泥土覆蓋在上,然後重新再挖一條土溝。我曾經問過一位曾參加越戰的退伍軍人有關公廁的問題,結果答案是大同小異。據參加過越戰的一位朋友說,他曾經在最前線拿著槍蹲著如廁時,突然遭到越共攻擊,幸好沒有命中。

近來女權高漲,有許多女兵入伍,將來在戰場上萬一內急的話,羞答答地,如何能就地解決呢?所以我認為女兵們還是最後留在後方當勤務兵算了。

在上野隊,泡水澡是最奢侈的享受,要好幾天才能輪到一次。雖然只是在圓鐵筒內浸浴,稍嫌簡陋,但總比路易十三世未能在澡盆內洗澡要好得多了。

伙食不良、加上睡眠不足,所以最使我們高興的是下雨時早點名改在室內,即使只能多睡五分鐘,也很不錯。每天晚點名後,照例得出聲背誦軍人諭。從鄰合房內不斷傳出「ヒトツグンジンハチユウセツヲツクスヲ      」的背誦聲,他們雖然永遠背不起來,但卻從未聽到隊長的叫罵聲,也許他知道要求不會說日本語的阿兵哥們背誦艱澀難懂的諭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吧!日本自昭和17年(1942年)開始在台灣徵召台灣人當陸軍特別志願兵,到199月徵兵制也及於殖民地百姓,因此皇軍中也有很多不懂日語的士兵。據厚生省(社會福利廳)留下的資料顯示,日本曾徵召二十萬七千多名台灣軍人和軍夫,其中約三萬三千人戰死或病死軍中。

4月中旬某一天,突聞特別集合令,命每兩人為一組,下山前往八里庄國小去各搬一袋米回來。赤井和我為一組,我們用繩子綑住米袋,然後吊在竹竿中央,合力抬回來。我們最先到達,其餘各組則陸陸續續,慢慢地回來。原來他們在途中以尖筒插入米袋,引米出來生吃,這時我才明白軍中術語「    (插食)」的由來。 

六、從山上到海岸

當我們正為每天挖洞窟的例行公事感到苦惱之際,突然得到

一個好消息,奧井、赤井、野田、高橋、野村和我六名蕉兵和新井伍長被派去轉屬靠近海岸的松尾分隊,至於被編入松尾分隊的理由,當然還沒有對我們說明,松尾分隊隊員大部分是台灣人。

我雖然也是台灣人,但改了日本姓(邦室)所以平時和日本同學在一起時也不會覺得不自在。戰後有一段短時間,台灣人對與日本人有深交的同胞採取制裁行,我因台語帶有日本腔,就如今天年輕的台北人說台語帶有中國腔一樣,所以差點挨揍。

昭和15(1940,日本在台灣發起改姓運動,當時三弟剛好準備考中學,他的導師乃力勸三弟改姓,家父雖然極力反對,但終究無法抗拒事實之需要,乃將只14歲的我立為戶主,和大姐、三弟、四弟另立新門戶,家父和大哥則留在原戶,保持原姓,所以大哥和我有一段時期是同父同母卻不同姓的兄弟。

本來我期待著海岸的勤務會比在山上時輕鬆一些,但是當看到理乙小隊全力趕工建築碉堡的情形,我們的心一下子便涼了半截。那些碉堡都位於從外海看不到的地方,而且更奇怪的是射擊口一律向著內陸。我雖然不是軍事專家,但也可看出建堡的構想是:一方面減少被艦砲摧毀的機會,一方面等美軍登陸後,便可以以重機槍由背後偷襲,不過因美軍沒有進攻台灣,所以也不知我的理論是否正確。

調到松尾隊的目的愈來愈模糊,我們六名蕉兵每天在海邊散步閒蕩,有一天看到老漁夫們在海邊捕魚,大概年青人都當兵去了,只留下老人們拉網拉得很辛苦。我們過去幫忙,雖然漁獲不多,但老漁夫卻送給我們不少小魚。我們立刻在海邊就地坐火烤魚,享受上帝所賜的美食。

429日天長節(天皇生日)是我們到八里後唯一的假日。當天在校園有簡單的慶祝會和餘興節目。解散前隊長特別對我們蕉兵下令,不准去教室附近蹓躂,原來當天軍方正為上野隊派來一群慰安婦。最近韓國有一群曾經被迫從事慰安婦工作的年老婦女們,向日本政府要求人道賠償。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反省過去違反人道的惡行,早日向可憐的受害婦女們道歉並付賠償費。

那天,我因為無事可做,便決定去八里庄樂山園拜訪我的叔父劉清風。現在的八里庄是以海水浴場聞名,亦是台北市民休閒的好去處,但在當時卻是以樂山園麻瘋病患出名。美國籍的前樂山園院長,後來因美日戰爭回國,其遺缺即由剛從美國留學歸來的叔父代理。樂山園有許多隔離病房,其中一棟病舍並刻著我祖父的名字,那大概是祖父捐獻的吧!在當時痲瘋病患尚難以治癒的年代,都是在樂山園渡過他們寂寞的後半生。

當天叔父剛好不在,不過我在向女佣人自我介紹之後,仍得她親切的招待,她特意為我殺了一隻雞,並準備了豐盛的一餐。正當享受口福之際,聽到樓上有腳步聲,佣人立即示意我不要出聲詢問在樓上的是誰。等我辭行之後,她在門口小聲地告訴我,樓上的住客即是我們中隊隊長上野。好個細心的女佣人!讓二等兵和閒散在民家附近的隊長總是不好的。真沒想到皇軍軍紀在戰事接近尾聲之時,已鬆懈到這個地步了。 

七、由八里轉移七星、大屯

蕉兵隊在海岸期間幾乎無事可做。對於在台灣召集學生兵的理由有各種的說法,但我相信它目的只是將學生疏散到較為安全的地方,否則只分發日清戰爭使用過的廢槍,既沒子彈,也無鋼盔,怎能對抗美軍呢?萬一真的發生戰鬥,我們這些沒有武器裝備的學生兵,不但幫不上忙,恐怕反而會妨礙友軍行動吧。也或許上級司令根本不願意看到精英學生冤死於沙灘。

5月,美日二軍在沖繩島的激烈攻防戰,連日來槍砲聲不絕於耳。日軍受到艦砲陣陣的轟擊,傷亡越來越嚴重。55日端午節清晨,蕉兵隊再度奉令轉移至七星山和大屯山。我們調到松尾隊的六名蕉兵接到命令後,立即整裝出發,從此就再也沒有見過新井伍長了。首先搭乘的陸艇渡過淡水河後,便強行向目的地七星山鞍前進,在太陽西下時,便已全體平安抵達,從此又開始過著日復一日的高校學生軍校生活。

分配給我們的兵舍,是附屬於氣象台的房屋,能睡在蓋在瓦片且不漏雨的房屋裡,那都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在混凝土地皮上鋪一層稻草,上面再放條軍毯,那就是我們的高級睡床了。因為是在高山深嶺中,每到夜晚氣溫驟降、寒氣逼人,所以奧井、赤井、野田還有我即共用一條毛毯,四個人擠成一堆,以大家的體溫相互取暖,共同禦寒。宿舍內有日式廁所,所以不必再挖溝如廁,但偶而仍需清理糞桶。

早點名是在一公里以外的中隊本部,所以每天早上必須來回的奔跑,消耗不少體力。白天的工作不外乎挖土壕或者是洞窟,晚飯後則可自由寫信或讀岩波文庫等書。兵野學長擅長德語,所以常常大展歌喉高唱;有人則帶來「德語四週通」,有機會時我常借來自習德語,當時絕對想不到日後對我的求職有莫大的助益。記得1965年求職時,是由一個德國佬面試,它雖然是機械部主任技師,但他對我完全陌生,而我對他的本行亦是一竅不通。面試一開始,我便發覺他的英文帶有很重的德國槍,於是心生一計,立即問他:「Sprechen Sie Deutsch?」(你是德國人嗎)結果沒有幾句下來,他便大為讚賞地說:「會講德語的工程師必定是最優秀的工程師」。因此我即被錄取了,算算那都是30年前的事了。

來到七星山鞍後,除了挖洞窟外,又加了一樣工作,就是在標高1120的山頂上,以鏟子和十字撬開闢機槍射擊台。在地下幾寸深的地方全是大塊堅硬的古老大山岩,工作起來真不簡單,還好上級大概發現在山頂上修築射擊台沒什麼意義,所以不久便改令在路旁挖橫穴式的洞窟,它們不像是為戰鬥而設,反倒更像是為了保護學生安全而建的。這些橫穴式的洞窟似乎根本與戰事無關,所以上級並不十分要求立即完成。我們一直挖到戰爭結束才停止,最後洞深達十幾公尺左右。1995年回台時,我曾重遊我們駐紮過的七星山鞍,當年我們所挖的洞仍是清晰可辨,但只在外面拍照留念、思古。日軍在台灣地區早已失去了制空權,我們有時從山上可看到美機轟炸日本貨輪的實況。台灣近海中,有不少被炸沉的輪船。戰後十年左右,從海岸線火車窗口望去,仍是可見一些彈痕累累的沉船橫臥在沙灘上,默默地向人類控訴。 

八、山上的生活

駐紮於一千公尺高山上,沒有運輸用卡車,也沒有冰箱設備的部隊,為了生活必需品每天得派遣公差到位於台北市區的大隊總部領回糧食等日用品。在不到4個月的山上生活期間,我曾被派當差兩次。第一次當差的那天早晨,我和數名隊友共推一部板車出發。首先經過崎嶇又冒著硫磺煙霧,狀如地獄的山谷,經竹子湖到達草山,然後我們將板車停放路邊,只拿著空布袋走向台北。因有人提議,所以我們抄捷徑過於陡峻,耗費太多體力反而使我們感到非常疲勞。在總部領到米、鹽、糖、醬油、包心菜、和醃肉後,我們立即踏上歸程。此時每人肩上多了幾十斤的重貨,搖搖晃晃、走走停停,等走到草山時已是精疲力竭。將貨物放在板車上,休息了一陣子之後,便再踏上最後一段路程。本以為用板車搬運可以節省一些力氣,誰知道板車硬輪走在砂石路面,反而幾乎不能推動,害得我們差點就想將板車棄置山中。等我們終於回到部隊交差時,早已經過了就寢時間了。

有了一次經驗,第二次當然學乖了。我們只拿著布袋下山,一離開部隊,馬上到路邊向對面的卡車招手,示意撘便車。不久便有一部大卡車停下來讓我們全體上車。司機對我們說,一看到你們的裝束和綁腿的怪樣子,就知道你們是學生兵。他親切地將我們一直送到台北,在離大隊總部不遠的地方才讓我們下車。因為時間還早,我們只好到小吃店吃零食打發時間,有的隊友則乘機回家一趟。回程時,我們約定在草山集合,每人由自己負責撘便車到那兒。當時的日製汽車馬力不足,大家只能緩慢地上車,所以只要招手很容易搭上免費車。等全體在草山匯齊時已近黃昏,經過商討,決定走比較近的森林小路回去。走沒多久,前後左右已經暗得什麼也看不見。為了怕失散,我們以唱歌及吹口哨的方式來保持聯絡,背著重重的行李越過竹子湖到部隊約三十度坡度的岩石路,是我畢生難忘的經驗。

在山上,星期天仍照常放假,讀書、洗衣服、捉身上的蝨子或者睡覺都可以。某一星期天,有人提議去草山泡溫泉,於是我們一行人便浩浩蕩蕩地下山前往草山眾樂園溫泉。在收費口繳入浴費時,看到一群女人正從浴池上來,在浴室裡擦乾身體。我相信當時在場的蕉兵隊員都看到了,但大家都裝作視而不見、沉默不語。我想比起看見裸體美女出浴,便犯下殺部屬和奪妻罪的大衛王,我們蕉兵們的品德不是較崇高的嗎?

泡過溫泉之後,因為大家的意見不一,無法一起決定下一個行動,於是我便獨自去拜訪疏散到離草山不遠,叫做山子後地名的姑媽。她叫我「新坊」,和電視劇「阿信」裡的逃兵俊叫阿信有一樣親切的感受。姑媽特地為我煮了一鍋美味可口的甜豆,但因過分貪嘴的關係,回隊上後鬧了一晚肚子。

林茂生博士,是台灣知識界的大前輩。東京帝大畢業後,得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文學博士學位,他全家也疏散至山子後,所以我這二等兵才有此幸與他握手,甚感光榮。林博士在一年半後所發生的二二八事件騷動當中,被不明車輛帶走,從此再也沒有人見過他了。失蹤時,他是台大文學院院長亦是台灣報社社長。談事變使上萬的台灣精英們不是被殺,就是永遠失蹤。我想現在台灣社會族群不合的理由之一,就是當局欠缺誠意向二二八事件被害者家屬道歉吧!我的祖父和林博士的父親有親密的交情,家父名為「青雲」,便是林博士的父親林燕臣在家父留學日本之前為他命名的,表示青年人有青雲大志。

上小學的時候,我喜好集郵,當時日本政府指定許多有名的公園,如何蘇山、大雪山、箱根等為國家公園並發行紀念郵票。記得我當時收集的郵票中也有大屯山國立公園紀念郵票。年幼時的事情我不敢確定,但現在的陽明山國家公園可能就是日本統治台灣時期的大屯山國立公園吧。

自古以來,日本人以愛好大自然,尤其是植樹保林而出名。我家附近有位日本人,名佐佐木,年輕時由日本來到美國,從事餐館事業成功,之後擁有八英畝建地的房屋。他將庭園改成日本式,每年春天當櫻花盛開季節,便開放給市民參觀,甚得大眾的讚譽。

有一天早點名以後,為了修築中隊長和幕僚們的宿舍,我們全體蕉兵隊員,奉令到竹子湖一帶,採伐大量的材料,且又剝了很多樹皮以代替屋瓦,結果對青翠的竹林的竹林破壞殆盡。對這次部下自作主張、濫砍樹林的行為,連一向溫厚的杉原中隊長,也忍不住教訓大家。 

九、               飢不擇食

軍隊供給的食物越少,有時得自己想辦法採收比較細嫩的野草來代替蔬菜。雖然已事過境遷,但坦白說地說,我們也曾經從農田裡帶回「免費」的包心菜,洗菜時還聞道陣陣的大便味哩!

雖然是處在戰爭非常時期當中,但台灣的治安情形還維持得相當安定,所以七星、大屯一帶的農夫除了耕田時間外,大多放任水牛,讓它們自由活動。就我所知,駐紮於七星山鞍的某正規部隊曾經在山中射殺水牛吃,不過我們蕉兵可沒有那種口福,因為我們全隊連一顆子彈都沒有。

當我們為食物而愁苦時,我和另一名蕉兵被派去偷採竹筍,大概因為我是台灣人吧,萬一被發現時還可以跟農夫溝通。記得主日學老師教唱的一首兒歌說:「無論是多麼小的壞事,神都不喜歡」我恨不得能拒絕這種差事,但是在軍命不可違的時代,哪能如你所願!到達竹林間開始動手時,便發現一雙農夫的眼睛困惑的注視著我們,我馬上以台語道歉,並表示願意以所穿的衣服抵償。那次我們空著手回去交差,雖然沒有達成任務,但隊上的長官也不便責備。

為了果腹,我們得再想辦法。一位對研究植物有心得的隊友說,七星山中有許多的野生百合花,它的球根有大量澱粉質的有機物,可當食物。於是我們就將那些在微風中搖擺不定,看起來怪可憐的山百合花的球根挖起來煮。它的味道帶些苦味,像是吃芋頭,很有營養的樣子。

在海拔千餘公尺的高山上,還有很多蛇類棲息。我不知道這些長蟲是不是因為平地被人類開發了才移居高山的。當時有大量的蛇被我們捕食,蛇肉的味道不錯,但吃過後,我的皮膚長出濃泡,只吃過一次,我就不敢再嘗試一次了。

為了炊事燃料,我們每天砍伐伙房周圍的樹木。燃燒雜木所引起的煙霧,在當時剛好可遮住敵機飛行員的視線,但若在今天,恐怕會因污染空氣而遭取締吧。幸好大戰結束的早,否則七星山可能要改稱為禿頭山了。而今天台灣空氣污染嚴重,波士頓新聞報導「再過十年,台灣將會變成不適人居住的地方」,我們豈能掉以輕心! 

十、               歸省

五月底,美軍星條旗已飄揚在沖繩市,美軍作戰司令巴克那中將,力勸日軍無條件投降,以減少雙方無意義的犧牲。但日本守軍仍進行殊死突擊,直到623日守軍司令牛島滿中將和參謀長長勇中將切腹自決,81天的供防戰才宣告結束。(聚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史記載,巴克那中將於618日遭砲擊喪生。)

同事Bob Crane他的哥哥在沖繩之役陣亡,大概為了亡兄之痛,所以他時時故意迴避我這個來自亞洲的人。在豐中市教會的村山盛敦牧師的哥哥盛男,曾帶我去看出征士兵的歡送會,後來他自己也戰死沙場;前高雄市法醫楊國楨之姻弟,也在沖繩水域與軍艦共沉海底。我所認識的親友中,為二次世界大戰付出生命的真是不勝枚舉。

6月下旬,軍方突然放假三天。也許當局看到局勢險惡,所以才讓學生們回去跟家人做最後的團聚。我們這些家住南部的,乘車來回時間便耗去兩天,所以真正和家人團聚的時間只有一天而已。以前收到的家書,曾提及台南住家有些損壞,所以除了三弟留下看守之外,祖父母、父母、以及其他家人都已搬到新市郊外,叫做三舍的地方避難。當我搭火車抵達新市時,太陽早已下山,車站裡只有疏散開來此的旅客,此外冷冷清清的,沒有一個本地人。當我正為問不出三舍方向而傷腦筋時,如奇蹟似的,我看到三叔父劉子祥正從北上火車下來,原來他也正要去三舍向祖父問安。於是我們一起踏著月光,走過縱橫交錯的田畦,30分鐘後,才與賃居於陌生農家的家人團聚。三叔父的突然出現,難道不是神所安排的嗎?在徬徨中所發生的奇蹟,使我畢生難忘。

我的突然歸來,使全家高興的亂成了一團,連已經就寢的祖父也起來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所以他老人家在我第二天離家回營時,特別為我禱告。

寶貴的一天休假,大部分時間和小學三年級的四弟到小溪邊釣魚、休息。當天晚上扁桃腺開始紅腫,全身發燒,但在戰爭時期,身為軍人不能逾時不歸,所以隔天我便帶病北上。在台北車站下車後,搖搖晃晃地徒步走回七星山。隔天病得無法工作,結果被值勤加茂諷刺說:「為了不工作,才生懶惰病。」1987年,在東京與他重聚時,加茂特別為過去所說的話道歉說:「那時真對不起。」戰爭已經過去了,和平又帶回人們高尚的品德。

休完假回來的蕉兵們,帶回來了很多父母特別用心準備的美食。父親經營旅館的船越拿出大量的烏魚子和大家共享。在太平洋各地殘餘日軍繼續以熱血對抗美軍,甚至司令官以切腹來謝國時,想到我們這群二等兵們卻還在太灣舉杯享受烏魚子時,真是荒唐極了。不久,病癒後,我又再度參加日常工作了。 

十一、       割稻

7月下旬,在戰爭體制下,為了確保糧食,我們下山到士林幫助人力不足的農家收割稻米。

士林是台灣人發起反抗帝國主義的根源地,也是日本對殖民地實施現代化教育的發祥地。在士林芝山岩曾供奉著六位遇害的日本老師,且台北帝國大學預科也創設在士林。現在已開發成大台北的士林,在大戰期間仍是一片稻田,是蓬萊米的主要產地。

讓我先來談談蓬萊米的由來。本來台灣只生產不帶黏性的在來米,所以農學教授磯永吉博士,便在竹子湖設立稻米改良研究室,將日本米和台灣米交配選種。經12年的苦心研究,終於培育出適於台灣亞熱帶氣候的新品種,並命名為蓬萊米。今天很多台灣人的口味受日本化影響,比較喜歡吃蓬萊米飯,而在台灣長大的日本人的口味,也很喜歡台灣化的擔仔麵、米糕等等。

台灣物產豐富,所以雖在大戰期間,仍有充足的蓬萊米生產,只是日本人喜愛的生魚片不易入手,所以他們就以漁塭養大的虱目魚來製作壽司。雖然日本人吃得津津有味,但台灣人決不吃它,因為日本人不知道虱目魚是用大便養大的。有一點一直令真令人想不通,為什麼日本人吃生魚片卻不生病,是不是芥茉真有殺菌作用!

幫農夫割稻是當兵期間最快樂的工作。因為除了一天五餐之外,收工後還可跳入附近的灌溉溝圳洗澡。炎陽高照的7月,在太陽下工作是很消耗體力的,但是每天多出二餐,這對成長中的學生來說是很具魅力的,何況收工後又可跳進水中,和水牛泡在一起洗澡,聽水牛呼呼的噴氣聲,好像在對我們說話似的,真是舒暢極了。當時那有人會預料到,不到一個月之後戰事便結束了。

沖繩供防戰結束,生存下來的士兵們放下武器,向美軍投降。美軍艦砲開始向本州、四國等地射擊,在約二開大小紙張軍中報紙上登載著:「710日,上千聯合軍機空襲東京。」然而,對台灣只有例行騷擾性投彈罷了。

雖然戰爭已接近尾聲,但我們依然沒有武器,且工事也延緩,所以我們常在房舍內演戲或唱寮歌,要不然就在樹影下唱軍歌、民歌等。藤本兄以優雅歌聲唱出的「山野採花,日暮西斜,並肩歌唱,踏上歸途,幼年時代的朋友們,使我勾起故鄉情」,至今還在我腦海裡繚繞著。 

十二、      

7月下旬某日,大隊下達緊急召集合令,命我們急速向北投集中。集合沒有配備子彈的部隊,可想而知只是演習一下罷了。當從大屯、七星、竹子湖、草山來的部隊在草山亂成一堆的時候,我看到劉建祥、伊藤清等同學,他們因為在中學時代過分認真參與公共事務,所以雖然只是蕉兵的一份子,卻被派到重機械組---唯一使美軍害怕的日本陸軍兵種。建祥可能因接受要命的正式軍事訓練,以致肺部受傷,後來上大學之後,便因胸痛退學。至於伊藤,戰後雖又住過七星寮宿舍,但在隨日僑遣送回日本之後,便失去了聯絡。演習結束後,將機關槍扛在肩上,徒步回山。當抬著機關到武器庫繳回時,槍身早已陷進瘦弱的肩肌裡,痛徹心扉。

演習平安結束後沒幾天,美國就在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雖然災情慘重,但報紙上卻只以小篇幅輕描淡寫地刊載著:「敵國以新型強烈炸彈轟炸廣島」。今天回顧往事,其實日本或許有機會可避免挨原子彈的慘災,因為我知道至少有一人曾於事前聽到美國向日本警告,將投擲原子彈之廣播。台北帝國大學教授淺井惠倫在大戰末期,被徵召擔任通信部隊監聽官,他的任務是在新店小屋內收聽美軍英文廣播。8月初,他聽到「我們將用原子彈轟炸日本都市」的消息,並立即向東京參謀總部報告。可惜參謀們沒人知道原子彈是什麼,以為只是美軍的戰略,而沒用心去了解,以致喪失了挽救一場浩劫的機會。

戰後,淺井教授將那架高感度十四球短波收音機贈給他在帝大的好友,我的叔父劉青和。當我在台大電機系當助教時,還曾經修過它哩!那架差點可以挽救數以萬計的收音機,如今還放在姑媽家的客廳裡,每當我看到它,就會讓我想起原子彈投擲廣島的慘劇。

1945815日,當我在廚房整理煮飯用的雜木時,有人來通知說有重大新聞會播放,要所有人員注意收聽。不久收音機播出「玉音放送」(天皇的聲音),傳達著無條件接受波次坦宣言的詔,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也隨著天皇詔終於結束。當時我自己雖然不覺得,但是在日本人的心中,我的地位好像一下子提昇了起來。有一位上司竟然問身為二等兵台灣人的我說:「我們怎麼辦?」我以「你們對我不錯,那會有麻煩」來安慰他。這大概就是台灣人第一次出頭天吧!不過當然也有些日本人認為怎麼可以投降,「笨蛋」!

完好無損的台灣軍不太容易接受日本投降的事實,大家都默然沉思,無語問蒼天。不久,塗掉日本太陽標誌的軍機一次又一次,無力地在低空飛行著。在台軍人和日本人依安藤總督之令,沒人抗命,默默接受戰敗的事實。 

十三、       下山、歸鄉

831日軍方下令解散蕉兵隊,於是為期不到4個月,沒有任何軍事情況,且趣事多於痛苦的山上軍隊生活就這樣落幕。我們一面回首向留下回憶滿載的七星山說後會有期,一面向前迎接新時代的來臨,邁步下山。經過草山眾樂園門前時,突然想起目睹美女出浴的那一幕,不禁由衷發出會心的一笑。戰爭早已結束。疏散到草山的孩子們已不復見。我們順著草山街道、士林、宮前町、御成町、沿堀川(今新生北路)而行,那是我最後一次徒步由七星山走到設在台北高商的大隊總部。

大隊長訓話後,將全體蕉兵晉升為陸軍一等兵。授階後回到古亭母校,將廢槍和軍刀繳回入庫,並領回新配給的三罐牛肉罐頭,以及軍帽、軍鞋和綁腿等紀念品。在戰爭結束後兩星期,聯軍還沒來台以前就自動將「武器」繳回,恢復平民身分的蕉兵們,不能稱為皇軍,只能算是為了安全而疏散到山上的學生兵罷了。根據調查,學生兵陣亡和病死的數目乃是零。

回到七星寮宿舍,除了滿庭的雜草叢生以外,其餘都保持原來的模樣,大石舍監尚健在,寄存在二樓第六室的私人用品也都完好無缺。這時突然感到疲倦不堪,便倒在宿舍內呼呼大睡,等睡醒時已是隔天中午了。

離學校預定的95日開學日還有幾天的時間,於是我決定回鄉省親。到台北車站時,已是一片人海,根本無法上車。忽然心生一計,乃先乘一站火車到松山,然後由松山直接下台南。車經樹林、鶯歌等車站時,士兵和長官依依不捨之情景,感到軍人間的感情是何等的單純可貴。

學校再度開學,但是不久我得了瘧疾,回家養病,因此失去了在高校結交更多日本朋友的機會,只有少數蕉兵時代的分隊隊友成為我的至交。 

後記

去年(1994年底,從奧井雅衛兄寄來的聖誕卡得知有蕉兵令的存在,於是利用過年期間寫下蕉兵時代的回憶。為盡量忠於事件發生的時間,乃參考了「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史」。日本犯下大錯,侵略鄰國,掀起美日大戰。對這件事,我想有一位美國人也要負起部分責任。在日本明治初期,美國顧問 Rezendl對日本當局進言,認為欲維持日本安全,必須控制東南亞。他所提倡的大陸政策就是「佔有北自樺太,南至台灣的各島嶼,並以韓國和滿洲為支架」。日本是最會學以致用的民族,但那次卻囫圇吞棗,不加以細思便呼提案執行,導致日本國破家亡。我對日本蕉兵們為重建徹底破壞的日本,達到今天如此繁榮的地步所提供的努力,實在是非常的感佩。

在大部分日本人被遣送回國後,仍有石本岩根,太田賴常、齋藤齋等老師留下來,繼續任教台北高校。不幸的是,福山伯明在台北街頭遭中國軍用十輪大卡車輾斃,我和其他三名學生以擔架抬著遺體送回老師家,這是多麼淒慘的結局!等我們畢業後,這些日本老師們也回歸日本,從此台北高校便銷聲匿跡,成為歷史名詞。

打開校友簿,可以看到很多高年級生為戰爭付出了生命,而我們蕉兵是何等幸運,沒有被捲入這場前所未有的浩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