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上隨想  『悲劇如斯避免了』--- 也懷念石慶璋醫生

　

　

劉革新 （原文：日文） 1994年撰。

譯文見於劉克全編《永遠的劉瑞山》2004年刊 p.300-303 ；《半個日本人》第9章。

1994年（日本平成六年）的秋天，為了探視母親回到了遙遠的故鄉台灣。而我對台灣的思鄉之情，在每次聽及中學時代的好友返回故鄉時，心中的思念更是加倍。

此次結束短暫的訪台之行，回程的華航第十二班次正在返回美國的旅程中。拜現今科技所賜，機身飛行平穩且甚少有噪音，如此我才得以舒適的將我現在所想的事記敘於文中。

以前，從台南一中的正門出來越過鐵路，在往三分子的途中，正右方即是一片廣大的台灣人基督教墓地。我的曾祖父（劉光求）是清朝的一名軍官，在遠渡來台之後改信基督教，死後即葬於此地，另外有許多親友也葬於此地。原先那裡即是工廠建設的預定地，在當局的命令下，只好將墓地遷移。遷移地即是位於台南市南端的機場附近，當時是一片荒蕪無人煙之地。

在我的家族慣例中，若有遠行者返回故鄉的話，第一件事就是前往墓地參拜。當然我們亦是特地載了滿車的鮮花前往墓地。途中時而可見台灣人的墓地，但大多是長橢圓形的墓地，猶如是女人懷孕的樣子，或許說是因為死後想再回到母親的懷抱裡吧。

不久即到達目的地了，到處可見長比人高的墓碑林立。而今年亦適逢父親（劉青雲,1894-1982）百歲冥誕，捧著鮮花站在墓前禱告。剛好，有一架波音飛機從附近的空軍基地起飛。發生很大的噪音，這樣父親不就不能安眠嗎！

想起我們中學時代時，經常出勤至台南航空隊服務，而他們是由菲律賓移轉，由大西龍治郎中將所率領的台灣最初的特攻隊，叫做新高隊，關於這些將會在後述提及。

但是，這個墓地並不單只有台灣人，另外還有英國人巴克禮博士以及日人高橋先生，另外還有我父親的恩人秋山先生等，亦長眠於此。在此略為敘述秋山先生的事蹟。秋山先生是日本甲府市附近中巨摩郡人，明治末年任職於台南警察官；生性樂道書法，總是可見其端正座姿揮籇毛筆。當他仍年幼時，求知欲強的父親經常是等在秋山先生的門外端看秋山先生寫毛筆字，兩人也因此結為莫逆之交。秋山先生在確知父親的確是相當好學之後，即帶著父親前往日本。但是當時父親仍是蓄髮辮慘遭不良少年的毆打，後來父親也因此鼻樑略有偏歪。幸而當時的秋山先生幾度拯救父親脫困，成為父親口中的恩人。戰敗後，日本離開了台灣，家兄即在荒草埋沒中找到了秋山先生的墓碑，隨即將秋山先生的墓移至巴克禮博士的墓旁。

突然眨眼之間，看到了昔日對我照顧有加的石遠生醫生的墓碑。我在中學年二年級時，罹患了台灣圓癬，幾乎變成了滿頭的白髮，幸而得石醫生之助，方能治癒。另外還有在戰後不久，隨即台北高等學校的課程又再度復課，我則因惡性瘧疾不得不暫停課業。就在陳儀將軍上任的10月下旬，辦理休學返回台南家中休養。家裡的人莫不憂心忡忡我的病情，隨即馬上請來石醫生替我診療。石醫生開給我當時極為昂貴的特效藥Quinine以及Antipyine，果然在二個星期後，我就能返回學校繼續我的課業了。

對石醫生的回憶當然不只於此。石醫生的公子石慶璋，在昭和十七年（1942年）自中學畢業，隨即儘入父親的母校台北醫專就讀。但是，後來卻因細微的事情被當作是思想犯而被捕入獄，禁錮在台北刑務所長達一年以上。我為了得知真相即前往石先生的親戚家探訪，他的親人告訴我說，他只因說了一句「日本大有敗北之勢」，而被特務聽到了隨即被捕入獄。曾經在德川幹子的著書中提及了當時的情勢，「若說日本威勢大強，果真就能戰勝」，難道是石先生的友人向日方告密嗎？

隔幾天後我返回台北，即前去拜訪高中時期對我照顧有加、許久不見的姑媽楊劉秀華，並且提及了石慶璋先生入獄的事。即使時隔五十多年了，但姑媽仍是記憶深刻。

姑丈楊基銓，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隨後任職於宜蘭郡守以及台北市的商工課長。

昭和二十年（1945年）過春之後，石遠生夫婦即遠到前來拜訪姑媽，並告知石慶璋先生的情形。他們夫妻是因為姑姑以及姑丈而與日本人交友廣闊，因此前來拜託姑丈他們。請姑丈立即前往判事所。就在美軍轟炸台北市不久，姑媽突然接獲慶璋先生的假釋通知，她立即攜帶僅有的一丁點配肉前往事務所。一見到慶璋先生，當時他全身罹患阿爾巴赤痢，且身形骨瘦如柴，根本無法站立。一見到這種情形的姑媽立即將帶來的肉給他吃。據姑媽說，這是她一輩子難忘當時情景。

之後，我利用回台南的時間，前去向慶璋的同學詢問有關此件事。因為慶璋與吳思漢（本名吳調和）一同入鏡的照片被日本特務盯上了。吳思漢中學曾四修後來進入台北高校，再進入京大醫學院就讀。是一位戰時曾遠渡大陸重慶的熱血男子。後來，吳思漢身邊的人均被嚴格盯上，或許慶璋亦是遭此牽連。

吳思漢在戰後即直接來到台灣，因他曾經參加過共產黨而備受國民黨盯囑，之後即消失在刑場。

日本殖民地時代的台灣，因其權立的濫用，曾引起高山族以及漢族的反感，幾次發生過流血暴動事件。當時的情形可在「台灣警察沿革史」一書中可見，並非是我重提不愉快的往事。與我的家族間亦有相關關聯，只是揭發其惡行。

在我小學時，曾與父親（劉青雲）一同前往剛開幕不久的高雄西子灣溫泉。正當父親以肥皂抹擦身體時，突然有一個男子自澡盆中沖出來，給了父親一記過肩摔。當下尚不明白原因時，父親只能以手匆忙遮掩重要部位，跑到外場請求求救。這才知道因為父親剛經過時，碰到了那位男子的肥皂，僅只原因而已。而那的男子即是台南憲兵隊的隊長。

    日本自明治起而至昭和初年，有所謂的「小僧」，台灣或許也應有類似的童工。昭和十年（1935年）左右，叔父劉清風自美留學歸來，即在台南市開了一間清峰醫院。他也僱請了一位小僧幫忙。

有一天，警察來到了叔父的醫院，向叔父說他要看叔父購買的「朝日畫報」。隨即迅速的翻了一下，立即收押畫報。最後雖是不審，後來終於知道原因了。根據警方的說法是，因為有人將自畫報上的天皇陛下的照片剪下，寄至警察局。後來警察局立刻拿出購買朝日畫報的名單，再一間一間進行調查，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叔父藥局裡的小僧所作的事。

依據兄長所說，之後小僧被捕，雖未遭嚴刑但亦被置留拘留所數天。結果即是父親出面向警察陪不是，這才解決了。也幸而父親的高爾夫球友中有位警務部長，這才得以善後。

但是之後那位小僧下落如何則不得而知了。或許是被徵召至那一國當軍夫也說不定。有關這件事，當時的官憲恐怕並未向外界說過。即使當時這件事並未成為新聞，但是天聽民聽，或許天皇會說「何以如此對待我的子民！」情形或許又會不一樣了。

在我孩提時代，亦曾經被高年級生修理。原因是因為，在上學途中，不小心踏過他才剛擦好的地板。即使時序已過六十餘年，現在在公司亦會相當注意，問過拿拖把的清潔工友，是否可以經過了才過去。

小學四年級的音樂課中，只是因為好玩敲了鋼琴鍵盤一下，隨即挨了中村老師一拳，使我的眼睛差一點失明。所謂「和尚可恨連袈裟都恨」，自此我一生遠離音樂。

昭和十九年，爆發了賽班島激戰，而我們則是為了萬一美軍登陸的應戰，在灣裡海岸邊進行戰車壕的建築工程。沿著海岸線挖掘深壕，埋入約六尺粗的木麻黃樹幹，防止土砂崩落。當時負責監督的神保老師則是拿著紅白相間的測量棒站在堤防上，突然即往我頭上敲下去，大聲斥責「就是有你這種奴才日本才會節節敗退」。至今五十年過去了，但他當時的辱罵仍是難以釋懷。因為樹桿與樹桿之間的距離必須相當準確，而我只是用兩手大約測量一下，才會惹來老師的斥責。所幸頭骨並未被老師敲破，否則今天我也無法勝任工程師的工作了。目前我任職於半導體製造裝置公司，設計的即是十萬分之一厘米都需相當精確的機械。或許當初拜他所賜良多啊。

昭和十八年（1943年），就在神保老師轉任台南一中之前，任職淡水女學校。當時因為戰局的轉惡，課業也一度中止，更是連日趕工築壕。因此曾有過土木經驗的神保老師即被委以重任，教導學生製造擬裝網，那是將裝置在第八十四部隊船舶隊的擬裝掩蓋。另外還有指導前述隻戰車壕的建構作業。

或許是說壞話、口不擇言，他是一個暴力老師且對不用心的學生相當嚴厲。學校中是擔任地理老師，上課多半是教導與戰局有關的地理位置，或者是教我們畫大東亞共榮圈的地圖。例舉他的測驗題目，諸如「立德島之戰為何稱之為天王山之戰，試說明其原因。」之類的。回答最好是有關於美日戰爭間的事情，切勿多加舒發自己的觀點，否則可能會淪為跟慶璋一樣的結果。

以上就是我親身經歷的事件，尤其是像我們這種他民族，更是容易被日本人體罰。我想這或許是因為日本長時間接受封建時代的武士階級觀念吧。也或許是說老師們在教導學生時，相當求好心切，因此不容寬赦施以愛的教鞭。

當然日本人當中，也有很多像杉原千畝那種犧牲自己，救助數千名猶太人難民的好人。當我正文思泉湧，接續不斷時，突然空服人員以不太標準的日語問我需不需要茶，她大概以為我是日本人吧！抬頭一看飛機指示板，知道飛機已飛越國際換日線，正接近安克拉治中。此時鄰座的一位中年台灣婦人也開始跟我交談，她是因為二個女兒在美開學在即，所以一起搭機返回紐約，她說她只有在寒暑假時，才得以返回台灣與丈夫相聚，真是典型的天下父母心啊！但當我對她說台灣的高中教育比美國好時，她以不相信的表情做回答。

為了加油以及清掃機艙，座機在安克拉治停留一個多小時，然後再次起飛，直接返回美國本土。

常言道：「求，就得著。」，如今我越來越相信這句名言。幾天前，當我從台南東門走向州廳附近的照相館時，經過高砂街，看到一棟建築物上寫著「遠生醫院」。當我探視裡面時，正巧與一位老人四目相接，越發覺得他像石遠生醫生，我立即趨前詢問：「您是否就是石慶璋醫生？」他回答是。

慶璋先生曾經在刑務所內被嚴刑折磨一年之久，所以乍看之下，比一般老人蒼老許多。自我介紹之後，我幾次想向他打聽一些消息，但他總是客氣的表示當初只怪自己不注意所引起的。也許長期經過酷刑的人，才會深深體會出何謂「禍從口出」這句警言吧！

不久，因為陸續有病人上門求診，所以我只得辭行。然而為了怕這件事情就此煙消雲散，所以我仍是想盡辦法想要再次問問事件的當事人。台灣的空氣污濁，才幾天我就開始咳嗽，這麼一來真是因禍得福，我可以以此為藉口再次前往遠生醫院。雖名為求診，但實際上是別有目的的。慶璋醫生除了開給我三天的藥份之後，因無其他病人等候，慶璋醫生終於娓娓道來，說出深藏在心中五十多年的歷史。

未談慶璋先生的故事之前，我想先談談當時日本政府對待殖民地老百姓的情形。我有一位親戚（劉清風），因為當時的台灣尚未有機會接受現代化的教育，因此他即前往日本同志社求學，畢業後又再遠渡美國繼續學醫。他的弟弟（劉青藜）則自中國廣東中學畢業後，亦前往美國留學，專攻農業。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因二兄弟都是留學日本人稱之為敵國的美國，因此哥哥的診所時常被情治人員給盯上。不得已的情形下，他只好關閉診所，前往八里庄，擔任痲瘋醫院院長。弟弟則因日語程度低，怕被認為有不愛國之嫌，乃特請台南一中的落合老師教他日本語。雖然他已拼命學日本語，最後仍是遭到關置刑務所的命運。

言歸慶璋先生事件。有一天，一群日本特務闖入宿舍，將慶璋先生還有數名同寢的學生一起逮捕。這些學生們經過長期日夜的酷刑凌辱，並在預設陷阱之下，簽下了違反事實的自白書。在對質時，眼見一位很熟的刑警，原來竟是每天見面打招呼的送報生。因為事件的當局是特務，校方也無力拯救學生們。另外一方面，特務更是不准學生通信。所以慶璋的父母一直到事件發生許久之後，才從其他醫學院的學生口中得知此事。

昭和20年（1945年）3月初，日本當局下令召集四年級以上的中學生入伍，而我亦是其中一員。慶彰先生則是繼續被拘留在台北刑務所裡。同年5月31日，美軍轟炸台北，刑務所以及鄰近的台灣總督府「今天的總統府」也都難以倖免其難，被拘留在刑務所裡的著名台灣人律師歐清石先生亦被炸死。聽說當時有二百多人埋屍在總督府下，包括我認識的昭和町教會藤田牧師。

岩淵先生在台南就職期間是我們的鄰居，同屬日本基督教會「今民族路教會」。慶璋先生，之前曾因台南一中的同學郭朝三之邀，而前往參加教會青年主日學，當日的老師就是岩淵老師。朝三先生後來參加日本海軍，卻在賽班島之役戰亡。他的妹妹淑姿小姐，後來和朝三先生的同班同學葉盛吉結婚。但盛吉先生後來亦是慘遭國民黨槍決，曝屍馬場町。只有慶璋先生得天之助，在美軍開始轟炸台北時，經法院岩淵先生以身體健康為由，慶璋先生得以假釋出獄。楊基銓先生在接獲假釋通知後，立即以保證人的身分，僱人到刑務所，將病弱的慶璋先生放在板車上帶回家。別說是石遠生夫婦，連一同前往救援主日學學生的岩淵法官更是高興的涕流直下。

回到台南之後，慶璋先生在父親的細心照顧之下，原本孱弱的身體也漸漸回復健康。同年秋天，戰爭宣告結束，慶璋先生則北上繼續他未完的學業。但當他一想到其他被炸死的同學，自覺他有多幸運，得以茍全性命，如此「悲劇如斯避免了。」。在與他的談話中，慶璋先生多次說：「感謝主」。

後來聽說那些警察、憲兵等情治人員，在戰後比一般老百姓早一步逃離台灣，但如果慶璋先生想要加以報復的話，他仍是可以有辦法可以向他們討回公道。但慶璋先生雖然受了一年的嚴刑苦打，他卻一直表示他不恨日本人。因為他認為他們只是一些下級的特務，為的只是建立一些虛偽的功勞，只是一些沒有政治見解的人，只是想捉一些政治思想犯罷了。反觀時隔五十年後的今天，仍是有人想盡辦法追查納粹黨餘黨，想要「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如此冤冤相報何時了，如此「在地上如同在天上」的理想何時才能實現？「愛你的敵人，為迫害你的人禱告」，照著耶穌的教訓，更實踐耶穌聖言的慶璋先生，我真的是由衷尊敬他。

最後對各位台南一中的畢業校友要求，當有一天你有機會造訪台南時，也在您品嚐過擔仔麵、米糕之後，請您順道前去遠生醫院探訪慶璋醫生，地址是建國路183號，他夫婦倆皆精通日語。

機艙內已開始播放體操影片，再過不久飛機就即將安底甘迺迪機場。從台南出發到康州的家門口剛好是二十四小時，因為我忙著寫以上的回憶，所以並不覺得疲倦！