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高雄的回憶

　

　

    劉革新 （原文：日文） 1995年撰

  《半個日本人》第13章

在台灣有絕大多數的地名是日本人所取的。日據時代之前，眾所皆知「打狗」後來改成了「高雄」。根據綱吉的「生類憐之令」書中即知，不只是提倡愛犬的日本人，也會將之前的「打狗」改成後來的名字。

但說來羞愧，在台灣嘉義附近也有一個地名叫「打貓」，而打貓這個地名也在日本人佔領台灣之後改為「民雄」。戰爭結束後，上述的日本式地名也一直沿用至今，仍然是叫「民雄」以及「高雄」。

我的故鄉台南，不但是荷蘭人佔領台灣時以及鄭成功時代的名勝古蹟，亦是相當具有歷史以及文化上的價值；更與高雄一般，環山抱海、擁有相當壯麗的美景。我們孩提時代，最快樂的事即父母親帶我們前往西子灣海水浴場的時候。雖然故鄉台南亦擁有安平、喜樹、灣裡等海水浴場，但是在孩子的心中，其中與湛藍又澄澈的西子灣仍是諸多不同的。台南的海域因受濁水溪的出海口影響，即便是晴朗的天氣河水依然是泥濁不堪，絲毫不見其優美之處。

高雄神社即位於壽山，登高纜上更可將高雄市街的美景盡入眼簾。車子在更往上時，有一個高爾夫球場，但內部的樣子則已印象模糊。高雄高爾夫球場並非父親常去的球場，所以父親不大願意帶孩子前去。記得當時在上下高爾夫球場的坡道時，車子不太夠馬力爬上去，果然下山時，車子引擎即熄火了，這時只能靠踏著剎車板勉強的開下來。在當時「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年代，或許只踩剎車板駕駛是不大理想的事，但是這也是一種響應國策的作法吧。

父親在壽山享受高爾夫球之樂時，司機即帶著我還有哥哥下山，往鄰近的海水浴場，悠閒的漂浮在游泳池上。

昭和十年，當時尚未爆發日中戰爭，不過確有數艘日本海軍的新銳軍艦進駐高雄港，而一般的民眾亦可進入參觀。當時正值日本海軍的全盛時期，全面提倡南進論，此時美日之間的緊張關係也日亦彰顯。日本為了保有海域的制海權，在商船聚集的高雄港，亦須有軍艦的進駐。當時國際間為了赫阻各國建造軍艦的競爭，而在倫敦昭開了一場縮減軍事會議，自此日本的新銳戰艦也廣為世人所知。

求知欲極強的父親即與叔公錫伍，帶著我和哥哥前去高雄港觀看平日極為少見的軍艦。

我已不記得有多少艘軍艦停駐在港口了，只記得沿著岸壁確實有不少數目。我們即乘坐大遊艇出海，再由來回接駁的「加古」號帶我們前去軍艦，藉由登高梯登上甲板。當時不管是「加古」或者是「妙高」等新艦出現時，著實讓各國的海軍驚訝不已，而這都拜上述之軍事縮減會議所賜。

參觀軍艦內部樣子之後，父親以及叔公錫伍即座在甲板上的摺疊椅上，若有所思地凝視前方港灣。

戰後，關於「加古」號的事情真的令我難以忘懷，且日本戰敗後，仍有作戰力的軍艦幾乎都沒有了，但是我仍是有些許的擔心。

翻開戰史，巡邏艦「加古」曾經參加過「薩摩島海戰」，且擊落美軍艦隊的四艘巡邏艦，但最後卻遭潛水艦偷襲而沉沒在海底。昭和十七年八月九日的海戰，美軍提督亦曾表示，這是他們有史以來遭遇最慘烈的敗戰，亦承認「第一次所羅門海戰的敗北」。

言及「加古」，腦海裡自然湧現的另一艘軍艦「高雄」號。

函館戰爭爆發時，秋田藩的蒸氣艦「高雄」，在不知函館已被榎本軍所佔領的情形下，依然開進函館港口，順勢即被逮補編入舊幕府的艦隊中，與一起停駐在宮古灣的「回天」還有「蟠龍」想要共同擊退政府軍艦，驅除政府軍艦出港，不料反倒被敵艦追逐而觸礁。船身已不堪使用，後來乾脆一把火燒了讓他沉入海底。

不管是「高雄」或者是「加古」，似乎結下了不解之緣，紛紛遭遇沉落海底的不幸遭遇。

另外仍有對高雄的回憶。今天的高雄市已經是相當現代化的都市了，不管是在工廠地帶的加工區，或者是商業中心地區，都是有計劃的建設。但我在大學時代的某個夏天前來造訪高雄時，當時仍是一片斷垣殘壁，猶如廢城一般。

有一天，我與郭東飛、石玉峰二位朋友，閒來無事即前往港灣的入口處登上燈塔處；還有到防波堤附近的晃晃，但仍然是什麼都沒買。

與我同行的石玉峰，是我大學的棒球隊隊員。他是台大預科出身、機械系的高材生，後來卻在友人的勸誘下加入了國民黨，之後即被國民黨所逮補，下場極為不幸。當時我們尚不知道他是「被通緝」者的身份。有一天，石玉峰一臉憂愁樣的出現在我家門口。

當時我正感冒而臥病在床，他一來即是一副怕被人發現的緊張模樣想要與我商量，隨即又慌慌張張的回去了。想不到那一次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

戰後不久的台灣，若擁有一個短波的收音機，那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但當時的報紙以及收聽電台都是在政府的管制下，若想藉由收音機收聽到來自海外的消息，那些根本是毫無用處的。而當時，國外製的收音機尚未在台灣開放，但是略知電氣知識的我，即利用長波收音機改造成短波，也因時常出入收音機行，而跟他們漸漸熟捻。

有一天，我隨收音機行的「東榮」，一起進入停泊在高雄港岸壁的美軍軍艦中，向美軍購買短波的收音機。船員二手臂上皆有刺青，且相當魁梧，最後以極低的價錢買到了短波收音機。但在我登上甲板的同時，真擔心會不會發生什麼事。

從前，吉田松陰犯的幕府的禁忌而企圖逃亡海外，即拿登高梯登上停泊在下田沖的黑船，對於他的勇敢真的是相當佩服。但結果松陰並未達成隨美軍出港的企圖，悄然地返回陸地。幸好我不但買到了短波收音機，且高興地下了甲板。

之後，吉田松陰又再度企圖以秘密出駛的方式逃亡，最後仍是被判處以死刑。

後來，我又再一次隨著東榮前去高雄，且徘徊在當地一家收音機行前，最後我以二十塊美金的價格買了一台中古的超短波通信器。外型仍然新穎，且沒有電源裝置以及天線。之後，我將收音機帶回大學的研究室，同學看得莫不投以羨慕的眼光。

但是後來卻變成極為糟糕的事情了。因為當時台灣下達戒嚴令，所有通信器的持有者皆被以間諜論罪，這實在是相當無理的一件事。當時為了修理收音機，必須有真空管時，如果不交換舊的球的話，他是不會賣給你的。不只如此，若要購買二瓦特以上的抵抗體或者是電流計時，都須經過警備司令部的許可。

有一天，為數不少的台南憲兵隊將我家團團包圍住，進行側底的搜查。後來，我的堂弟蔡永賜即前往附近的派出所詢問，這才知是因為有人向警局告密說，他們家的孩子「革新」藏有通信器。後來他們雖然什麼都未發現即揚長而去，但是就是因為我的疏忽以致引起了父母親的擔心。

來到台北的永賜，馬上就向我報告這件事。我則是非常的不高興，在隔天的弱電實驗課中，直向同學大吐苦水。

但是由將軍的兒子陳迪以及蔣緯國夫人的胞弟（我已忘了他的名字）與學生之間的座談會。也為了這些無常識教師的安全，他們拿去通信器而給我二十塊美金。

台灣當時的情形就如同幕府末年的日本一樣，被冤枉的事件時而可聞。順帶一提，台灣自從一九四九年實行戒嚴令以來，行政權以及裁判權都歸軍政所屬，直至一九八九年解除戒嚴令，如此長的時間更是創下了世界紀錄。

我一生中，曾經進過拘留所一次，至今想起來仍是覺得不可思議。當時我在高雄火車站下車，這才發現我忘了帶身份証，後來即有一群和我一樣被帶入警局中接受調查審問。其中有一個看起來就是鄉下來的農民，一個勁的用台灣話向警察解釋，後來犯的同樣罪的我只好充當起翻譯了。當時，一般民眾普遍不會說中國話，但警察又不懂台灣話，那種情形與尚處於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沒什麼兩樣。警察在得知我在大學當助教之後，高興的叫我充當臨時的翻譯。

但甚感困擾的仍是，假若不能出示身分證明就不能放行。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只好打電話給我中學時期的學長楊國楨，請他聯絡我台南的兄長，請他特地坐車來高雄接我。當時真是厭惡至極，我寶貴的一天暑假就這麼在高雄浪費了，還白跑了一趟。

政府以全面反共的名義實施戒嚴令，帶給人民的困擾無一不是，每一個人都是敢怒不敢言。不但開車時須有駕照、下火車出口須展示身份証、與照片長相不符者不行等等，如此諸多種種毫無意義的惡劣作法，政府一直到許久許久之後才開始領悟。

戰後，台灣急欲舉辦所謂的「省運」，為城市與城市間、企業與企業間、學校與學校之間的對抗運動競賽。妻曾在學生時代，以排球隊選手的身份參加在台中舉行的省運；而我也曾經代表台灣大學的棒球隊參加在高雄舉行的比賽。

在高雄的省運會開幕之前，我們即與在球界中素以南溟的巨鯨自稱的高雄中學舉行練習賽，我以第二投手的身份參加，但因只是友誼賽結果我倒是忘了。

比賽當天，出乎意料的有相當多人前來觀賞，包括了在台南的兄長亦前來支援。但是比賽卻在第二選手都未出場的情形下結束了。如此正式的比賽，我竟然只在外野處熱身即宣告結束了。

高雄是南進基地的其中之一，且位於台灣的最南端，由此可見其交通的重要性，也因此才有新高雄火車站的興建計劃。但是過分的是，當時車站的預定地歸父親所有，政府當局卻以極為便宜的價錢強制買收預定地。父親對於這個命令相當的不服即與政府打起訴訟官司，因對象是政府因而一直上訴至日本最高法院，結果當然是強的一方勝訴。根據兄長所說的話，當時政府只以一坪台幣二元購買父親的土地。當時是以振興台灣的製糖業為由，必須強制買收人民的土地，這無疑是在日本殖民地經營政治上，留下了不可抹滅的污點。

號稱民主國家的日本，成田機場的土地所有權問題，至今似乎仍是懸宕未解。我在三十年前移民美國時，當時政府計劃興建一條通達加拿大的道路。如此一來必須破壞街道的某一部份，但當時道路預定地的住家則宣稱，若不支付補償金絕不退讓。後來則因越戰的開打而暫停工程，一直到越戰結束才又繼續工程，不過到最後卻因資金不足，只興建了二哩即告終止。另外在日本，為了解決交通擁塞的問題，計劃在東京興建環狀道路，但道路徵收問題亦是歷經十數年依然是懸宕著。

不論身處於那一洋，土地問題一直是民主國家中難以解決的問題。但在強權主義下的台灣，利用強權強制買收土地的制度，也一度招來住戶的武力抵抗，在台灣政治史上亦留下的不可抹滅的污點。

最後引述在我實驗室中工作的美國人蒂卡羅所講的話，他在之後調往高雄的某一間工廠工作，當他在看到在熱帶太陽包圍下、與碧藍天空綠海相映之下的「萬壽山」，直誇高雄真是個好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